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非文化性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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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的理论基点和重要来源，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研究大众文化所无法规避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创造了“文化工业”一词来揭示大众文化的非文化性，即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物化、标准化、消费主义等特征。文化研究学者陆扬曾如此说：“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两个最为典型语境应该是纳粹德国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脱离这两个典型语境来妄谈批判，或许难免是无的放矢，隔靴搔痒”[1]，这无疑是一种辩证、中肯的态度。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消费产品充斥市场，占据了普罗大众的文化生活空间，改变了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中国俨然进入了一个物欲横流的后工业消费时代。鉴于此，就“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之于当今中国语境究竟意义几何”这一命题，很难贸然否定，妄下结论。因此，本文试将批判理论放至当代中国消费语境下，“妄谈”大众文化非文化性批判的可行性。

一、商品化的统摄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种种无情批判根本上是建立在对大众文化商品化的论断之上。这一论断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和卢卡契（GeorgLukacs）的物化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商品的交换价值成为产品的首要属性，商品生产中的人性化的因素被抹杀，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商品拜物主义，人本身也成为商品，商品交换中的物与物的关系取得了对人和整个社会的控制。法兰克福学派开创性地提出商品化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在文化的领域特别是大众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商品交换原则的绝对控制和拜物主义的大肆盛行。作为批判理论的鼻祖，阿多诺（Theodor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开创性地作出了文化艺术品是一种商品的论断。阿多诺指出，在工业社会，大众文化产品的交换价值超越了使用价值，产品不再由其自身的内容和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实现其价值的交换原则所支配，完全沦为赢利的工具。这种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化入侵到小说、音乐、电影、广播、电视等一切可能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文化活动中，甚至是人们的娱乐休闲活动中，而大众也将文化产品当成一般的商品来消费。“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的系列产品，再加上普遍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更加具有商品性质了。”

文化产品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商业利益，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已经荡然无存，不能满足人的审美和认知需求，它满足的是人们对社会地位和威望的虚幻需求，因此是对人的本质和创造性的消极否定。以传统的通俗文化产品———小说为例，其作为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自17世纪就已开始。“那个时期的英国小说，特别是笛福和理查森的著作，标志着文学生产走向自觉为市场创作、服务于市场、并最终控制市场的开端。”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后期的文学作品，有意识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追求作品在读者中的销量和影响力，审美需求和艺术自足不再是创作动机，取而代之的是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和可销售性。作者和出版商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欣赏水平进行预测，从而决定选材、体裁、内容和文风，创作者的个性和个人风格所剩无几。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中国，文化工业生产已经完全成为商业的生产。借助于印刷、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互联网的覆盖延伸，文化工业的生产引导并操控了大众的文化消费，最终形成了庞大的体系。近年来，穿越小说横空出世，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文学题材。部分穿越小说出版成书，翻拍成影视作品。“穿越”文学的一时风靡掩盖不住其文化原创力的不足和经济驱动力下的功利与浮躁。此类穿越小说品质良莠不齐，采用相似的角色身份设定、有限的穿越方式、固定的情节和叙事模式，其结局模式更是了无新意。穿越文学创作人员众多，作品数量巨大，其背后是对点击率和人气的追求，归根结底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诸如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潇湘书院等中国主流文学原创网站甚至专门设立了穿越频道，建立排行榜，其目的是赚取更多的VIP订阅量和广告费用；同时，穿越文学的出版也并非源自作品自身的文学创作水平和艺术价值，而是出于读者的需要和市场的诉求。穿越作品的影视翻拍的直接动机就是上座率和高票房。总之，从创作到出版再到翻拍，穿越文学完全沦为一种赢利的商品。无独有偶，当今市场上充斥的各种文化产品，包括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学、庸俗低劣的青少年漫画、经典作品的速读版本、粗制滥造的高票房电影，千姿百态的娱乐选秀节目，恰恰有力地印证了文化产品商业化的合理性。

二、拜物性的奴役

根据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拜物理论，当商品交换中的物与物的关系取得对人和社会的控制，物与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本质和存在被物的价值所消解，这就产生了商品的拜物主义。当这种商品拜物主义渗透到文化艺术领域，文化产品的生产像商品生产那样组织和分工从而成为文化工业时，就产生了文化上的拜物主义。文化工业的拜物主义不仅仅是对物质财富的崇拜，更多的是人精神层面的物化。人的物化由肉体向精神延伸，控制人的精神，使人变成没有思想、爱好、理想、无法自我反省的物。人在被控制中失去了自我，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质性差别，取而代之的是量化。如阿多诺所说“：消费者所真正崇拜的是他为托斯卡尼尼音乐会的门票所付出的金钱。”在大众文化的拜物主义外衣下掩盖的是经济利益的动机。拜物主义在大众文化各个领域和现象中大行其道。人们“崇拜名气和销量，注重部分忽略整体，重视形式忽略意义。”

以音乐为例，从音乐的创作，到音乐的演奏直至听众对其欣赏的过程，都沾染了浓厚的拜物主义色彩，创作者关心的是经济效益而非艺术价值，一味迎合市场需求和大众品味。演奏者过于注重演奏技巧，重复大众熟悉喜爱的乐曲，而大众不再关注音乐的内容和意义本身，反而关注演奏者的名气、乐器的价值、歌唱者的嗓音以及音乐产品的销量，对音乐所代表的交换价值的崇拜取代了对音乐本身的崇拜，产生了“音乐拜物教”。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累积，拜物主义的风尚已然成为一种“中国病”，拜物教在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大肆横行。试看当今各电视台娱乐和音乐选秀节目，国内某知名娱乐脱口秀节目在介绍一系列音乐神童时，每每必先强调其乐器价值之昂贵，对演奏者所诠释的音乐内涵、情感演绎和个人风格一带而过，而台下观众获知某把名小提琴价值数百万美金便推崇不已、纷纷为之赞叹、叫绝。听众们关心的不是听到了什么音乐，而是音响的高级、表演者的名气和场面的恢宏；在曾经风靡一时的《中国好声音》中，评委们听到高音怒音转音立马“转身”，某些娱乐节目中还出现了“陶醉哥”、“哭泣姐”“表情帝”等职业观众。在娱乐界以外的领域，拜物教的产物不胜枚举，如妇女对钻石的偏爱、白领对苹果手机等高端电子产品的迷恋、乃至奢侈品消费的狂热、出国留学潮等。在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支柱的房地产领域，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空间拜物”———中国城市青年对住房的非理性追求可以被理解成一种集体“空间拜物”情结。对他们来说，购房的动机已经远远超出了最简单的居住需求和作为家庭归宿、稳定生活的文化象征，对房子的占有意味着拥有婚姻市场的有力筹码、社会交往的话语资本和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购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体现了整个社会对物质财富的崇拜，而购房与婚姻、身份、阶层构成的紧密关联暴露了当代中国社会精神物化的危险趋势。

三、标准化与个性的消弭

几乎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包括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阿多诺、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弗洛姆(ErichFromm)、洛文塔尔(LeoLowenthal)等，都指出了在大众文化产品已经丧失了艺术性、大众文化产品具有极大的雷同性。按照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产品的标准化是文化产品的商品化的直接后果，也是文化工业的主要特征。阿多诺之所以把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体系称为“文化工业”，就是因为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出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文化工业依照既定的程序和标准，大批量地生产各种文化复制品，如电影、唱片、报刊、电视节目等。“甚至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它们都是由特殊的专业人员管理的，而它们有限的多样性，也完全是由文艺机构编制的。”那些已经在市场上取得商业成功的文化产品被大量模仿，文化艺术品变成了标准化、模式化、彼此雷同的商品，跟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生产下来的工业产品相差无几。文化产品已经失去了艺术品曾经具有的无可取代的个性，艺术家也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和自主性，无可例外地受到利润的驱使。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工业又营造了一种虚假的风格和个性，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其实本质上消费者们选择的都是同一、类似的东西。正是这种伪个性主义扼杀了人的艺术欣赏力、判断力和想象力，掩盖了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虚假性。

在当代中国社会，从艺术作品到文学作品，乃至娱乐产品，所有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包括电影、肥皂剧、流行音乐、休闲报刊、电子游戏、通俗文学等，难免都具有雷同化、类型化的特点。以传播媒体为例，当今中国各大电视台纷纷复制当下最流行的娱乐和音乐节目形式。2005年《超级女声》的一炮而红掀起了一系列平民选秀节目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快乐男声》等节目形式单一、千篇一律。《中国好声音》凭借其创新点从众多选秀节目中突出重围，但最终依旧不能免俗地引来了《中国好歌曲》、《中国梦之声》、《声动亚洲》、《我是歌手》的围堵PK；《爸爸去哪儿》的成功则引领了明星真人秀和亲子节目的风潮，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爸爸回来了》《人生第一次》《花样爷爷》《宝宝来了》等节目等诞生，更不必说，《爸爸去哪儿》本身就是韩国版《爸爸！我们去哪儿？》在中国的翻拍和移植。而随着《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收视爆红，其电影版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可以预见地，《奔跑吧！兄弟》也催生了电影版跑男，电影上映仅仅两周累计票房已超4亿元，单周票房甚至领跑同期上档的《霍比特人》———此类综艺电影的诞生就是文化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的产物。连作为个人隐私的恋爱问题都按照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模式进行表达，在《非诚勿扰》、《相约星期六》、《我们约会吧》等婚恋速配交友节目中，恋爱、约会、表白、甚至拒绝都有标准化的模式，正如某晚报所评：“相亲是皮，物质是肉”，年轻人期待收获的的真爱，只是电视台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一颗棋子。这种相互模仿归根结底源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最终使文化产品彼此雷同，艺术性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虚假的个性和短暂的感官享受。

作者：李怡慧 单位：浙江海洋学院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