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唐代茶叶及茶文化的域外传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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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叶向东南亚和西亚的传播

秦汉时期，越南已纳入中国版图。唐朝时期，中国政府直接管辖越南，武德五年（年）设交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年）改称交州都督府，调露元年（679年）置安南都护府，至德二年（757年）改称镇南都护府，大历三年（768年）复为安南都护府。终唐一朝，越南处在中国直接而有效的管辖之下，与藩属国朝鲜、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有根本性的不同。台湾学者萧丽华考证，安南入唐僧人有名字可查的有36人①。安南人与中土名士的交往也颇为频繁，“唐时，越僧无碍上人、奉定法师、惟鉴法师等均精汉学，尝往中国长安与名士王维、贾岛、张籍交游，诗文唱酬颇多。”②中唐诗人张籍曾作《山中赠日南僧》：“甃石新开井，穿林自种茶。时逢南海客，蛮语问谁家。”③来唐求法学佛的南海僧人在山中种植茶树，这说明彼时安南人已经接触到茶，并有将茶带回安南的可能。《膳夫经手录》中的一段文字记载，直接证明唐代安南已经有茶叶的销售与消费：“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④衡州茶产于湖南，陆羽《茶经》有四次提到衡州茶。交趾便是越南，“常食之”说明唐朝中晚期，茶在越南已是较寻常的饮品了。以安南为中心，中国茶文化还继续向外传播，除了贾耽所提到的安南通天竺道，《新唐书•地理志》还提到由驩州通向中南半岛诸国的通道。越南因其地理的特殊性，成为中国茶叶输出的重要中转地。唐代中国和印度半岛的交流也很频繁。特别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盛行，玄奘、义净、慧日等高僧西行求法，波罗颇、迦罗密多罗、阿地瞿多等印度高僧来华弘扬佛法，印度大量的典籍传入中国。同时，两国之间物品的交流也很多，吴枫、陈伯岩的《隋唐五代史》称：“唐代丝、茶、瓷及其他土特产品不断输人天竺，并成为帝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⑤天竺僧入唐后，经常会接触到茶。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天竺密宗高僧释智慧奉诏入西明寺任译经师，唐德宗曾赐茶以示恩宠。中国的茶叶在唐代也传播到了波斯、阿拉伯等西亚地区。自6世纪以来，中国便与波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同中亚大食（阿拉伯）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正式建立邦交关系，自建交之年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该国先后遣使来华36次，大唐的很多都市都有波斯人在做生意。公元851年，阿拉伯人穆根来（Sulaymān）来到中国广州，他在游记中提到了茶叶：“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⑥穆根来到中国之前应该没有接触过茶，在他的眼中茶及唐人饮茶的嗜好都充满了陌生的新奇感。尽管如此，茶还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向西亚输出。1998年，德国海底寻宝者在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打捞发现“黑石号”沉船。据考证，这艘船826年左右从中国驶往阿拉伯。在众多的唐朝文物中有一小碗，上面写有“荼盏子”三个字⑦，这是茶在唐代已向西亚地区传播的有力物证。

二、茶叶及茶文化向东亚的传播

（一）茶向朝鲜的传播

从地缘上看，朝鲜半岛与中国接壤，通过陆路便可通达。从汉代起，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便交往频繁，这种交通往来“对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形成有着某种催化作用。”⑧进入唐代后，中朝之间的往来更为密切，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到昭宗干宁四年（897年）的近200年间，朝鲜曾向唐派遣使团89次。与此同时，唐代的风俗、饮食等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茶作为重要的饮品同样流入了朝鲜半岛。《三国史记》载大武神王9年（26年），孙无恤吞并盖马国，杀其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闻盖马国王被杀“举国来降”。“苟茶国”中出现了“茶”字，但笔者推断这可能是金富轼在写作《三国史记》时，用汉字“茶”表朝鲜语之发音。西汉时，中国关于茶的文献记载尚颇为罕见，此时茶叶当不会传入朝鲜半岛。从公元7世纪起，茶已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文献和碑刻中便有所体现。金立之《崇严山圣住寺事迹碑铭》中有“茶香”字样，收藏于韩国东国大学《崇严山圣住寺碑片》有“茶香手”字样。①高丽时代，一然《三国遗事》收录金良鉴撰《驾洛国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②文中记载的是新罗文武王即位之年（661年），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断，茶在此处当为饮品。这是7世纪中后期，朝鲜半岛已有饮茶的史实。《三国遗事》中的记载并非孤证。《三国史记》载有薛聪的《花王戒》：“又有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伛偻而来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临苍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翁。窃谓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③薛聪生活在7世纪中后期到8世初，白头翁“茶酒以清神”之句，可推断在薛聪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茶有振奋精神的作用。白头翁衣着为“布衣韦带”，这是未仕或隐居贫贱之士的粗陋服装，白头翁的生活环境是一个交通便利却又人烟稀少的地区。7世纪末在朝鲜相对偏远的地区，一般的贫寒士子之间，茶应该已是较为寻常的日常饮品了。

《三国史记》兴德王二年记载：“冬十二月……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④善德王在位时期为唐初，该时期茶便已经在朝鲜开始传播了。兴德王二年是唐太和元年（827年），在茶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了200余年后，朝鲜人已经将茶作为重要的饮品。遣唐使大廉在9世纪初将茶种带回国内，朝鲜半岛开始栽培与种植茶叶，朝鲜的茶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茶也是佛教供养佛祖的至要之物。景德王（742－765年）每年春天置茶会，以茶赐臣民。《三国遗事》第二卷载有僧人忠谈向国王献茶的记录：“三月三日王御归正门楼上……僧曰：‘每重三重九之日，烹茶飨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今兹既献而还矣！’王曰：‘寡人亦一瓯茶有分乎？’僧乃煎茶献之，茶之气味异常，瓯中异香郁烈。”⑤这则故事发生在景德王二十四年（763年）三月三日，忠谈肩背“樱筒”，樱筒可容纳不少茶具，方便携带，可随处煮饮。忠谈在每年的重三与重九之日，向南山三花岭弥勒佛祖供奉茶水。以茶礼佛是唐代佛教的习俗，唐代以茶献佛的风俗在朝鲜半岛也得到传播。忠谈以茶供佛、以茶献王，这是朝鲜半岛茶礼习俗的初步萌芽。景德王是一位喜欢饮茶的国王，他还以茶赐人。景德王十九年（760）四月，景德王请高僧月明师作散花功德，他赐茶以示嘉奖：“王嘉之，赐品茶一袭，水精念珠百八个。”⑥新罗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人，他们在中国与茶有着广泛的接触。新罗国王子金乔觉（696－794年），又名金地藏，在九华山择地栽茶，“金地茶，梗空如筱，相传金地藏携来种”⑦，《全唐诗》收录了其茶诗《送童子下山》。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提到众多新罗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新罗人近50人。⑧新罗人与唐人杂居，他们熟悉唐代茶及饮茶习俗。在唐代生活的新罗代表人物李元佐于843－845年与圆仁多有往来，李元佐曾送圆仁“路绢二疋、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⑨新罗来华著名文士崔致远与茶同样密切，他为创建双溪寺的真鉴国师（755－850年）撰写之碑文中写道：“复有以汉茗为者，则以新爨石釜，不为屑而煮之。”瑏瑠崔致远茶诗《谢新茶状》：“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瑏瑡两者描写的都是唐代盛行的煎茶法。崔致远生活在唐僖宗时期，正是煎茶法大行其道的时期，他应是相当熟悉的。综上所述，唐初茶文化已经向朝鲜半岛传播，7世纪末，茶在朝鲜半岛已较为普遍。新罗人入唐把唐代文化制度带回新罗的同时，也把茶叶及茶文化带回了新罗。这一方面在朝鲜半岛传播了唐朝先进的饮茶文化，另一方面又提升了该地茶文化发展的层次与水平。9世纪后，新罗人已不满足于从中国输入茶叶，他们开始尝试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煎茶法，努力提高本国的茶文化层次与内涵。茶被用来祭祀先祖、接待宾客、日常饮用、赏赐群臣、供奉佛祖，用途极为广泛。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朝鲜茶文化的发展、演进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是接受程度较高的国家。

（二）茶向日本的传播

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认为茶叶传入日本当在圣德太子时代（593年左右）①，但他并未列明佐证史料。日本大化改新之后，中日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从贞观四年（630年）到干宁元年（894年）的260余年间，日本共遣使15次。他们全方位学习唐代文化，如饮食服饰、雕刻建筑、音乐美术等、社会习俗、典章制度、释道儒学等。中国的茶叶及茶文化也随着这股汹涌的文化交流大潮，源源不断地向日本输出。奈良时代（588－780年）日本文献中关于茶的记载极其少见，最早的地方志《风土记》、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没有相关记录。仅在日本现存最早官修史书《古事记》中有两处记载，一是仁德天皇（313－399年在位）时代《志都歌》，二是雄略天皇（456－479年在位）时代之歌。文中提到茶山、茶树、茶花等。《古事记》所载多神话传说，只能从侧面反映其成书年代，即8世纪初日本茶叶传播的某些踪迹。日本正史中关于茶的文献记载见于840年成书的《日本后纪》。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年）4月，“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龙颜大悦，赐之以御冠。这段文字向我们透露了几个信息：嵯峨天皇应该已经接触过茶；茶已经被当做饮料使用；茶是贵重的物品，用来接待贵宾；都永忠所煮之茶味道不错，深得天皇赞许。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令畿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献之。”②这些茶作为贡品进献朝廷，他还把皇宫内的东北隅辟为茶园。平安时代前期（794－930年），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开始种茶、制茶、饮茶、咏茶，茶文化之风大盛。该时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僧侣来实现的，皇室成员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澄（767－822年）于804年来到浙江天台山，向道邃、行满等禅师学习天台宗教义。在佛陇寺庙时，曾任智者塔院的“茶头”。

805年初春，最澄归国时，友人举办了一场茶会③。在天台山茶风的熏染下，最澄对唐代茶文化有深入认识。最澄致力于茶文化在日本贵族阶层及僧侣阶层的传播。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歌《答澄公奉献诗》：“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④嵯峨天皇在诗中提到陆羽，日本贵族阶层已经了解唐代茶文化发展的情况。弘法大师空海（774－835年）是日本另一位重要的茶人。他与最澄同年来华，据《弘法大师年谱》记载“大师入唐回国的时候，把茶带回来，奉献给嵯峨天皇”。⑤815年，嵯峨天皇临朝时，空海上书《献梵字及杂文表》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震旦之书。”《高野杂笔集》提到茶在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思渴之次，忽惠珍茗，香味俱美，每啜除疾。”他在一首诗歌的序文中云：“曲根为褥，松柏为膳，茶汤一碗，逍遥也足。”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看出，空海不仅看重茶的具体功用，更注重茶所带来的清净自由之境界及审美感受。空海不仅喝茶、诵经，他还经常写诗作文，与一些皇族、诗人酬唱应和，其中不少与茶有关。嵯峨天皇曾作七言诗《与海公饮茶送归山》：“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⑥仲雄王拜会空海诗作《谒海上人》描写唐代煎茶之法：“石泉洗钵童，炉炭煎茶孺。”①学者、诗人小野岑守与空海唱和诗作《归休独卧，寄高雄寺空海上人》：“野院醉茗茶，溪香饱兰宦。”②空海给兴元寺护命僧正80岁的贺寿诗序言中描绘了与知己相聚，设茶汤之会的情景：“聊与二三子，设茶汤之淡会，期醍醐之淳集。”空海对茶的种植、唐代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高僧文人之间的茶诗唱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被称之为日本“茶祖”。

嵯峨天皇在位的弘仁年间（810－824年），崇尚唐代的文化与艺术。他推进新文化政策，中国文化在日本备受推崇。这段时间是日本茶文化发展黄金期，日本开始种茶、制茶、品茶，以嵯峨天皇为中心，最澄、空海、都永忠等僧侣为骨干力量的茶人群体推动了日本茶文化的传播，饮茶之风盛行，学界称之为“弘仁茶风”。此时诞生的三部敕撰汉诗集《凌云集》、《经国集》、《文华秀丽集》中，出现了多首茶诗，反映了当时饮茶之风盛行的情况。《经国集》卷十四有惟氏的《和出云巨太守茶歌》：“山中茗，早春枝，萌芽采撷为茶时。山傍老，爱写宝，独对金炉灸令燥。空林下，清流水，纱中漉仍银鎗子。兽炭须臾炎气盛，盆浮沸浪花。起巩县垸闽家盘，吴盐和味味更美。”③这首诗前半部分描写日本饮茶之法，跟陆羽《茶经》描写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对陆羽《茶经》的煎茶之道的诗化再现。814年4月，嵯峨天皇及其继任者淳和天皇、《经国集》主编滋野贞主及众大臣在左大将军藤原冬嗣（775－826年）的闲居院举办一次茶会，众人多以茶赋诗。嵯峨天皇赋诗《夏日左大将军藤冬嗣闲居院》：“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④淳和天皇则赋诗《夏日大将军藤原朝臣闲院纳凉探得闲字应制》：“避暑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⑤两诗有“捣香茗”、“捣茗”之语，这说明当时日本的茶是饼茶。诗中还言“提琴”、“雅弹”，说明当时的茗饮是和音乐等高雅的艺术活动相结合的。饮茶、弹琴能够消除人的烦闷，给人以美好的精神享受，让人日落西山却浑然不觉。嵯峨天皇《秋日皇太弟池亭赋天字》五言诗：“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⑥滋野贞主也作一首诗《夏日陪幸左大将藤原冬嗣闲居院，应制》：“酌茗药室经行入，横琴玳席倚岩居。”⑦这些汉诗从文句到立意都深受唐诗影响。天皇、大臣、文人等共聚、品茗、作诗，举办盛大的茶会，这在唐代也不多见。820年，嵯峨天皇退位，弘仁茶风暂告一段落。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并没有止歇，茶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风尚仍然在日本上层贵族和文人雅士之间传播。岛田忠臣（823－891年）的《田氏家集》（843年）中的《乞滋十三摘茶》⑧描绘了采茶的情形。岛田忠臣的女婿菅原道真（845－903年）的《菅家文草》（900年）及《菅家后集》（903年）中也有很多与茶相关的内容。菅原道真的茶诗中寄予愤懑、焦虑、孤寂等多愁善感的文人气息及高雅脱俗的情怀。《八月十五日夜，思旧有感》：“菅家故事世人知，翫月今为忌月期，茗叶香汤免饮酒，莲华妙法换吟诗。”⑨《假中书怀诗》：“一叹肠回转，再叹泪滂沱。东方明未睡，闷饮一杯茶。”瑏瑠晚年他被贬谪九州岛，一场大雨让他倍感人生的凄凉，“农夫喜有余，迁客甚烦懑。烦懑结胸肠，起饮茶一盏。”瑏瑡菅原道真以旅馆屏风所画“松下道士”为题作诗六首，其中《饮茶》一诗写道：“野厨无酒，岩客有茶。尘尾之下，遂不言家。”瑏瑢他是借用画中道士的饮茶行为来标榜自己清雅超群。菅原道真的茶诗取向体现了新的价值：一是以茶浇愁，既给茶诗带来了新向度，又与唐代的茶诗文脉相通，但这样的文风并未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二是茶与酒在其生活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二者相较，他更倾向于茶，这是日本茶文化深入发展的标志。唐昭宗干宁元年（894年），新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引用在唐学问僧中灌的报告上奏天皇，以“大唐雕敝”、“国乱”、“多阻于兵”、“不得达”等为由，建议停止派遣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一建议，永久停止派遣遣唐使，“五代及宋国交，彼此皆絶。”①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动乱不断，日本趋向于闭关锁国，致力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和魂意识日益崛起，富有本民族特色的“国风文化”成为新的风潮。在内外双重作用下，中日茶文化的交流暂时中断了，日本茶文化进入了较为缓慢的发展期。

三、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的特点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茶叶及茶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茶文化对外传播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该时期茶叶传播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沟通与交流，而非商品贸易活动。茶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仅是茶叶这一消费品的外输，更是与茶有关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输出。无论是寺院僧侣之间的交流，官方的赏赐赠与，还是民间的互动，处处都流淌着浓厚的友情。进入宋代以后，南方的一些港口开始茶叶的商贸活动。明清时期，中国茶叶通过海路或者陆路向世界各地大宗出口，这与唐代茶文化形态传播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在中心－边缘的地缘政治秩序格局中，茶从“文化高地”流向“文化洼地”。唐代，中国位于世界文化的中心，有着大量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占据着文化的制高点，周边的部族和国家都在主动而心悦诚服地汲取唐文化的营养，“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之花最为盛开、最为灿烂夺目的唐代文化，犹如高处向低处流淌的水流，流向周围的各个国家。”②茶文化是唐代文化制度输出的具体形态。同时，这些与中国相邻的、位于第一圈层的国家又把茶文化向更远圈层传播，“以中心区为核心、周边地区为外围的‘文明’或‘地缘文明’的规模都扩大了”③，茶文化就是在这种文化运动模式下从中国走向全世界的。第三，更注重精神与审美内涵，而非物质享受。韩、日、越等国家的一些僧侣、留学生、官员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久，有的长达几十年甚至终老中土。他们学习唐人对茶的品鉴方式以及从中获取的审美感受，也将茶文化的精神内核带回了本国。他们品茗，欣赏那红红的炭火，曼妙的茶烟，翻腾的鱼目，沁人的茶香。他们身处竹林，吟诗作对，弹琴吹笙，侃侃而谈。他们爱茶，爱茶的一切，茶是他们的礼，茶是他们的道。第四，僧侣在茶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梅维恒在《茶的真实历史》中认为茶的广泛被接受与佛教的传播有关④。学习、弘扬、光大佛法是他们来华的原动力，但他们发现茶在佛家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茶可以驱睡少眠，茶可以清心净性，茶可以帮助参悟佛理，于是茶也成了他们的不二之选。归国后，他们饮茶的习惯保留了下来，并尝试自己种植制作茶叶，于是以寺院为中心，茶及茶文化向上层和底层两个方向传播开来。（本文作者：刘礼堂、宋时磊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