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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惠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虽不愿承认,但这的确有其悖论性存在,历史浪潮、发展趋势的确是难以逆转的。改革开放,中国电影逐渐从政府投资转向民间投资,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经济收益成为电影业关注的重心。加之好莱坞浪潮席卷而来,电影人在重重的压力和金钱的“动力”下,为了迎合这个娱乐化的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观众的口味,扭曲了其艺术观,带着观众一同沉浸在了没有精神的影像世界中。除此之外,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人为生计而奔波,又有多少人有时间和兴趣去反思人性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连一直坚持自己人文追求的贾樟柯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说:“一个人坐在车上,从三环、二环走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往来的人,大家那么忙,每个人脸上都有心事,匆匆忙忙在城市里奔波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去花钱看那个电影,太累了,其实自己是很灰心,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情况里面,这样一个生活节奏里面,其实你要求那么多观众去看电影,特别是那么贵的票价,我觉得是有它的困难在里面。”观众希望在休闲时间里花时间和金钱去买个乐子而不想去买一个反思的心理包袱,市场需求就产生了,所谓大片就被制造来满足这种观影需求,如此和谐的娱乐交易过程,艺术根本无法插足。
是观众引导电影产业还是电影产业引导观众?
电影不论作为一种艺术也好,作为一种产业也罢,都应该有效发挥其对受众的引导作用。目前看来,这种引导与被引导关系似乎被本末倒置,我并非在否认对观众需求的重视,而是认为在提高中国观众审美情趣方面,更多应由电影产业来主导,而不是单纯的投其所好。电影艺术本性的回归,并不能指望观众有朝一日对其产生了实质需求,暂且不说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单是谁该走在前头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在这方面,中国电影业或许应该向时尚业取取经。每年每季的时尚潮流都是由精英阶层主导,层层向下发散和推广,最终在社会上造成观念的变化和时尚领域的实质性改变。虽然两个领域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种传播模式我认为是相通的,是值得借鉴的。
因此,我认为,电影产业应该对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情趣进行引导,并且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让大众能够接受超前或深层的思想,最终形成良好的互动,而不仅局限于由谁满足谁的状态。四、我们能不能期待中国电影艺术性的回归?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目前电影艺术的两大困境:
(一)“叫好不叫座”的电影窘境
贾樟柯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叫好不叫座”的典范,他的片子在国际电影节屡获大奖,但在国内却面临着“零票房”的境遇,几年前的一个专访中他提到:“来威尼斯,就像回家。”中国电影获得的艺术肯定需要别的国家来给予,真可谓是一种讽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仅局限于中国影片,去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国王的演讲》在国内院线上映,同样遭到了票房的“冷遇”;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大艺术家》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追捧者众多,但要引进到大银幕上同样不被国内片商看好。获奖影片没人缘,爆米花电影却受到追捧,名利双收,这样的现状给拥有艺术追求的电影人的打击可想而知。
五月的国内电影院线,相同的情况依旧在上演。《飞越老人院》、《我11》、《赛德克•巴莱》几部一致获得影评人高度评价和业内人士追捧的影片却在影院排片上遭遇了滑铁卢,导致这些电影收回投资都成了困难。影院以这些电影拍得不商业为由,不给这些电影档期,或者安排在最早和最晚的场次,加上今年对境外电影的开放程度增大,面对进口片的强势和本土情况的制约,留给这些坚持不走商业路线的文艺片导演的只剩“一声叹息”了。
(二)电影批评机制的不健全
中国的电影产业链有十分薄弱的一环——影评。目前在中国,影评人主要有几种:一种是学院从事电影批评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交流范围比较有限,基本限于学术领域内,而并不能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其专业性过强也不适于大众传播;一种是大众媒体开辟的影评类栏目,但其受市场操控的特征明显,很难做到公正客观,除此之外,大众媒体的影评对影片的艺术价值关注极少,更多的是花边新闻和炒作噱头;还有一种就是网络上的草根“影评人”,但这些人往往仅凭兴趣给予一些电影自己的看法,主观性较强,而专业性不足,使得这个群体的影评只能用“业余”二字形容。重重困难的堆积,似乎在眼前形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这个时候我却想对这个问题给出我的答案——可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电影艺术性的回归。今年的第31届香港金像奖,《桃姐》独得五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它的成功当然也不能代表整个香港电影的复兴,只能说是许鞍华对人文主义的坚持最终得到了电影界的肯定。但这部没有噱头、没有过分包装、没有华丽效果,在影院看甚至有些沉闷的电影,能够打败那些制作精良、票房大卖的电影,获得大众和专业人士的认可。从这点,我看到了希望。电影艺术性的广泛回归不是什么指日可待的事情,这其中牵涉到除电影产业自身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全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几代电影人的不懈努力才能达成。
目前,指望艺术电影能与商业大片势均力敌,实现复兴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这种实现的可能性。电影的娱乐功能被无上限的利用,观众总有一天会对这种娱乐方式感到厌倦,一味的接受这种没有精神的电影终会让人感到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们要相信电影市场和观众口味的多元化发展,有内涵的电影终究更经得起比较和时间的考验。其实可以这么说,我们并不缺少具有艺术性的电影,而是缺少能够出现在大众眼前的具有艺术性的电影。这主要源于艺术性电影的导演往往具有先锋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却是大众的世俗情感不易接受的,能够欣赏这种意识的观众可以说少之又少。没有渠道分享这种创作的喜悦,电影导演的创作热情自然会随之退却。
加强沟通或许是缓解这种矛盾的一个方法,关注特定群体的问题(如《桃姐》的留守老人),寻找大众的普遍共鸣点(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初恋),艺术性电影不能期望为各行各业的受众所喜爱,找准受众群体,选择合适的发行和营销手段,实现沟通渠道的准确和畅通,导演的精英意识和大众的世俗趣味之间的矛盾也并非绝对的不可调和。就眼前来说,五月的国产文艺片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想的效应,与其宣传发行和营销策略的不足息息相关。多数文艺片不敢再黄金档上和商业片竞争,但可以瞄准新开发的小档期,如情人节、三八档等,文艺片可以借助这些小档期登上大银幕,取代商业片独霸银幕的格局,《观音山》《桃姐》《晚秋》都可谓是依靠宣传和营销成功的例子,这也说明了文艺片在现今的电影市场上并非无路可走。
结语:
虽然遭到种种冷遇,但是艺术电影不会销声匿迹。近些年,这类电影在国内没有市场,走不到大众眼前,于是开始开拓海外市场,通过进行海外发行来取得经济收益和下一部的投资,贾樟柯和王小帅就是其中的代表。王小帅说:“我上电影学院的时间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并不重视票房,特别讲究学术。我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感谢学校的教育,让我能够纯净地面对内心、面对电影。”电影艺术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应该相信这种生命力,也相信不断追求这种艺术追求的电影人的信念。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内容的重要性会逐渐显现,电影艺术总有一天会在社会环境、电影产业和观众都准备好的时候回归到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