大众文化下的“选秀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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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电视作为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成为现代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与平民百姓的精神需求息息相关，各大电视台制作了许多节目也是应时而生，例如新闻类，体育类，综艺类，让人眼花缭乱。近几年，在各大电视台中，更是掀起了一股以“选秀”为主的电视娱乐节目热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卫视王牌节目《超级女声》、《快乐男声》。2004年的夏天，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开辟了选秀节目的先河。随后，各家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辽宁卫视的《激情唱响》、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等等，各大卫视争奇斗艳，都各自吸引了不少的观众。但是，千篇一律的选秀节目让很多观众兴趣渐退，产生“审美疲劳”，节目的收视率不尽如人意。同时，电视选秀节目的发展环境大不如前，观众的审美要求有所提高，广告商有了更多的选择，广电总局又有相关的政策限制。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选秀类节目的寿命快要到了。就在各家电视台纷纷转战其他种类节目的研究时，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快乐男声》却依然独领风骚，扭转了选秀节目的僵局。[1]本文将从“草根”卖点；评委效应；独特标签；粉丝效应等四个方面来具体解读。

一、草根卖点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越来越趋于平民化、草根化。电视选秀节目不再像最初的评委制决定选手谁去谁留，而是更多的由场内外的大众评委来决定。通过短信投票、微博话题讨论等方式，节目组已经把选手最终的结果决定权转交给了观众，充分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充分利用了选秀节目的受众资源来增加更多的关注度。而其中的草根选手得到的关注度并不亚于当红的明星。而草根选手吸引观众的特质又有哪些？

（一）非专业选手。参加比赛的许多选手都是经过正规的培训，专业院校的教育，歌唱水平很高、善用技巧，但每年的比赛又不乏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草根选手。“草根选手”或“民间选手”最近几年以猛烈的速度发展并扩大起来，势头很足，并且，这些非科班出身的“草根选手”的迅速窜红更是得到政府及民众的支持。有学院派到非学院派的转变预示着中国泛娱乐时代和草根时代的到来，也代表了我国经济发展下的娱乐市场走向了更加自由更加宽泛的时代。

（二）家庭出身。总体来看，草根选手的家庭出身普遍比较寒酸。纵观娱乐圈，细细历数，草根出身的选手大都家庭一般，甚至还有为了缓和家里的情况，替父母还债而不得不进入娱乐圈的情况。比如07年快乐男声选手张杰，虽然他曾获得2004年《我行我秀》冠军而进入娱乐圈，但是由于合约问题，他一直都屈身一个小房子里，父母依然在四川老家的一个小铺子里买米线。虽然他上了一所师范大学，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但他唱歌的水平完全不逊色于其他专业选手。相应地，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努力，不断地克服困难与非议，把握住难能可贵的机遇，才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在这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社会，草根选手要想在娱乐圈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付出比专业选手更多的汗水和努力才能获得夹缝中生存的机会。

（三）天赋遇上机遇。对于任何一个选手而言，能够进入复赛肯定有一定的天赋或基础，再加上有这样一个竞赛的平台，才得以大显身手。因为这些丰富多彩的草根文化撑起了这些娱乐的大舞台，是大多数观众茶余饭后的调味产品。而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支持也往往是草根选手最大的目的。如果你真的有才艺或能力，独特的个性和闪光点，你还可以一直拼下去，有可能走到全国人民的眼前，大放异彩，收获众多的掌声和呼喊声，李宇春的成名就是一个例证。

二、“评委”效应

在广电总局“限娱令”的控制下，各电视台不敢再将重心放在为了博取观众的眼球上及低级趣味上，近年来，由于选秀节目的数倍增长，惨烈竞争的态势已然蔓延到了台下评委席，评委成了各个节目争抢的对象。选秀节目评委比选手更有话题性，各大节目都花重金请相关名人、影帝、影后等当评委。这也促进“评委”这个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一个新兴“行业”，不少名人都乐意坐上评委席。这些年最活跃的评委，如包小柏、高晓松、朱桦、小柯等，都是音乐圈中长于表达的音乐制作人、歌手，资历深，专业素养毋庸置疑，因此很受选秀节目的青睐。据悉，这种行情还催生了评委经纪这一新型市场。[2]坊间有一句话，谁拥有了好评委，谁就有了收视率。节目中的主角已不再是选手，评委的“脱口秀”成为节目的“戏码”之一。“评委”们如何迎来事业“第二春”的新闻常见报端。后选秀时代，理论上应该甘当绿叶的评委们，早已蠢蠢欲动从新秀手里抢“主角戏”。选秀产业或许仅锻造了一个“李宇春”，但评委们却领取了无数本名利双收的通行证。身价、名气就像坐着“跟斗云”往上涨，完成了“自我救赎”，实现“第二春”井喷，又捞一把走红资本。最终，观众们只能叹一句：选秀节目，红的只有评委。

三、独特标签

以2013年的“快男”为例，口号是：想唱就唱、听我的！依然延续着“快男”品牌不变的精神与时代脉搏的变化。这是极具自信的呼喊，带来年轻人渴望世界听我一次的呼声，一万个不同的人就会有一万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表达。而这所有的声音和表达都汇成一部生动的中国90后白皮书，汇成快乐男声的核心价值。

（一）想唱就唱。快乐男声永远是低门槛的平民歌唱盛宴，想唱就唱也是不变的潇洒姿态，面向所有想唱歌、想发声的人。海选依然是所有平民的聚会，水平从高到低，风格从雅到俗，这是快乐品牌不变的包容性。而最可贵的是，来到这个舞台，尤其是海选舞台，每个人都是真实的、鲜活的，这与所有专业选手参加的比赛有着天壤之别。

（二）听我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我”成为快乐品牌越来越鲜明的时代标识。因为快乐“男声”是年轻的领地，必定有纯真的梦想、追逐与勇敢。“听我的”是年轻的呼唤，将“要世界听我歌唱”的渴望推到极致。选秀节目也培养了不少属于自己的艺人，每一个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刘忻：“我也曾经和你们一样，站在烈日下，排着长队报名，参加比赛。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放弃，梦想就不会抛弃我们。”俞灏明：“我也是从《快乐男声》这个舞台出来的，人生的道路很长，充满未知数。如果在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会收获很多，比失去的多很多。真实是偶像最重要的特质，如果你的才能略逊一筹，没关系，后面可以补足，但你必须真实，在舞台上展现真实的自己，这样才能打动别人。”魏晨：“一个能够代表时代的偶像，不仅仅是光鲜亮丽的外表，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青少年的榜样，能够正面积极地引导他们，要有责任、有担当，面对困难永不放弃，不管未来如何改变，都要积极面对。”洪辰：“不要紧张，放轻松，不要总是想怎么样才能吸引评委老师，也不要总是想怎么才能晋级，只要把歌唱好就可以了。”武艺：“首先要放松心态，一定要有自信，然后很多选手问我有什么保护嗓子的好方法，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早点睡觉……最后要注意眼神，不要飘忽不定，眼神一定要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摄影机会自动来找你，评委也会觉得你很坚定，会给自己的形象加很多分。”曾轶可：“看到今年的报名现场这么热闹，我很激动，真的，好像又回到了过去。我非常关注今年的比赛，因为我自己是原创歌手，所以对比赛中会弹吉他的原创歌手更加关注。”2013年快乐男声总冠军华晨宇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要说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例如：火星弟弟、怪咖、音乐疯子等等。可是他总能将既定的标签一个一个撕掉。当你说他可爱，他马上摘掉眼镜化身大玩摇滚的主唱大人，你说他幼稚，他又能说出很多超出年龄的真理，你说他勤奋努力，他又无时无刻不让自己吃好睡好。就是这样时时给人惊喜的歌手，才能在粉丝心中永葆新鲜感。

这样的一个形象，与快乐男声的打造和公司团队的包装是分不开的。湖南卫视就是这样用心打造出各种风格，才能出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人。四、粉丝效应一个电视节目的运作，离不开粉丝的支持。从受众的视角出发，正确把握大众传播效果、社会效果，满足了受众需求、贴近受众以及与受众有效互动。正是拥有了固定的受众作为基础，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才得以在十年中创造一个又一个收视神话。湖南卫视策划组把观众群瞄准10-25岁未婚女性，观众中势必有一批同样爱好音乐，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比赛的人。该档节目在播放选手比赛实录的同时，就可以吸引这些心存遗憾的观众，对音乐的爱好使得每个观众心中都有一杆衡量选手歌唱水平的称，通过比较，观众能够引起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观众在观看选手的同时，内心势必会对某一个选手产生好感，这种好感随着比赛的进行将逐渐增加热度，从而得到一个感情的升华。人们通过观看节目，可以将自己的兴趣需求融入其中，从而满足自身兴趣的需求。美国学者J.A.巴隆首次提出“媒介接近权”的概念。所谓传媒接近权即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快乐男声》（快女）与受众的互动充分体现了受众对媒介的接近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选手与现场亲友团的互动。亲友团高举自己喜欢的选手画像或加油词，高呼她们的名字，选手在舞台上也与亲友团进行近距离的互动，从而不断推动比赛的高潮式发展。2.观众的互动投票。PK赛中，选手的去留权首先在于大众评委；其次是短信投票方式，即采取大众短信投票的方式决定选手的去留，观众通过手机短信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手。在直播过程中，观众从观看选手表演、自己投票、到最后结果的公布，都是在参与节目。相对透明的评判标准，使他们对自己的投票结果充满了自信。3.受众的反馈意见。观众的反馈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传播起反作用。观众在参与节目中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得到了传播者的关注，观众不断地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传播者，这也是与受众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超女》、《快男》之前，各大电视台歌唱比赛并不少。例如青歌赛，星光大道等，单一、专业的歌唱比赛，存在面窄、门槛较高的问题。舞台离大多数人依旧遥远；“不论年龄、不问地域、不拘外貌、不限身份”，免费报名，不设奖金只设名次，零门槛，被认为是超级女声火爆的主要原因之一。“海选”的意义在于它真正实现了任何一个人都有三十秒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想唱就唱。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获得一个均等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看起来是一场“大众歌会”，从各个唱区的“海选”到总决赛，选手们在一次次的公开选拔中接受着大众的挑选和对手的考验。每场比赛的关键时刻，票数较少的选手将走上待定席，进行下一步2选1的PK，这种残酷而煽情的选拔，把选手粉丝搞得眼泪汪汪甚至失声痛哭。

《超级女声》中大众的广泛参与被认为是该节目最佳创意的地方。有媒体对此现象的意义作了延伸和想象，乐观地宣称：“我们有理由期待，能够受到更多的公民意识的启蒙和民主能力的操练”。“粉丝”的投票热忱是否等于公民意识觉醒呢？粉丝们近乎疯狂的投票和拉票，以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诉求的内容和动机是什么？这种行为狂热多于理性。粉丝们自以为维护了某种价值，实际上不过是给《超级女声》交纳“娱乐税”。如果不是“粉丝”团的壮大与迷狂，《超级女声》就不会由最初的娱乐节目变成近乎全民的狂欢，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利润与广告效应。从选手本身来看，传达的社会影响大都是宣传积极向上，具有正能量的一些特质。选手被淘汰时的感言以及真实情感的流露和对亲情的依恋都在节目过程中不断地体现出来，而这也是传统审美的表现。电视观众带来了一种新的电视文化，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再也不用明星和明星主持人来娱乐了，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娱乐电视观众，足以感到进入了大众娱乐大众的时代。

作者：莫诚成 胡小金 单位：四川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