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学与科研下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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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与学术的受制：极端文化的霸权

1．在大学的建立上，中世纪大学体现了教会与王权的霸权。大学最初的产生与发展始终贯穿着与基督教教会以及世俗王权的冲突与摩擦。到了13世纪末期，教皇与国王权力的此消彼长，使得巴黎大学丧失了许多特权，成为教皇或王权的附庸。绝大多数新建立的大学都要获得教皇的特许，“至13世纪后半期起，获得教皇的特许已经成为普遍趋势”［2］92。如布拉格大学的创办是有教皇克雷芒六世（ClementⅥ）颁布的特许状；法国的图卢兹大学就是在教皇霍诺留三世（HonoriusⅢ）和格列高利九世（PopeGregoryⅨ）提议下，由图卢兹伯爵（comtedeToulouse）建立的［2］327。2．大学内部的等级体现了神学知识的霸权。在中世纪大学内部，学部是大学的核心，所有的教学或学术活动都围绕学部展开，学部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学问。学部之间的等级关系非常明显，同时反映到所开设的各种科目的等级关系层面上，因为自柏拉图时期，就认为各种知识是有等级关系的。在传统的四学部的设置下，神学部一直享有垄断地位，这种地位受到教皇的保护，所有的教学内容与科目设置都围绕神学的逻辑来进行，文法与修辞在教学中日益受到重视，高级学部的专业知识充斥着教会内容，如法学部主要有《教会法》《封主的书》《敕法摘要》等。同样的，基础学部各科目的重视程度与高级学部的专业性质密切相关。少数教师也因为资深、位高等垄断了各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也是大学的实权人物和实际控制者。3．学术性行会的生存与神权的保护有关。由学者组成的行会即学术性行会虽然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以及自主权，但是还是需要获得外在的保护或特权，学术行会的生存也离不开特权的保护，只有围绕在基督教会的周围，才能生存下来。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斗争，在博洛尼亚大学的学者教师甚至还要有政治派别，学校也不允许对立派系的学者来校进行讲学与交流。这种文化的统一性与极端性，在中世纪大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的特殊选择。教学与学术在此时还没有分裂，学术是教学的一部分，学术以教学的形式展开，学术研究是学者教师们个体自发的行为，由于教学是主要围绕逻辑思维的训练，因此学术研究也是以思辨玄学为主，学术与教学同时统一在神学的周围，为神学的霸权地位服务。教学与学术研究处在大学文化的边缘，政治文化占据着大学文化的中心位置。在中世纪漫长的时期，代表大学本身的文化不断与政治的强权文化进行斗争，只是两者的力量对比悬殊较大，自身的文化一直被外在的强权压制着，处在边缘地带，要使大学文化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首先就必须是自身的蜕变和解构，而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西方大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历程。

二、小科研大教学：文化的危机与重立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受到文艺复兴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传统的大学无论在结构、管理、学科设置、课程开设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7世纪科学革命使得中世纪神学与宗教文化发生了强烈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当一种人们习以为常、赖以生存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人们自觉地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规范个体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开始为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或在行动上背离，同时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开始介入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活动，这种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就陷入了危机。”［3］94文化危机更多的是发生在人的观念与心理世界，实质上是主导性文化脱胎换骨式的质变。16世纪至18世纪，受文艺复兴与产业革命的影响，以牛顿力学、微积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为代表的近代自然学科体系得以建立。尽管近代科学思想并不是从传统的大学中产生，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问世摧毁了神学的无知与狂妄，使得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社会主导性文化开始向先进的自然科学倾斜，近代科学思想与科学研究方法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文化的转变对传统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94年建立的哈勒大学就首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主张。其后，1734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也把科研列为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中世纪大学的科学研究虽然在大学也有表现，但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来，它与教学是一种混合混沌的状态。而上述两所大学明确将科研从教学中分离出来，奠定了科研在近代大学的重要位置。然而教学在大学中所占有的一直是基础性地位，大学最初就是为了知识的传播而建立的，因此科学研究在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研讨班”，即少数或一部分程度较高的学生在教授指导下，通过阅读资料，对某一学术领域或课程采取调查和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学生轮流分工就某一专题组织系列报告和讨论［4］。由此可以看出科研开始在大学确立了自己的领地，此时的科学研究还只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丰富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视野，大学的主导依然是强化教学，教学渐渐有了较高的自主权，科学研究在提出之初实质上还是为教学服务的，教学与科研关系可以理解为小科研大教学，此时的大学文化开始由宗教神学的极端霸权文化向以教学自主、自治转变。

三、科学研究的确立：教学主导文化的消解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大学数量的增加主要体现在工科大学与地方技术学院，学生人数在人文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增加并不明显，但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药学专业领域的学生人数增幅较大，科学技术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知识的角度，开始慢慢显示它强大的力量了。“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入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最先感受文化冲突的往往是敏锐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3］99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在1809年创立柏林大学时就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统一性”原则。然而任何概念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研究在内涵上与洪堡时期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洪堡所处的时代，虽然科学的实用功能正在显露，但洪堡恰恰是实用科学的反对者。洪堡秉持典型的‘纯科学’观，坚决反对实用科学进入大学的校门。”［5］与人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洪堡认为如果要获取最高形式有机统一的知识就需要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素养与能力，为此他在各个系设立大量的研讨班与研究所。当研讨班与研究所大面积扩展到大学的各个学科领域时，科学研究方法与能力的训练就不再成为教学的辅助性工具，学术研讨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从而取代传统刻板的讲课、听课。这一学术研讨的方式迅速成为文化潮流被各个国家的大学汲取接纳。在这其中向德国学习最为彻底的是美国。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美国不仅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发展，授予博士学位与加强研究生教育，更加显示出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科学研究也成为今天意义上的所指。伴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社会团体、工商界进入大学，科学研究除了追求知识本身为目的之外，其工具性价值显现出来，实用主义的彰显，对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知识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使得大学中科学研究比教学产生的实质性作用大出了许多，各大学从科学研究中获得大量利益。科学技术的光芒从一出现就照亮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不知所措地跟随着科学技术。在大学尤其如此，科学技术很快从小科研的位置一跃成为在教学之上的大科研，占据着大学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科学研究指挥棒领导下，学者教师们唯科研是从，教学从大学文化的中心退居边缘地带，为科研服务，大学主导的科研文化由此确立起来。

四、教学科研：文化的融合

进入20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各个国家除了完善和调整本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与体系，发展经济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的共识，注重科学研究、讲究实效成为各国大学发展的重要方面。科学研究在大学中不仅成为主导文化，同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国家对新科学技术的依赖，反过来形成新的权利话语，而且这种主导话语在战后得到了强化。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各种政治运动风行校园，随后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运动。“这种新文化运动很难阐释，因为它没有统一的性质，受到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对，同时又体现了各种不同的左翼言论。”［6］许多哲学家或学者对大科学时代给予抨击，认为无需对科学知识特别优待，因为它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并无区别，同时反对国家支持大规模科学研究的观点。尽管有些偏激，但是体现了这个时代对科学知识以及对知识经济的反省。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反映到大学里，加上整个科学领域不断分化，很多专业高度集中又非常多样，分散广泛又不平衡。在科学研究领域，大学与企业、社会机构、政府之间连接越来越紧密，使得科学研究从教学场所流到各种科研中心、实验室和研究所，科学研究场地的这种不集中化与教学相对集中形成矛盾，进一步加速了科研与教学的分离。永不停止的科学研究朝着越来越多的方向行进，它自身也变得复杂多样，科学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与发展，其种类与形式已经远远超过近代科学研究所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发生了变异，科学研究本身也产生了不同的科研文化，大科研文化向多元文化转变。教学领域在知识信息大爆炸的年代，知识的更新程度成倍增加，信息技术的使用打破了原有教学空间概念，随着终身教育理念以及对认识论、知识论的不断质疑与反思，除了文本知识教学这一传统教学之外，格外重视无形知识的传达，教学文化也成为多样性的文化。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再不是简单的大教学与小科研或大科研小教学的关系，它们之间在不同层面都呈现显著差异，也使得大学文化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然而多种层面不同文化之间难免会产生交锋与争夺，却也促进了文化的自我反省，带来了文化研究的繁荣。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成为各国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引领社会文化方向主阵地的大学必然成为多元文化中心，当然首先它必须研究并解决好自身的教学与科研问题，“科研和教学只是在特殊条件下能够在单独一个框架内组织起来，远远不是一种自然的相配”［7］，消解二者矛盾，构建好一个框架使得两种文化共融发展应是目前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作者：张湘韵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