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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主要是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是就大学文化的主体层面而论,但大学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从其源头考察,却是由于大学的本质。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组织,一方面因应社会对高深知识的探求而诞生、发展,始终对知识抱以敬畏与追求的态度;另一方面始终把传播高深知识,培育社会栋梁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关于大学文化形成的原因和动力不论有多少个因素可分析,但这两个方面确为其原初动力。
(一)对知识的敬畏与追求孕育大学文化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总结,又进一步引导人们从事新的或者更加深入的实践,推动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类社会初期处于极度蒙昧阶段,当时的人们无法了解自然界运行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在各种极端的自然现象面前只能够逆来顺受,任其主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宗教的权力曾经至高无上,欧洲中世纪更是宗教愚昧统治的黑暗世纪,压抑科学,奴役人性,钳制思想和自由,引导人类突破自然恐惧及宗教窒息的强大力量正是知识。欧洲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8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逐步恢复了人的个性,确立人的权利,提升了人类处理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能力,这些运动从根本上无不源于知识的力量。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解放是三位一体的解放:一是从对自然界的恐惧、压迫下解脱出来,即自然解放;二是从宗教愚昧的压迫下解脱出来,即宗教解放;三是从阶级剥削与压迫下解脱出来,从自身身心的束缚与桎梏下解脱出来,即人自身的解放,但其中每一步解放无一不是以知识为利器,无一不体现出知识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大学因应人类社会对知识的敬畏与追求而诞生,又因应人类社会对知识的进一步追求而发展。无论是早期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这样的“僧侣居住的村庄”,还是后来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这样的“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抑或今日大学作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大学的规模在变,形式在变,组织结构在变,社会关系在变,作为主体的大学师生在变,教育教学方式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大学对知识的敬畏与追求始终未变。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之所以为人仰慕,成为社会的良心和文化高地,究其根本,就在于此。因为,敬畏知识使“大学人”对知识产生由衷的崇敬和景仰,既推动“大学人”为获得自然、社会及自身的科学认识,严肃认真地去学习知识,踏踏实实地去探求知识,以开启智慧之门,打通自由之途,又使“大学人”形成严格的自律,时刻警醒自己:在浩瀚似海的知识面前,任何人都显得异常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只有用心地学习,才能了解知识的真谛,才能利用知识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谋福利,否则轻者难以成事,重者甚至会因为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而受到惩罚。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谦逊和自律,大学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及其价值的追求才会永无停息,大学才会成为“学术勃发的世界”,“大学人”的科学和文化素养才会不断提升。大学对知识的敬畏与追求,不仅体现在对知识的崇敬、景仰与追求上,还体现在对学术前辈、大师的崇敬、景仰及其学术境界、学术精神的学习与追求。大学是知识精英汇聚的家园,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大师带领年轻学者和学子探求知识、探求科学,而年轻学者与学子则在学术前辈、大师无私地传道、关心与提携下学习和前行,即使在学术探讨过程中产生不同看法,也最终会达成学术共识,推动学术发展,以此薪火相传。大学对知识的敬畏与追求,还体现在大学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上,其重要目的就在于着力激活学习者身上内蕴的天真,即那种类似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这样的天真虽然在一些思想“成熟之人”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呆子气”,但保持有这种天真却永远不会受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思维限制,永远都会具有突破现实认识的激情和动力,进而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和探究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真理。正因为如此,大学才“不仅是关于思想的人的聚集地,而且是善于培养善于思想的人的殿堂;不仅是思想家的汇聚地,而且是生产思想家的圣地”,进而大学才会享有“象牙塔”之美誉。
(二)对大学根本使命的坚守与传承积淀大学文化大学使命与大学功能的关系极其密切。大学使命是大学的价值追求,其根本使命则从本质上规定了大学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学功能是大学这一特殊社会文化组织对人类社会有机体所发挥的作用。前者从根本上规定了后者的基本内容,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体现。大学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组织,其使命及功能随社会发展而发展,否则大学断然难以维持持久的发展与繁荣;反之,大学无论怎样发展,怎样变化,其本质永远是学校,永远都以育人为其根本使命。中世纪的大学主要培养医生、律师、教师和牧师,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并且日益城市化的社会需要。19世纪洪堡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强调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创造知识,开展科学研究。但是,科学研究的引入绝非是要削弱人才培养工作,而是适应当时德国工业革命的需要,既为社会提供高深科学成果,又强调以新的高深知识培养人才,引领时展。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立研究生院,提升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地位,也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与水平。20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将社会服务引入大学,其缘由同样是美国工业革命的推动,其目的则是进一步适应美国的工业革命发展要求,为社会发展培养大批专业人才,提供各种专业服务,也为新时期的人才培养提供宽广的平台,使大学所育之人能够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趋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学已逐渐由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一步步走向了社会中心,特别是在当代西方国家,由于政府大量减少对大学的财政拨款、大学之间竞争加剧使大学的办学经费不断增加,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使创业型大学逐步出现,并且很快成为大学的一个重要类型,学术资本主义即“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也日趋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仍然矢志不渝地牢记自己的根本宗旨,“永远为根植于科研、教学和学习的价值所主宰”。牛津大学长期实行导师制,“喷烟文化”成为“牛津”教书育人的突出特色。哈佛大学针对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教师重科学研究、轻教学这种现象,及时调整教师评价政策,适当降低科学研究在教师评价中的比重。耶鲁大学为保证学生培养的高质量,长期坚持小班化、个性化教学,75%以上的本科教学班都少于20人。实际上,绝非耶鲁大学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小班教学已是西方高校极其普遍的做法。《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小班教学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而所谓“小班”,人数通常都在20人以下。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教授主持的清华物理系,每班人数不超过14人,以“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近年来,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均对小班教学进行尝试,北大以优势学科经典课程为小班教学的主要试点项目,川大强调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实行25人的小班化精英教育。2014年夏天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毕业生仅有1人,华中师范大学则为3名学生开设哲学专业,所有这些都绝不计较经费投入与学生的人数是否能成比例,看重的仅是大学以育人为中心的根本使命。正是一代代大学人对大学根本使命如此持之以恒地坚守,大学才在培育一批又一批引领未来的领袖及行业精英的同时,逐步生成了大学的独特气质,培育了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5]。
二、涵养视角的大学文化之要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发展进程中逐步积淀、养成和升华的文化,具有自然性,但是大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又需要特别的关注与建设。这种建设对于今日的中国大学而言,尤其重要和迫切。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国不少大学,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一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地出现了方向迷失,造成了大学理想和大学文化的茫然。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有效建设我国大学文化,除了社会须作相应努力外,还要从大学自身来考虑,现阶段最为要紧的有3个方面。
(一)注重大学形象的塑造,按大学的本质要求办大学在西方,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自拉丁文,有“社会、整体、世界、宇宙”之意。大学在欧洲中世纪时的崇高荣耀和地位,从当时学术界流行的一句经典可以看出,即“意大利人有教皇,日耳曼人有帝国,法兰西人有大学”。大学之高贵,就在于它的特殊本质,这种特殊本质体现在大学形象上就是:大学是淡泊的,大学是理想的,大学是深刻的,大学是坚守的,大学是批判的。按大学的本质要求办大学,就是要按照这样的要求办大学。大学是理想的,是因为大学作为“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它崇尚学术,追求学术,志在探索自然、社会和人伦,也志在培育社会精英,养成社会良心,造福人类。这就决定了大学绝非官僚机构,热衷于行政命令和官职高低。所有的行政机构和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应当一心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不是动辄发号施令。同时,大学必须牢固确立大师意识、教授意识,培育浓厚的学术氛围。大学是淡泊的,是因为大学是从事探究真理、培育人才的崇高事业,绝不是追求产值和利润的企业或产业,“办大学需要钱,办好大学要花很多的钱”。但是,发达国家的大学发展表明:即使在财政拨款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学需要大幅筹资,有效提升筹资能力,也仅在于办好大学,绝不仅在于以纯粹经济利益为目的。大学是深刻的,是因为大学是思想的殿堂。学术研究需要艰苦的探索。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描述过这种探索的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因为如此,学术探索需要有相应的学术成果来体现,但学术成就的高低又不仅是与学术成果的数量成正比。当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寅恪,曾言自己虽然著作丰硕,却不如没有任何著作的陈寅恪先生的几句话深刻。梁启超先生是何等的学术大师,以此来评价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其中内蕴的深刻性思想是如此明白,似乎再作什么解释都已经成为了多余。大学是坚守的,这是因为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有机体的重要文化组织,需要随时展而发展,但更要坚守自己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追求。“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大学随着社会需求、现实和理想变化而变化是明智的,但大学不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不能社会上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当不断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大学是批判的,这是因为大学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本身就意味着批判,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依靠的正是自己的批判精神。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极其复杂的今天,大学尤其应当坚持这样的精神。例如,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主题报告所阐述,大学不仅要完全独立和充分负责任地就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权威,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而且还要对新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进行分析,加强自己的批判和前瞻功能,为社会提供预测、报警和预防的信息。
(二)注重校长形象的塑造,按大学校长的本质要求当校长“地无分中外,时无分古今,大学校长这一职位,总让人有仰之弥高的感觉———学识渊博,道德崇高,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不敢言,既是社会清流,也是国之栋梁。”[19]169校长的形象直接代表大学的形象,校长的文化意识直接体现大学的文化高度。这也相应地决定了今日的中国大学文化建设,必须高度注重大学校长形象的塑造,按大学校长的本质要求当校长:其一,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大学“是一种学者的共和国(Republicofscholars),一种同僚的社区”,是专业人士依据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地方。大学校长作为学者“共和国”的一员,依照专业精神,自当具有高度的专业成就[19]92。诚然,现代社会赋予了大学太多的责任,大学校长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管理能力与技巧,但是首当其冲的资质仍然在于较高的学术造诣。否则,他就难以与从事高深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学者沟通,很难真切体会他们所从事工作的崇高与艰辛,进而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提供条件和帮助。在这样的意义上,大学校长的遴选必须首先考虑的是学者。同时,大学校长自身也必须十分自觉地以学者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提升学术造诣,而不是以官员自居,热衷于行政命令,迎来送往。其二,大学校长必须着力追求大学的学术卓越。大学的声誉和地位取决于它的学术卓越程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声誉远播,为全球莘莘学子所魂牵梦萦,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辉煌的学术成就。香港科技大学建校10年就在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高校赢得一席之地,辉煌的学术成就同样是其重要原因。学术卓越是大学的全部生命力和吸引力之所在,具有强烈的学术卓越意识,带领大学不断地追求学术卓越,是大学校长的根本任务。政府沟通、社会沟通、筹款能力等对大学校长都很重要,但与追求学术卓越相比,它们只能是第二位的要求。其三,大学校长必须具有深刻的治校理念。台湾大学经济系朱敬一教授言:“好的大学校长才了解什么是‘好大学’,才可能将大学引领向上;一位差的大学校长不但对学校发展不利,也会将大学带向持续堕落的境地。”“好的大学校长”标准无疑是多重的,但是至关重要的标准却是要有深刻的治校理念,能够从根本上把握大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大学始终是社会的文化高地。这就决定了大学校长不仅是管理者,还是思想家。建设高质量的大学文化,首先应当从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做起。其四,大学校长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情怀。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以文化育人,大学育人也绝非仅在于课堂教学,很大程度上在于环境育人、氛围育人。大学校长不仅应当注重大学的制度文化建设,还应当注重深刻反映大学本质的物质文化建设、环境文化建设。正如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创院院长黄昆岩所言:“西方的一流大学,一律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而实际上大多数具有管理才华的校长都是人文方面出身的。这会立即带给大学一种崇高的书香风气,校园才容易成为适于熏陶学习者的良好环境。”[19]165这样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遴选是能够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的。
(三)注重教授形象的塑造,按教授的本质要求当教授大学是师生共同探究高深知识、追求真理的场所。在大学师生共同体中,教授的地位非常重要。建设大学文化,尤其要注重教授的形象,按照教授的本质要求当教授。教授的形象,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学术形象。教授是大学学术水平的代表。大学不是一般的文化组织,或教育机构,而是学术高地。在知识视野上,大学之大的要义在于学术之大。教授是大学高深知识传承和创新的代表,尤其是大师级教授,本身就是大学学术发展的丰碑,人们对大学的高山仰止,其实是对大学教授特别是大师级教授的高山仰止。按照教授的本质要求当教授,为大学树立崇高的学术形象,首先要求教授必须以学术为志趣,全身心投入高深知识的传承和探究,不断丰富自身的学术修养,不断提升学术探究的水平和层次,为其他教师和学生树立敬畏知识、潜心为学的学术形象。作为教授,还必须善于立足学术发展规律,把握学术发展趋势及需求,着力引领学术发展,不断拓宽学术研究领域,开辟学术方向,造就学科发展重镇,为大学学术卓越的不断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再者,学术是薪火相传的事业,教授作为某一方面的学术领路人,不仅要关爱学生,培养学生,而且要高度重视年轻教师的成长,培养、提携学术后人,不断提升所在学术团队的实力,使大学的学术事业不断发扬光大,为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二是道德形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大学教授不仅要有高深的学术修养,而且要有崇高的道德形象。具体表现为:一要淡泊名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得起种种功名利禄的引诱,潜心学术事业,深入探索研究,对重大社会问题、学术问题发表意见,不为利益俘获,坚持公平正义;二要有大爱情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大爱,就没有大学教育;三要有道义担当,维系人间人道,评判社会善恶是大学的本初使命,更是大学教授的天职。蔡元培先生因为北洋政府逮捕学生拍案而起,哈佛大学教授拒绝授予美国前总统里根先生名誉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师生抗议越战决策之一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来校担任教职,无不是这种道义担当的体现。我们的现实环境还是一个泥沙俱下的环境,公平与非公平、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非道德、善行与恶行时时都在激烈地碰撞,弱势群体的利益还屡遭侵犯,我们的大学教授面对这样的情况,尤其需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方式为社会“铁肩担道义”,为公平正义呐喊,这是对社会正气的弘扬,更是对大学文化本身具有特殊意义的塑造。
作者:杨兴林 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高教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