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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文化的文本性
在菲斯克看来,日常生活给大众文化提供了许多开放性的文本资源。在那里大众享受着对文本的各种各样的、与众不同的解读和建构,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文本意义。大众文化在消费物质性商品时,商品在金融经济领域是生产商和销售者获得利润的重要砝码,但是在文化经济领域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文本形式。还有一种明显的文本形式就是向大众传播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电视广播新闻,这种文本的开放性、大众的参与度,使大众的主体性更加凸显。例如,电视文本中的广告文本,广告文本的收益和利润是直接和大众的参与和支持相关的。如果大众对插有广告这一时段的节目没有强烈的兴趣,那么其中的广告会更让观众反感,观众也不会再观看这个频道;反之,广告商和电视台则会因为观众的支持,而赚得巨额利润。因此,现在电视台会通过测试每一个节目的收视率和关注度来安排播出节目的时间,一般每个台的黄金时间都是在播出有吸引力的娱乐节目和电视剧,并且在其中插入广告而赚取高额的广告费用。这在菲斯克看来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利益而与大众文化妥协。因为在文化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不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它想对大众文化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规训已是有心无力,不得不把解读权和生产权赋予大众文化,也由此可知大众文化的文本具有开放性、隐喻性、主体性的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给予了大众文化创造自己的空间和领域的活力。
(一)文本的开放性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给予大众的是一种封闭式的文本,传达给观众的是他们想要大众看到的一种结果,就好比是他们设计广告来宣传商品,希望大众能够从广告中看到商品的某种统一的特性。例如,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提到的牛仔裤广告,广告无一例外是宣传牛仔裤的耐用、少保养、力量和性感,但是在这样统一的广告中,菲斯克还是发现了其中新的内涵和意义在反抗意识形态的控制。大众也参与到牛仔裤文本新的改造和建构中。因为大众文化的文本是开放的,是需要大众参与和创造的,是没有确定的结局或结尾的,可以是无限的意义的生成。菲斯克也指出文本提供的是浅白的东西,深层次的内在的东西需要读者自己去填写和挖掘,然后将文本和体验结合起来,建立新的文本。大众的文化商品在被看成是一种开放性的文本的同时,大众文化也是一种冒险、刺激和挑战,然而这一切都不能缺少参与者。可见,大众文化文本的开放性是与大众的参与性密不可分的。没有大众的参与性,文本就是死的、封闭的,那样的大众文化就会枯燥无味。所以,作为大众文化迷的菲斯克,找到了大众的热情和主动。在《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记录了麦当娜的粉丝们不仅喜欢听麦当娜的歌,更喜欢麦当娜的装束和行为,并对这些进行模仿。在麦当娜“制造我的录像”大赛中,要求参与者为歌曲“真实的蓝调”制作影片,菲斯克列举了三部影片,每一步片子中的麦当娜“粉丝”都展现了自己对麦当娜的理解,而这些新的理解,就是对麦当娜文本的参与和建构,使得麦当娜的文本更加丰富和有意味。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参与者,麦当娜的文本就不会被大众更深层地挖掘,而只是停留在偶像崇拜的表面。当然,菲斯克因为个人和学术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和论述,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大众文化的一员。总之,大众文化文本的开放性可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未控制的缝隙扩大,给予大众文化更宽阔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大众文化的文本还是隐喻的、各种符号交织的,是符号的泛滥,是对社会规范的强有力的隐喻式的质问和抵制。
(二)文本的隐喻性文本无论是实体的商品,还是衍生的虚化的意义,都作为一种符号来被宣传和购买,当今社会信息如此发达,人们面对如此多的信息和商品,选择变得既困难又简单。困难是要求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这些个性也可以自己添加和制作;简单是这种个性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下一分钟就会被成批制作,所以选择哪一个都一样,不同的就在于选择符号的人赋予符号的隐喻的含义。在菲斯克看来,体制提供的文化产品一旦进入大众的解读范围,就成为种种符号,人们便可以根据自己的语境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多种意义。“大众文本的过度是指符号的泛滥。泛滥的符号带来了语义的泛滥,使作品变得煽情、夸张、鄙俗。它使意义挣脱控制,挣脱意识形态规范的控制或特定文本的要求。”这种符号的泛滥使得符合本身的双关语义被瓦解,所蕴含的体制下的意识形态被忽略,大众文化放弃对符号含义的意识形态的思考和延伸,而是看成某种无意义的信息,或者是在这种信息上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含义和内涵。例如,每天准时播报的电视新闻传达了一些主流意识形态所要创达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内容并不被大众文化所接受和采纳。菲斯克在《解读大众文化》中提到的暴雪的新闻就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用自然规律解释了事件的社会威胁和政治威胁,因而将关于它们的对立性的意义消除成现状要处理的常识性的‘事实’,进一步说,它的出现不仅不具有威胁,甚至实际上还会被它们强化:破坏和威胁最终会证明体制适应它们的能力。”也就是说,那场暴雪变成了意识形态宣传自己强大的自然符号,但是意识形态这种支配的权力,并没有影响大众对暴雪的解释,大众在享受雪之美和滑雪橇的快乐,这是新闻的一些画面中透露的大众文化的信息。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给予了暴雪新的隐喻的含义,即是社会从属地位的人自下而上的对社会控制的快乐的反抗。还有就是电子游戏机器也是一种隐喻,是对工作中运用的生产机器的抵制;怪诞的身体也在隐喻意义上表达着对被统治阶级的体验和反抗,例如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提出:“怪诞的摔跤选手乃是大众的身体,被统治阶级的身体、劳动着的身体、反抗式的身体的隐喻。”这一切,都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主体性是存在的,是不能被完全压制的。
(三)文本的主体性大众文化文本的主体性和观众的主体性是不同的。“观众结构的复杂性及其错综的社会关系本身决定了他们潜在的社会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是观众对文本作出反应或解释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文本性主体’则不同,它是文本在建构时为观众造就和预备的主体位置。这些主体位置是大众媒介传播者设想出来的,与观众的社会性主体位置不可能完全一致。”大众需要在观众主体性的基础上来解读电视文本,也需要逃避大众媒介传播者设想出来的文本的阅读者,因为菲斯克认为大众是积极主动的,是有辨识能力的。因此,大众文化文本的主体性是一种重新的建构。既要逃避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要逃避媒介的陷阱。这样的大众文化才是真正的大众的文化,而不是消费操控下的低俗的跟风的文化。大众文化文本的主体性,说明大众是有辨识力的,在与大众息息相关的体验中,大众总是希望自己占有意义上的主导,而不是被媒介和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例如,菲斯克发现,对于文本的主体性而言,不是指文本本身是谁创造的,而是指文本本身的意义的创造与生产。这种生产是与大众文化的相关性分不开的,大众在体验一些节目的意义时,总是与自己生活的经验分不开的,只有这时大众才可以脱离自己被安排好的日常生活的体制,建构以自己为中心和主体的空间,从而得到一种被承认和尊重的快感。女性在父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中特别渴望拥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拥有自己的地位,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永远围着家庭和家务而活,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以及乐趣。商场的出现给予女性一个摆脱父权体系压制的、以自己为中心和主体的空间。作为这个空间的主体,她们可以在商场里尽情试穿各种的衣服和鞋子而获得一种快感,却并不需要真实购买,这时,她们由原来的被压制者、被控制者,变成主导者,既主导自己的人生,也作为上帝主导销售者销售商品的种类和价格。因此,大众明确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只是经济或者一些现实条件制约着他们的欲望,他们就不得不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通过缓慢的抵制来获得主体性的位置。大众文本的主体性不仅仅说明了文本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而且表现出了解读文本的方法多样性。在菲斯克看来:“解读文本是件复杂的工作,而大众文本的复杂性既在于它的使用方式,也在于它的内在结构。文本意义所赖以存在的复杂密集的关系网,是社会的而不是文本的,是由读者而不是文本作者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的文本的开放性、隐喻性、主体性,使得大众文化的意义和快感在其中流通,从而在流通实践中产生更多的意义和快感。“这种重视快感、强调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关注大众文化主体的大众文本观,在权力与抵制、结构与实践等的维度交界处,遵循、深化、细化了菲斯克理论‘快感—权力—意义’的总体逻辑,对于菲斯克理论的体系建构、观点阐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大众文化抵制的快乐
大众文化的快乐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顺从的快乐,即大众发现自己对文化的某种理解和支配者的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快乐;一种是抵制的快乐,这种快乐表现的方式复杂多样,但是总体而言是自下而上的从属者对自上而下的支配者的反抗和抵制。菲斯克所倡导的大众的快乐就是指第二种快乐,而不是顺从的快乐。顺从的快乐是一种虚假的快乐,是一种支配者赋予大众的麻醉大众抵抗力的快乐,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统治秩序的一种不容易被察觉的策略。因此,他们将不符合规训的体育运动和狂欢节加上一些法律和规则的条条框框,以便方便他们的管理和维护固有的秩序。这些,在菲斯克看来都扼杀了大众的自身的快乐,所以他提倡大众文化抵制的快乐。大众文化给予被压制阶级的主体性的权力,能够自由解读和创造大众文化的文本,可以在这样的活动中产生一种满足感,一种抵制规训的快乐,一种在合法范围里“非法”取得的快乐。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将发现的快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快感,他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快感,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可见,菲斯克所谓的两种类型的快乐即身体的快乐和生产式的快乐。这两种快乐都不是激进的,并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撕破脸。身体的快乐主要是为了大众掌握自己身体的控制,而不是被规则具体化、统一化,这是一种逃避式的快乐,是一种“拒绝式的抵抗,而不是‘符号学暴动’式的抵抗”。《理解大众文化》中生产式的快乐是抵制主体意识形态的快乐,脱离社会规训的能指和所指,建立新的能指的快乐。是一种与身体相对的心灵的快乐。而这种生产式的快乐,似乎更得到菲斯克的重视。在他的书中,他为了这种快乐,创造了与金融经济相对的文化经济,而在文化经济中,流通的已不是货币,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观众也从商品一跃而成为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这里的快感,是一种心灵快感而非身体的快感。可见,菲斯克虽然也提倡怪诞身体的抵抗和快乐,但是他是为自己大众文化抵抗的快乐增加一些例证和筹码,来证明自己的大众文化生产式的抵制的快乐。因为无论是商场里购物的妇女,还是沙滩上的冲浪男孩,游戏厅里的游戏人,抑或是麦当娜的粉丝,都主要是在生产着某种意义和快乐,留给身体的只是短暂的快感,留给心灵的是抵制社会规训而获得自由的快乐。可是,在现代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千篇一律的机械的文化商品,并不能带给大众任何的意义和快感。尤其是电视剧和电影都不能给大众任何的欲望去观看,好莱坞多数也只能凭借先进的技术来刺激大众麻木的视觉神经来获得票房,大众不得不选择自己的方法来创造自己的意义。可见,影视向观众提供的文本是“浅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则留给生产式的读者去填写自己的社会体验,去建立文本与体验之间的关联,从而从中挖掘出关联自身个性的、吻合相关性的意义、快感和权力来。”尽管社会为大众提供了可选择的特别的商品,但是大众已经很难再真心地笑了,因为所谓的尊重大众的需求,其实是利益的追逐,并没有从大众主体的内心来对大众进行关注,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为大众制造一时的满足,满足之后就是更多的空虚和无奈,就好比是黄粱美梦,总归是要苏醒的。菲斯克的重要贡献是赋予大众创造文化制品的权力,并把这种创造看作与权威的对抗,在不断的游击战争中获得自己想要的快乐。“大众虽然无法在社会权力上实现有效反抗,其从属地位也决定了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资源,但是却可以利用文化经济领域的符号战术来抵制支配文化霸权,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体验的意义,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
三、大众文化较量的战场
大众文化抵抗文化霸权阶级的统治,从未想过获得实质性的胜利,从而在政权上推翻某个阶级,只是要在社会统治和规训的夹缝中建立一个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战场或者根据地,这样方便大众文化的游击战争,时不时给敌人以骚扰,让敌人寝食难安,却又无计可施。代表性的关系有文化经济对金融经济的抵抗,身体对社会规训的反抗。这里文化经济是战场,怪诞的身体也是隐喻的战场,同时文化经济的观众和拥有怪诞的身体的人又是抵制关系的参与者。这个战场上少了任何一方,就会缺失战场的意义,于是交战的双方总是处于胶着状态。电视文本作为创建这种关系的一个媒介,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妥协的表现,说明大众文化的战场并不是统治阶级的天下,统治阶级的绝对话语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不得不放弃一些权力来换得一些经济的利益。大众的“对抗性的阅读行为肯定了从属阶级在创造意义和快感的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力,并对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主体的权力直接提出了挑战。”
四、结语
菲斯克说:“尝试建立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倡导积极快乐和随意休闲的大众文化理论,推崇日常狂欢的大众消费精神,试图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做出一种超越。”只是菲斯克对大众文化全盘的吸收和褒奖,没有选择不加批判的思想是危险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有意义的抵抗。例如,在福柯眼中乱性和都能给身体带来某种快感,因而不能被忽视和禁止,同样在菲斯克眼中乱性和电子游戏对人们带来一种抵抗传统和主流的思想,产生抵制的快感和意义,是不应该得到批判与社会道德规范的束缚和谴责的,这种一刀切的看法就是麦克盖根所认为的民粹主义。因此菲斯克认为所有流行的大众文化都是有利的,一种对规训和模式的逃避和抵制的看法是极端的,是应该得到更正的。其实,菲斯克本人在《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也提到过,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在大众文化的这个问题上,他为了给予大众文化一个合法的地位,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大众的能力,因而有些矫枉过正。他的理论“改变了人们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模式,通过这个改变人们可以找到了一种途径和方法,把理论的触角伸向普通大众。”
由此可知,菲斯克本人的愿望和想法是美好的,反映在他的理论中却是矛盾的,他一方面积极挖掘大众文化的能动性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希望这样的大众文化完全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菲斯克的理论可以让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大众文化的创造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少数人主宰的精英主义的文化。当今时代是大众文化的时代,一些人在利用大众媒体时,也需要通过一些有效的手段提高大众的辨别和鉴赏力,让大众真正成为有自己深刻思想的人,这也是菲斯克研究大众文化的初衷,只有这样大众文化才可以更好发挥社会抵制作用,不被商品的大潮所席卷而无法自拔。“但其对大众趣味的过分迎合,必然导致高雅艺术的困顿和审美价值的缺失,使得大众逐渐失去对精英文化和审美艺术的鉴赏力。菲斯克的文化民粹主义或许是一种盲目乐观,甚或是对精英主义论调的矫枉过正。”我们应该避免盲目乐观,以免重蹈菲斯克的覆辙。总之,要全面看待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不能一味批判,也不能全盘赞扬。这不仅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折中,也是正确看待事物和问题的方法。
作者:孙密密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