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华北茶市场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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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茶叶承销市场包括原直隶省的北京、天津、河北两市一省。为了表述方便，这里还把河南、山东包括在内，形成一个5省市的“大华北”区域。因为，这些地区茶叶市场具有较紧密的联系，无论是消费的茶类、茶叶来源、茶叶运销方面，均有许多相似之处，构成一个相当联系紧密的整体。

一．京津冀茶叶市场

河北茶主要来自安徽、福建、江苏、浙江、江西，以销绿茶，花茶为多，红茶次之。输入该地区的茶主要通过海路和内河、内陆2条道路。由海路输入的茶以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福州等为多。这些口岸的茶输入天津、北京后再分销华北各地。为了及时办货，节约成本，更好地满足市场需要，产区茶商往往把本地所产茶运销不产茶的销区，而销区茶商同样主动赴各产区或茶叶集散中心制造、收购茶叶，运回原藉销售，这种情况在华东、中原及山东表现得尤其明显。华东输入的茶，很大部分来自皖北六安茶区。如霍山县东北乡、西南近城一带茶，光绪时(1875－1908年)“多北运至亳州及周家口，半薰茉莉转售京都、山西、山东”(1)。从“土人不辨茶味，唯燕、齐、豫、楚需此日用”也可概见。民国时六安茶销路仍“以山东为最多，北京天津等处次之”(2)。至1949年解放时，皖西茶叶“全是内销，主要市场在华北”，即“片茶销长江南岸，淮河一带，蓝花茶销京津，大茶销山东河北农村”(3)，销售市场仍无多大改变。皖南茶外销衰落后，茶叶内销成份增多，东北、华北为重要市场，茶商也亲自赴皖南设庄收茶。大方茶“多运杭州销售”，这些茶或转宁波或转苏州从上海北运。而“窨花茶多销北平、天津、山东、山西等处”。本庄茶客俗称“山东客”，“盖北方茶商均系山东人”，但又“实非山东一地茶商也。此种茶商，每于立夏后，即纷纷由北方来徽(州)，携带现款自投素所相识之茶行，依各地茶价之高低，定其办货之多寡。无论茶价如何，总须将该茶叶店一年能售之货色备足”。据20世纪30年代调查，茶客办茶资本，多者10余万元，少则数千元，普通一、二万元，所设庄号众多，王林村一带就有此类茶庄“不下百余家”(4)，所办茶总量自不在少数。杭州是著名龙井茶产地，“又是浙、皖、赣、闽茶叶运销集散之地”，解放前，每当茶季，“全国各大城市茶商云集杭州，采购茶叶”，著名茶商有上海汪裕泰、程裕新、苏州汪瑞裕、北京鸿记、天津正兴德及泉祥、济南鸿祥、哈尔滨东发合、大连阮顺德等大茶商，他们在杭州设庄，通过茶行收购，抢运各地报新(5)。汉口为华中主要茶叶集散地，青茶用“茉莉花窨，合乎天津、开封、山西的销路”(6)，茶叶大量转上海运天津。福州是重要花茶集散地，箱茶帮中的天津帮“均以专售绿茶于天津牛庄烟台三大埠为主”，盛时有三四十家，他们中的有些人“系北人来闽设庄贩运者”。京东帮也有三四十家，分为京徽帮、直东帮，“均系北京安徽人所开设，专以运售绿茶于京津各埠为业”(7)。正因为河北、京、津茶商广赴茶区收购，所以光绪《赵州乡土志•商务》云:“茶多自茶山运来，茶商多冀州人，每岁银不下十余万两”。当然，拥有丰富茶源的产区商人前往华北一带设庄、开茶店销售的也不在少数，尤其以徽商为代表。明末，徽商已来到北京业茶，嗣后势力日益增大，成为主要茶商。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北京茶馆图”即可窥见徽商的势力及经营情况。一幅茶馆图写有:“徽州吴汇源自办名山毛峰雨前雪蕊龙井雀舌普耳等茶发行”，另一幅茶馆图中有3位茶客正在茶馆悠然饮茶，边上站立一位侍者显系“茶博士”，茶馆门口立一穿长衫者，作出“请进”之手势，茶馆门墙上挂着写有“雨前”、“毛尖”、“六安”字样的招牌(8)。这2个茶馆出售的茶均为上等绿茶，且说明茶馆尤其是大茶馆“自办名山”名茶是一种惯常的经营手段。

天津、北京输入大量茶叶，说明直隶一带茶叶市场的发达和茶叶消费量之大。从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这样。北京为政治中心，人口众多，饮茶相当普遍。其地“饮茶之风极盛，不独上流社会嗜之，即下层阶级如车夫苦力等人，亦莫不皆然。盖茶叶一物，能涤除烦燥，人之操作愈苦者，其渴饮亦愈甚。故北京车夫苦力，于其勤劳之余，相聚倾壶长吸以为快，不过多购零包茶叶而已。此等人殆视茶叶与食粮同为每日必需之品，其消费之总量，并不亚于上中社会。而市内公众品茗之场所，亦指不胜屈，其中形式最古者为茶馆，城内外大街小巷莫不有之。此等茶馆，有兼售食物者(俗名茶饭馆)，有说书助兴者(俗名清茶馆)，顾客以中流以下阶级为多。至略仿南方之形式者，谓之茶楼，概起于光绪二十六七年以后，如劝业场第一楼青云阁东安市场等处，入座以中等阶级为多。而公园戏园及各游戏场中品茶之人，为数亦多。此外路旁所设之茶摊(花儿市最多)及游行街上之茶挑，亦到处皆于见之。故茶叶一项，实为极大消耗品，据茶业中人计算，北京茶叶每年消费总额约为三百七十万斤乃至四百万斤，城内外之茶叶店，大小不下三百余家”(9)。这是北京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情况，从中可见，居民饮茶之盛，每年消费的茶叶数量众多，社会上早已形成层次分明的各类茶馆，可以满足不同人士的消费需求。有学者说，“研究古代社会者，不可忽略了茶馆”(10)。茶馆是茶叶消费大众化、平民化的窗口，透视茶馆消费，可概见茶叶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更好地把握茶叶市场的发展脉搏。中唐时期，包括北京在内的河北一带饮茶已盛。陆羽《茶经•六之饮》有:“两都(指长安、洛阳———引者)、并(山西)、荆(湖北)、渝(重庆)间，以为比屋之饮”。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也云:“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同时售茶水的茶馆正式出现，“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11)。元明时期继续发展。清代京师茶馆又达到一个新高度。茶馆相当普及，饮茶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载，“燕京通衢之中，必有茶馆数处。盖旗人晨起，盥漱后则饮茶，富贵者则在家中，闲散者多赴茶馆。以故每晨想见，必问曰:‘喝茶否?’茶馆中有壶茶，有碗茶，有点心，有随意小吃，兼可沽酒。自辰至巳，馆中高朋满座，街谈巷议，殊可听也”(12)。大部分茶馆设施较简陋，所设“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13)。这种大众化的茶馆当然是三教九流会聚之所，基本功能是“饮茶之所也”。按史料所云，这种茶馆一般盛于“光绪庚子(1900年)以前，京师茶馆不多而陋”。饮茶方式很随意，“大率列长棹于厅事，茗饮者自备茶叶，以次列坐，坐既定，出当十钱一文，买其水，且有挈壶以往者，馆中亦售饼饵”。丁立诚《上茶馆》一诗，描绘了大众茶馆的饮茶实态:“卷饼大嚼提壶饮，并坐横肱杂流品。清晨邀客且烹茶，人声鸟声众喧甚。内城白肉深沟羊，包办南席东麟堂。熊掌与鱼我所欲，烧鸭首推便宜坊，弱笔自惭寻梦梁”(14)。从这首《上茶馆》诗中，透露出茶馆的热闹、随意情景。在茶馆普及，旗人也饮茶成风的同时，光绪(1875—1908年)后期，高档茶馆也已出现。这种茶馆被称为茶园，设施高档，层次分明，收费有别，喝茶听戏皆得其所。华胥大夫《金台残泪录》有记载，云:“凡茶园皆有楼，楼皆有几，几皆曰官座，右楼官座曰上场门，左楼官座曰下场门。狎旦色者，曰斗，争坐下场门。楼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坐百钱，曰茶票，童子半之，曰少票。池心无童子座，署曰:‘池心不卖少’。乐部登台，坐者毋许径去，署曰:‘开戏不倒票’。官坐一几，茶票七倍。散坐二斗，每据一几，虚其位，待旦色入座问安，立于仆竖之间。无茶票者，曰听阑干戏”。茶园与酒店俱荣，“茶园左右前后，皆有酒馆，又曰酒店”。著名的茶园有地安门外茶园、宣武门外茶园、崇文门外茶园各1座，正阳门外东茶园4座，正阳门外东茶园7座(15)。由于茶馆业的发达和茶叶消费量的巨大，对水质的要求也提高。北京出现了“送甜水”的行业，西北一带井水由于“味多甜”，大获青睐，有人“日以小车载之，致送人家，按月取资，谓之曰送甜水。居人饮而甘之，辄亦曰甜”。“泉源分来甜与苦，甜者宜茶活水煮”，从而解决了“京师为碱地，故井水多苦，不能供饮”(16)的问题。其实，老北京的茶馆始创于元明，鼎盛于清朝，种类繁多，星罗棋布，遍于全市大街小巷的各个角落，大致可分为清茶馆、书茶馆、棋茶馆和季节性茶棚等，各有其不同的适应性(17)。

北京市场上消费的茶类比较单一，虽可分绿茶、红茶二大类，但“绿茶销数最多，约占百分之九十九，红茶不过百分之一而已”(18)。而富有特色的香片茶是花茶，也极受欢迎，“京、津、闽人皆嗜饮之”(19)。这些茶有其较为稳定的来源，如“红茶来自汉口最多，福州次之，绿茶以徽州及浙江货为最多，福州货次之，六安货(安徽霍山产)最少”。光绪十六七年(1900－1901年)以前，“北京销行之茶，概为六安货，嗣后以风气变迁，六安茶销数逐渐减少”，20世纪20年代“其势力已一落千丈”。龙井茶销量则由不及500斤升至1000担以上(20)。

天津为华北巨大茶中转站，大量茶叶由此经张家口转运至恰克图出口或销售于蒙古各地，同时又是北京市场茶叶的重要来源。天津拥有40万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茶叶销售市场。1868年外国轮船输入天津供当地消费的茶是928644磅，价值19763英磅。显然，这对“拥有400，000人口的天津本身所需要的茶叶的数量”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实际消费量“大大地超过了”这一数字，因为那仅是“一部分比较少的供本地消费的进口数量，更不必提还要天津市场供应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这个巨大的“年供应量的差额，一部分由科库船(kokujunks)供应，一部分由漕粮船供应”(21)。有些内容可参“天津茶埠”相关内容。

北京、天津的茶以该核心市场为中心，向周边尤其是河北市场扩散。民国《雄县新志•商务》云:“茶叶自白沟镇零售于本境，近由天津运销本境，各杂货行均有出售”，说明茶市网络畅通。有些茶商的销售金额还不小。如光绪宣统间(1875—1908年)《固安县志？商务》载，茶由安徽清江水运至山东德州，车载至固安，该县城内广顺号销3万缗，宝兴、日新2号销万缗，牛埚万有号销1．4万缗，“其借销于他行者无定数”。光绪《赵州乡土志•商务》载，每年由茶山运来之茶，计“银不下十余万两”，可见，河北茶叶市场具有一定规模。为了满足消费，许多地方还制造、出售、饮用各种“野茶”、“草茶”，茶商收购，并往往掺入真茶中出售(22)。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消费的迫切要求。

二．山东茶叶市场

山东茶叶市场与河北茶叶市场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鸦片战争前，从上海输入绿茶为一重要途径。“从上海到广东、山东、盛京和辽东去的帆船，都载着苏州和南京出产的棉花、茶、丝和棉布”，这些“装载茶、纸、布、粮、绒花、药材、木料的船只，开往山东、直隶沿岸，装回各种豆类”，还“带回现款”(23)。嘉庆(1796－1820年)后，清政府为严控茶叶贸易由广州一口出口，杜绝走私，消灭偷税事件，禁止茶由海道运广州，但对上海北运茶叶，规定仍“著照旧例，凡北赴山东、天津、奉天等处茶船，仍准其纳税放行”(24)。承纳上海等南方运来的茶只能是沿海的胶州、烟台等城市。苏州开埠后，安徽、浙江、江西等省茶从杭州转运苏州，经薰花后运往东北、华北地区。1901年海关关册曾提到“至本年茶叶一项，因秋间曰俄息战后东北一带待货孔迫，故多运往该处销售，颇获厚利，即直隶、山东两省，销场亦复不恶”(25)。福州的箱茶帮共分3帮，其中天津帮兴盛时有三四十家，“该帮均以专售绿茶于天津、牛庄、烟台三大埠为主”(26)。从中也可概见，山东所销绿茶，一般是经加工的花茶，烟台等沿海城市是主要中转站，以此为中心，销往山东各地。山东市场上的茶很大部分是茶商亲自赴茶区采购的。如绿茶中心皖南，办茶有本庄茶商被称为“山东客”，之所以有这种称呼，是因为“北方茶商均系山东人”(27)所致。杭州是重要茶叶集散中心，解放前各大城市云集杭州采购茶叶的著名茶商就有济南鸿祥号(28)。设庄六安茶区，把茶运往山东市场，是山东茶商的重要业务。霍山县西乡一带的茶“茶味厚，微苦，枝干粗大，采焙不精，皆青齐茶商于大化坪、五溪河收买，运销山东一路”(29)。民国时“山东庄客，多在独山镇石曹末潭炮山根等地设庄，专办东河外山货”(30)。清代办六安茶的庄号分为杂庄、本庄、苏庄、口庄、鲁庄等帮。杂庄为邻近各县人，如“巢合含和及鄂东黄安高陂等处之客商，均系一种小商小贩之性质，资本微末，购买无多，与各正式庄号比较，不及远甚”。本庄茶号为当地茶商，“其经营规模较大，而声誉颇振一时者”，霍山有6家，入民国后“多数倒闭，或已衰微”。苏庄即苏州茶商，清代时占重要地位，民国后基本停办。口庄为周家口庄，情况一如苏庄。鲁庄数量众多，规模大小不一，“各县重要之产地，均有该庄之繾集”，盛时“六霍舒邱四县，常达二百余号以上”。清同光年间(1862—1908年)，鲁庄即进山办茶，但“多为小商贩”，用手推车运来当地土货卖作购茶资本，“购买数量，或百余篓，或数十篓”，被称为“车把客”。津浦铁路建成后，车把客“逐渐绝迹”，“各大庄号，多皆入山”办茶。著名茶号泉祥号“营业资本甚大，不但本区各地，进货甚多，徽闽各处，亦皆采办”(31)。这就是被称为“京行”之“山东省人”(32)。茶由淠河运至正阳关，进淮河至蚌埠后，由津浦铁路运山东。

由于六安茶区茶“向为唯一重要销场之山东市面”(33)，山东泰安、德州、济南为其大市场，并由此向乡村等地集散。如“绅士家用茶叶，则市于店铺”(34)。齐河县东北乡马寨一带，多产虾蟆秧，亦名红芭刺秧，“土人多采此如法泡制，出售济南各茶庄”(35)。民国《长清县志•物产》也载，“靡笄茶，土人采此泡制出售济南各茶庄，获利颇厚”，表明济南是茶叶大销场，地位重要。刘鹗《老残游记》提供了清末关于济南茶叶市场的一些信息。该书第二回云，老残至济南府，“进得店去，茶房便来回道:‘客人，用什么夜膳?’”，说明这是兼卖茶水的饮食店。该书第三回说到老残吃过午饭，“步出西门，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泉边有吕祖殿，殿前搭凉棚，“摆设着四五张桌子、十几条板凳卖茶，以便游人歇息”。老残出了全泉书院，顺着西城南行，在南门外城河边黑虎泉见到几间草房，“走到面前，知是一茶馆。进了茶馆，靠北窗坐下，就有一茶房泡了一壶茶来。茶壶都是宜兴的样子，却是本地仿照烧的”。该书第四回云:“老残拿茶壶，替他倒了碗茶。……老残一面叫茶房来，给了挑盒子的四百钱，一面写了个领谢帖子，送那人出去”。这是老残以茶感谢送吃的东西的人。第九回、第十回更有大量描写茶的内容。第十八回谈到“河边搭着茶棚，挂着彩绸，当时让到茶棚小坐”(36)，也表明有饮茶之处。所以徐珂《清稗类钞》所云:“济南人不重茗饮而好酒，虽大市集，无茶肆，故劳动界之金钱消耗较少，而士夫之消耗光明，亦不至如南人之甚。朋辈征逐，惟饮酒，酒多高梁”(37)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实际上，从民国期间六安茶区在山东济南、泰安等处卖茶者言:“目前山东泰安济南各大市场中之戏园、浴堂、茶馆、酒肆等处，所用待客之茶，皆为‘龙井’、‘大方’，均无有更用‘六霍茶’者。所谓‘六霍茶’之销场，现已由城市全被排挤至穷乡僻壤，为一般劳动者之解渴品矣。至于名城大埠，殆已无‘六霍茶’之立足地”(38)。这段文字告诉人们，山东的名城大埠和“穷乡僻壤”均饮茶，城市还有专门的茶馆。从前六安茶在山东占据统治地位，后退居农村，城市市场被浙江龙井、皖南大方茶所占据。但如果说，山东茶叶市场不如江南发达倒说得过去，也更符合实际情况。另外，从济南府额征茶税银8两，历城县额征银1两4钱，寿张县设茶行经纪1名，每年征税银3两6钱，济南州有商运茶到州，每百斤收税1钱，粗者5分看，清代这些地方为重要茶市。

三．河南茶叶市场

河南“无茶课，向不颁行”茶引(39)，茶叶贸易比较宽松。一方面，豫南以信阳一带为中心的茶产有一定发展，信阳、罗山、商城、固始、灵宝、光山、确山、商城、叶县、遂平等县茶产，有的行销本地，有的“推销各地，颇受欢迎”(40)。另一方面，河南位居中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成为东西贯通，南北联结的必经之地，因而是南茶北输，东南茶西进的枢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以河南为中心的集散市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非但如此，河南又是一个重要茶叶销场。如六安茶区霍山县东北乡与西南近城一带茶，“多北运至亳州及周家口，半薰茉莉转售京都、山西、山东”(41)。河南茶商利用地利优势，购茶运出。“广行系湖北河南小茶商，每届茶季，络绎道途，偏地皆是”(42)。他们中的周家口茶商，在清代时被称为“口庄”，与苏庄“前清同光时代，在本区均占有重要地位”，苏庄兴恒公，口庄敦泰厚等号，“皆鼎鼎有名”，民国后衰落，“皆成过去之黄花”(43)。茶从山间由筏运出，经六安县城瑒瑣至正阳关，进淮河溯河而上，至阜阳县，转周家口，是为“北京及河南茶商即道于此”(44)。河南周家口成为茶叶巨大中转集散市场。“口庄各号，由淠颖两河，运至周(家)口。更由周(家)口分销于齐、鲁、燕、赵、汴、宋、山、陕以及口外、蒙古各地”(45)。显然，洛阳、开封均受其辐射。而福建茶、华中茶由河南北运、西进也是历史上的传统路线(46)。湖广的花茶大量销往天津、开封、郑州、山西(47)。可见，河南市场以销绿茶为主，茶叶来自本省所产、六安茶区、华中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