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传播和成长的历史探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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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技术、制作工艺持续创新: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技术基础

泉州茶产业和茶文化是在种植技术、制作工艺持续、交替创新中互为推动的。种植技术创新扩大茶叶供给，为茶产业形成发展和茶文化广为传播提供可能。制作工艺创新提升茶叶品质，扩大茶叶市场需求。

(一)种植技术创新在茶叶种植方面，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安溪茶农发现了“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这是茶叶种植技艺上一次重大创新，简化了茶树繁殖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产量，为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由贵族士族推向平民提供了可能。其具体做法是:在小满前后，选择新梢长势旺盛、芽叶性状较好的茶树，先在茶树周围挖一圈环状沟，翻松其表土，去除杂草根，将母树枝条向四周逐枝扭伤弯压固定于沟底，再把枝条上的小分枝扭伤朝上竖直紧埋土中，让新梢露出1～3叶。每株母树可以压条5～20枝，经过0.5～1年的施肥管理，每个小分枝长成茶苗后，即可移植至茶园。这种茶树无性繁殖法的发明，虽然繁殖系数较低，但克服了先前因采用种子繁殖致使种性退化、茶叶品质易变的状况，开创了中国茶树科学繁殖的先河，在中国茶发展史上是一次科学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在此基础上，民国年间安溪茶农进一步试验出“长穗扦插繁殖法”。

(二)制作工艺创新泉州民间数百年来流传着“苏良与乌龙茶”的传说。据说，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苏良的采茶、打猎能手，因长得健壮黝黑，乡亲们亲切唤他“乌龙”(闽南方言“乌”即“黑”，“良”与“龙”谐音)。一次采茶返回途中，苏良背着茶篓一路追赶并击伤山獐，抓获回家又忙于宰杀品尝，竟把茶叶搁置一旁。翌日清早炒制茶叶时，发现茶叶已经枯萎，叶缘出现如血丝般的红边，闻之却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炒制后香气扑鼻。冲泡品饮，全无平常的苦涩，且香气更足，味更甘醇，众人品后啧啧称奇。苏良细细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缘由:茶青在茶篓中经过抖动，叶缘互相碰擦，从而形成红边，这样制出来的茶叶最终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经过反复实践，苏良将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艺传给了父老乡亲，大大提高了茶叶品质。苏良死后，人们为纪念他，将依照此法制作的茶叶称为“乌龙茶”。虽然民间传说不能等同史料，但传说往往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在劳作中逐渐产生一种特定性新技术并世代相传，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安溪在历史上选育和繁殖了不少适制乌龙茶的优良品种，并在制造技术上精益求精，虽然缺乏较早的有关历史文献，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安溪与乌龙茶的创制无缘。”这是茶研究泰斗张天福先生在《福建乌龙茶》中的评说。乌龙茶采制技艺是中国传统制茶工艺的一大创新，对于提高茶叶品质，促进茶产业成长，传播茶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三)新种植技术及制作工艺的传播泉州茶农还善于吸收武夷茗茶等其他茶类的种植制作经验，融入提升铁观音种、采、制水平，推动泉州茶产业与茶文化发展繁荣。清初入武夷山天心寺出家为茶僧的同安人释超全(俗名阮旻锡)，写了《安溪茶歌》，为后人讲述了17—18世纪安溪人种茶、采茶、茶价、茶名、茶质以及外销的情况，还反映了安溪茶农仿效武夷茶采制方法制作铁观音的景象。其诗云: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瞆瞆，世道如此良可嗟。安溪茶农向武夷“漳人”茶农学习制作技艺，反过来也为武夷山茶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郭柏苍《闽产录异》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在这，“泉州人”主要来自安溪。

泉州特别是安溪的茶农在长期实践中，先后发明的“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茶树长穗扦插繁殖法”，以及乌龙茶制作工艺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至明中叶，安溪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已遍布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以及东部的不少地方，茶叶步入商品化时代。明嘉靖《安溪县志》载:“茶，龙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时人陈懋仁《泉南杂志》亦云:“茶，晋出者曰清源，南安出者曰英山，安溪出者曰清水、曰留山。”清雍乾年间，安溪西坪人发现并命名了铁观音茶树，以铁观音作为品牌，开启了泉州茶产业的崭新时代。乾隆《安溪县志》载:“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惮陟岩，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岁计所居入，以助衣食之不足。”安溪乌龙茶(“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清初主要分布在西坪、虎邱、大坪、芦田、龙涓、长坑、蓝田、祥华、感德、剑斗等乡镇;清末已传遍全县各乡镇和闽南永春、南安、长泰、漳平、漳州等县市，并且辐射到闽北各产茶县及广东茶区。清末著名茶商兼诗人林鹤年目睹了安溪山村“生意动林济，衫茶遍户栽”，“千里贱栽花，千村学种茶”的繁忙景象。

二、政府扶持、僧侣倡导、士人热衷: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制度基础

唐末以来，泉州种茶、制茶与饮茶发展，与朝廷官府重视扶持以及文人隐士、佛道僧侣的提倡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政府扶持宋时，茶树种植已经普及泉州各县，从沿海丘陵到内陆山地，都有不少茶园，所产茶叶既多且佳。安溪是主要的产茶区，无论是寺庙或农家都已普遍产茶。宋初，黄夷简(935—1011)在《山居》诗中盛赞安溪茶叶“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说明宋代泉州安溪茶叶品质良好，制茶饮茶已有了一定水平。宋代泉州茶叶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政府扶持鼓励十分重要。这体现于:一是朝廷税收需要。当时，茶叶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茶利是税收的重要来源，政府从种植、加工到流通各个环节干预茶产业发展。宋代，泉州植茶面积比陆羽记载的唐代植茶面积扩大了2～3倍，政府对茶区实行民营官榷，即官府设有买茶场，负责向茶户买茶，然后将茶运到指定的榷货务交货。茶户生产的茶叶除一部分当作茶园的租税(折税茶)缴纳朝廷外，其余部分也悉数卖给榷货务，不得私自出售或藏匿不卖。这一度影响了茶户生产积极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行通商法，朝廷退出对茶叶经营的一切干预，规定茶户交了“租钱”就可以自由买卖。宋徽宗年间(1101—1125)，为了扩大朝廷财政收入，又陆续变更茶法，政和二年(1112年)确定新的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卖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其核心是在加强对茶户产茶监督的基础上，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但茶商事先需到官方指定的机构出钱购买批发和零售茶叶的准许证。

这一购买费用称作“茶引”，它是国家以垄断者的身份对于茶叶批发经营征收的、介于垄断利润和手续费之间的一种费用。政府对茶利的高度重视，客观上促进了泉州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是促使海上茶瓷之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清以后，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泉州对外贸易步入巅峰时期，茶叶生产和出口增加。二是嗜茶成为统治阶层的一种时尚。从宋代开始风行的斗茶将一种近乎游戏的饮茶方式推升至全民性的饮茶习惯，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徽宗皇帝为此还撰写了一本极具专业水准的茶书《大观茶论》，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赵宋南外宗子的迁入泉州，大批皇亲国戚定居于此，带来了包括斗茶消遣在内的奢侈娱乐方式。为适应当时人们的饮茶风气，安溪桂瑶乡的桂窑以及邻近各县的窑场生产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供斗茶或日常品饮使用的青釉瓷、青白瓷茶盏和茶壶，它们与闽北建阳斗茶用的黑釉瓷茶盏形成鲜明对比，一起成为宋代福建南北两地斗茶的典型代表。据历次考古调查，从安溪县境内50多处宋元时期的古遗址、古窑址和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与茶有关的器物造型，其中有泡茶、饮茶用的茶壶、茶盏等，反映出当时当地饮茶的流行。宋代蔚然成风的饮茶，极大地促进了安溪茶产业的初步形成。

(二)僧侣倡导寺僧学禅打坐，晚间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破睡，因此特别受到僧人的欢迎。中国自古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驻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说，古时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地产，僧人种植、生产、研制、品饮茶叶，其行为对民间影响深远。例如安溪清水岩和圣泉岩所产的茶叶品质优良，成为不可多得的名茶。据《清水岩志》载，该岩“鬼崆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清水岩志》载:“清水峰高，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雾之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又载:“杏仁茶产岩前及林中，嫩叶赤碧色，形比黄栀较大，若似山茶叶，其质脆。采而揉之，汁沾手掌，绝似杏仁气味，蚁喜食之。岩僧尝采制为茶，泡时一杯止用一叶，或一叶杂他茶泡之亦可。多则味太浓。”除了岩茶、杏仁茶外，清水岩还产有一种“甜茶”，是由灌木似荆得嫩芽制成的茶，其味甘甜，有止渴消暑之功效，相传为清水祖师亲手培植。而位于安溪驷马山的圣泉岩，当时有一俗姓裴的高僧广为植茶，并向乡人传授植茶技艺，因此史志有“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之记载。

(三)士人热衷同样，由于茶有提神助思的功效，唐代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对饮茶风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些隐士也热衷以茶会友、吟诗作对，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在一次接受龙安岩长老惠茶时留下一首诗:“泼乳浮华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他还与名僧释宏道(号介庵)共同赏月品茶。相传宋末元初，江西弋阳谢枋得为避出仕，隐姓埋名，潜居安溪感德佐槐教书，竭力倡导垦荒植茶。种茶使村民改善了生活，民众感恩戴德，尊其为“茶神”、“茶王公”，作为本地境主崇祀，这一民间信仰延续至今。煎茶是古代乌龙团茶的泡饮做法，在泉州官宦诗人的笔下已描述了乌龙茶的身影。特别是宋代贡茶制度和种茶技术、制茶工艺的不断发展以及帝王和上流阶层的投入，渐渐取代了唐代由文士茶人与僧人主导茶文化的局面，民间茶风更加普及，茶坊、茶肆的大量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形成了有关茶的礼仪。宋末元初，阿拉伯后裔蒲寿宬《心泉学诗稿》中有多首咏茶赞泉诗，如有《登北山真武观试泉》、《西岩》、《约赵委顺北山试泉》以及《赠老溪孚上人》，其中不乏佳句，如“蹇驴破帽出近郭，裹茶汲井手自煎。泉鲜水活别无法，瓯中沸出酥雪妍”，“野茗春深苦，山泉雨后甘”，“煮茶与客早归去，落日前山路更多”等等，可见元代泉州地区种茶、煎茶、饮茶之流行。这种具有精神上象征意义的礼仪，随后在上层人家的婚嫁中也引入茶仪，且流入民间婚俗，也说明了泉州茶文化已经相当普及。

三、专业化、集贸市场、行商坐商: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组织基础

唐宋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泉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造船技术日益进步，泉州港是国内外进出口商品最大的集散中心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对外贸易步入繁荣发展时期。最迟在北宋，泉州茶叶便开始外销，如皇祐时(1049—1054)晋江县南部的大宅诸村广植茶圃，产品曾运销两粤及交趾(即广东、越南一带)。《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茶叶与瓷器、丝绸、酒等，同为海外各国渴望获得的重要出口商品，其中以茶瓷最为大宗。元代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清代，由于茶叶外销市场的大量需求，泉州制茶业的发展进入繁盛期，康熙初年，中国茶叶外销迅速增加，“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并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此外，泉州茶文化还随着泉州人入垦台湾而传入宝岛，随泉州人移民海外而传播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

(一)专业化专业化种植、制作，专注于茶叶生产和制作，有助于提高茶品质量和市场化水平。17世纪始，中国茶叶大量外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茶叶一直独占国际市场，各个阶层的人纷纷加入茶叶的营销队伍，其中有商人、权贵、文人、茶农、寺僧等。在诸如安溪这样的茶叶主产区，一些富裕的茶农拥有较大的茶园，每年管理茶园、制作茶叶占用较多时间和人力，遂采取季节性雇工经营，这一部分人已经渐渐摆脱副业性质，主要转向以制茶业为生。据记载，清时安溪乌龙茶价廉质优，“茶亦曰茗，及荈也。龙涓、崇信出者多，惟凤山、清水岩得名，然少鬻于市。”也就是说凤山、清水岩所产的茶叶品质好，是不可多得的，而龙涓、崇信的茶叶产量大，占有市场优势。同时，清代的寺院、地主、商人参与制茶业颇深，比如寺院，自古以来寺僧除参禅念经外，从事植茶、制茶的很多，前述《闽产录异》“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即为一例，而安溪清水岩的寺僧也不例外。

(二)集贸市场集镇集市是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传播的枢扭和集散地。为适应茶叶生产与外销的发展，许多茶农和茶商自发在一些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汇集交易，逐渐形成了一些以茶叶加工和茶叶转运贸易为中心的城镇。这些城镇中商贾云集，茶行、茶栈众多，大量人口从事茶叶种植、加工或与之相关的行业，如包装箱制作、竹编生产，以及挑夫、搬运工、船工等等，茶叶的产业链已初具规模，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成千上万人得以维生。

(三)行商坐商商人是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传播的主要推动者。明末清初，泉州茶产业界开始出现一些行商，类似现代的风险投资者，他们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还直接投资茶园、加工，进入生产领域，或者放贷给茶农，采取预买制，坐收茶利，商业资本在茶叶经营中已经相当活跃，并且通过这种途径控制了一部分小生产者。更多的坐商开始出现，泉州一些茶农特别是安溪的茶农开始从生产领域进入销售领域，创办茶号(亦称茶行、茶庄)，专门从事茶叶营销，并逐步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在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以及广东的潮州、汕头、广州等城市，都有安溪人在销售安溪茶。据估计，清末民初，安溪人在本地和外地设立的茶号已达120多家，部分以外销为主。据厦门口岸海关资料记载: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间(1858—1864)，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3000吨，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吨，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在他的记录中写道:“安溪茶，广州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合丰牌，一大箱安溪茶，广州市价约十六两。”据英商记录:1838—1939年，在广州采购安溪茶为10.6万磅，约合9万多斤。从1865—1881年厦门海关逐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及1882—1941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共60年)的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厦门口岸以出口乌龙茶为主，其中安溪茶占据主要部分，常驻厦门的茶商根据市场行情频繁往来于口岸和茶产区之间。

随着泉州人移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人数不断增加，除了在国内设立茶号营销外，泉州茶商也远涉重洋开辟茶叶市场。如乾隆年间(1736—1795)，安溪西坪尧阳茶商王冬在越南创设“冬记茶行”，咸丰年间(1851—1862)新康里罗岩乡(今虎邱镇罗岩村)林宏德制作“金泰茶”交新加坡“荣泰号”经销，光绪年间(1875—1908)西坪尧阳茶农王量、王称兄弟等6人将茶叶运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泗水、井里汶等地开设“珍春茶行”。此外，茶商王定安、张占魁在台湾合办“建成号”茶厂，经营乌龙茶，盛极一时。五口通商后，葡萄牙商人开始插手欧洲茶叶贸易，推动澳门茶叶市场发展，安溪茶商直接从安溪贩运茶叶到澳门出售。据安溪县崇信里峣阳乡(今西坪镇南岩村)王氏族谱记载:王三言，字永信，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早年植茶制茶，至不惑之年弃农习商，最初在漳州、潮州两地贩运茶叶行销，风霜雨雪，益增淬励。后来创办“梅记茶行”，梅记茶行之斗茶，竞订若鹜。并由此拓展海外业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遣季子金玉在台北创办“泰山茶行”;遣孙炳炎增设“梅记茶行”于吧城(印尼)。行商坐商在海外拓展，推动泉州茶文化在海外广泛流行。

四、结论

回顾泉州茶文化传播和茶产业成长，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泉州种茶、制茶、饮茶是沿续了1000多年的传统习俗，从未因朝代更替而中止。茶产业和茶文化历史源头可追溯到晋末，至少是唐末。2．依靠制作工艺创新提升茶叶品质，依靠种植技术创新扩大茶叶供给，泉州茶产业和茶文化是在种植技术、制作工艺持续交替创新中互为推动，逐步形成、发展和广为传播的。3．朝廷重视茶利扶持茶业，官员嗜茶斗茶作为时尚以及文人隐士热衷、佛道僧侣倡导，从社会制度层面多元推动茶产业发展和茶文化流行。4．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以资本为纽带的种茶农户、专业种茶制茶厂商、市场终端的店商等产业组织不断完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是推动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广泛传播的重要力量。5．文随人行，文化的传播是依托人的流动来实现的。泉州茶文化随着茶产业发展而传播，更随着人流动而由中原到泉州，再由泉州到周边区域，甚至到东南亚及欧美等国家。

作者：黄凤娜单位：泉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