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徽商茶叶贸易比对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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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是清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7世纪中期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几乎独霸国际茶叶贸易市场。鸦片战争后，茶叶虽然依旧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打商品，但其垄断地位已开始动摇。19世纪80年代，中国茶叶贸易已明显出现衰落迹象。20世纪初，中国茶叶贸易已处于江河日下之状态，并最终为日本、印度、锡兰等国之茶叶所替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国际市场几乎完全丧失。1920年，中国茶叶出产量占世界出产量的6．5%(1)，茶叶输出量仅占世界产茶国输出量总数的6．2%。(2)在此过程中，作为经营茶业的国内两大商帮———徽商与晋商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命运。关于晋徽茶商衰落的原因，目前已有较多论述，此不赘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茶在国际市场的衰败给晋、徽茶帮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两大商帮也从此走向衰落。这也使得学术界关于晋徽商的比较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时期，很少涉及民国时期。然而，衰落后的晋徽两商帮的命运并非完全一致。源此，本文拟对民国时期晋徽商茶叶贸易进行阐述，从商帮的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两商帮不同命运形成的内生原因，指出发展战略选择是否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是决定商帮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晋徽商茶叶贸易的衰减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华茶在国际市场的节节败退，晋、徽商两大商帮的茶叶贸易亦开始衰落。在此过程中，晋商的衰落表现得更为彻底，徽商茶帮的衰落则表现得较为温和与缓慢。及至民国，晋商茶帮的势力已大为削弱，而徽商茶帮则依然绽放出夕阳西下的光芒。

(一)徽商茶帮衰而不亡

民国时期，徽州茶帮虽备受打击，但其衰落表现得温和而缓慢。可以说，徽商茶帮是衰而不亡。据调查，“清末民初，仅绩溪人在沪开设的茶号就有33家，其中汪裕泰茶庄有6个发行所，被誉为‘茶叶大王’。抗日战争以前，歙人在沪从事茶叶经营的商号总数以百家计，在杭州开始的茶叶店也有50余家。”(3)1929年，上海共有57家茶厂，其中徽帮29家，占茶厂总数约一半(4)。1932年，上海仅存42家茶厂，其“经营此业者大都为安徽广东江苏三省人，而尤以安徽人为最多。上海之著名茶厂及大部份资本均属之。……工人以安徽人为大帮。”(5)“茶厂工人分为徽州、江西两帮。制绿茶者多为徽州帮，制红茶者多为江西帮。但大多数均属徽帮。全市徽帮工人约1600余人，亦旧工业中之重要者也。”(4)1929年，上海茶栈共19家，其中徽帮7家，广帮6家，平水4家，杂帮2家。徽州茶帮数量位居各帮之首。19家茶栈资本金额共52万元，其中徽帮7家的资本共25万元，占全部资本的48%(4)。茶叶店工人共约六百余人，多系徽州绩溪籍，故有绩溪帮之称。该帮有工人会曰:上海茶业职工会。(4)由此可见徽商茶帮在上海的优势地位。上海素来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1933年，“上海茶叶总出口量占全国茶叶总出口量的七分之六，即以上海直接出口量来讲，亦占全国总出口量的半数。”(6)据调查，上海1937年之前成立的解放时尚存的徽商茶号、茶行、茶栈有19家，是数量最多的一帮(7)。徽商仍为民国时期上海茶业界的第一大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在安徽本地经营茶业的徽商也不少，他们还成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1909年，婺源茶商组织了茶商工会，请驻屯皖南茶税局立案。1912年，屯溪茶业公所改组为徽州茶务总会，并呈安徽督军立案成为法定团体(8)。据调查，1940年安徽全省共有茶厂、茶行456家，另有合作社106所。(9)

(二)晋商茶帮衰而致亡

汉口曾为中国最大的茶叶输出地。然而到1933年，汉口“对俄输出之总值，仅二百余万元，远不及中俄绝交时期中之民国十七年，若依次比较，则去年(1933年)仅及十七年的三分之一。”(10)曾经在两湖盛极一时的晋商茶帮，随着中国茶叶贸易和汉口茶市的衰落，相继停业者比比皆是。汉口茶庄以前颇为发达，有湖南帮、山西帮、湖北帮、广东帮、江西帮等共百余家。及至1933年，现存者只有山西及两湖等帮58家。其中，山西帮仅8家，即天恒川、天顺长、大盬钰、瑞兴、天成顺、义兴、兴隆茂、日新盛，主要采办安化茶。(11)据调查，民国年间，“汉口最大的茶号有忠信昌、顺安谦、新隆泰、源隆、万和隆、洪昌隆、永昌隆、然泰昌、新盛昌、公慎祥、洪源永、谦祥益等。”(12)山西帮的8家茶号均不在其内。可见，晋商茶号在汉口的势力已大为衰微。晋商活跃的另外几地是湖北羊楼峒、湖南羊楼司、聂家市。光绪末年，羊楼峒的晋商茶庄有长裕川、大德生、兴隆茂、宝聚川、天顺长、天聚和、义兴、大盬钰、瑞兴、大昌玉、德巨生、巨贞和、巨盛川、复太谦等14家，每年办茶约计30万担。到1933年，羊楼峒全部茶号仅19家。至1934年，茶号减至15家。该年羊楼司茶号8家;聂家市6家。(13)1933、1934年羊楼峒、羊楼司、聂家市各茶号经营情况见表1。从上表我们看到:及至民国时期，晋商茶帮的势力已大为削弱。其表现一是茶号总量急剧减少。一些著名茶号不少都有歇业，如长盛川、涌钰、长裕川、兴隆茂等。1933年，羊楼峒晋商茶号有9家，占茶号总量近一半，但1934年仅存4家。1933年，羊楼司晋商茶号为6家，占茶号总量85%;1934年晋商茶号减为5家，占茶号总量62．5%。1933年，聂家市晋商茶号为3家，占茶号总数的一半;1934年减为2家，占茶号总数约33%。可见，晋商茶号在数量上仍占重要比重，但减少较为迅速。二是晋商茶帮制茶总量大幅下降。一些著名茶号倒闭的倒闭，歇业的歇业，逃跑的逃跑，制茶量甚至不及他号。1933年，三地制茶总量折5500656斤，晋商茶帮为3777776斤，占总量的68．7%。到1934年，这一比例下降为50．5%。从数量比重来看，晋商茶号在这三地仍占有一定优势，但此时中国茶叶贸易的重心是上海，湖北湖南的茶叶贸易已大势已去，羊楼峒的晋商茶号自民国十年之后，“以获利者少，亏蚀者多，茶号逐年减少。”(13)晋商茶帮的势力已不及当年，及至解放前夕已消失殆尽。

二．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的选择

在商帮经济整体衰落的环境下，民国时期的晋商茶帮虽仍在苟延残喘，保留了一些茶号，但实力已大不如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徽商茶帮亦面临着衰落和亏损的惨运，但直至民国时期依旧是茶业界的第一大帮，依旧保持鹤立鸡群的地位。笔者认为，晋徽商茶帮之所以有不同的命运，主要原因之一是徽商发挥了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而晋商则脱离了比较优势。

从理论上来看，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比较优势主要由各国的资源禀赋决定。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将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其禀赋较为丰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禀赋较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该理论强调不同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低，竞争力就强。因此，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企业能够对资源稀缺性自动作出调整，在其产品的生产选择中尽可能多的使用便宜的生产要素，那么就能较好地实现比较优势。纵观徽商茶帮发展历程，他们不仅拥有茶号、茶行、茶栈、茶厂、茶庄、茶叶店，还有专门的出口茶商。可见，徽商在茶叶批发、零售、加工乃至出口都有业务，涉足茶业经营的各个领域，形成一条合理的产业链。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形成了与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其主要原因，一是徽州本是著名产茶之地，“皖省原为著名之产茶区域，祁门红茶，六安攀针，尤见称于世界市场。”(14)二是地理位置与上海较为接近，徽商占据上海茶叶市场有较好的地缘优势。犹如时人所言:“上海茶栈以徽、广两帮为最多，盖因徽州为产茶最富之区，每年运来上海之红绿茶约二十万担以上，故经营茶业者颇多。”“上海出口茶业几为徽州婺源帮所独占，而店庄营业则大半在徽州绩溪帮之手。良以我国产茶以徽州为最者，茶业之为徽人所把持要皆职是故也。”(4“)上海市场安徽茶最多，故茶栈属安徽帮者亦居多。”(12)显而易见，徽商较好地发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是其保持茶叶经营衰而不亡的重要原因。

从晋商茶帮的发展过程来看，其由最初较好利用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到最后脱离这一优势。晋商一度曾垄断对俄茶叶贸易，走出让世人瞩目的“万里茶路”。山西并不产茶。关于晋商何以能在“背离”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实现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功，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解释。如，有的认为是晋商吃苦耐劳的精神、诚信第一的原则与卓越的商才所致，有的认为是晋商善于抓住市场需求、大胆进行风险投资，有的认为由于晋商特殊的运输方式、科学的管理制度;有的认为是由于清政府的政策扶助，等等。这些无疑都可以解释这一事件的某一方面，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其本质。笔者认为，晋商茶帮在发展前期基本上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即中国的资源优势和山西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国的福建、湖北、湖南茶叶资源丰富。山西北上可达蒙古、俄国，南下可至福建、武汉，西往可至陕西、新疆。晋商正是依靠中国丰富的茶叶资源优势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与中国落后的交通优势，配合其善于捕捉市场需求的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特殊的运输方式、清政府的政策保护等，成功走出了一条持续数百年的茶叶贸易之路。换句话讲，清代晋商茶叶贸易的繁荣是在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建立的。19世纪中叶，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的开放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开通，以及茶叶生产技术的改进，使晋商的上述比较优势开始消减。这一转变对晋商茶叶贸易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茶叶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一方面，供给减少。通商口岸的开放使俄国商人在湘鄂地区设厂合法化。他们使用机器进行茶叶生产，并通过水路、铁路运输茶叶。大大节省了费用，降低了成本。与此同时，中国茶的强劲对手———印度与锡兰等产茶国，“栽培制造，均使用崭新机械，其原动力则利用水力，使生产力增大。”从而“生产物增加，生产物品质优良均齐，以图生产费用之减少，价格之低廉也。”而晋商的茶叶制造只用“旧来粗苯之器具，多恃人力，不受机械制造之利益”，(15)生产力远不及印锡。这些都迫使晋商减少茶叶的供应。另方面，国外对华茶需求减少。晋商的最大主顾———俄国人饮茶习惯的改变使俄国对华茶需求减少。“往者俄国人有不以茶混入牛乳而饮用之习惯，今则以茶混入于牛乳饮之。不混入牛于乳，则中国绿茶为适宜;若混入牛乳，则茶失其固有之香味，而以印锡之红茶为适。因此嗜好改变，失从来华茶之需要。”(15)此外，中国传统制茶方法不清洁不卫生，“国人习之不以为意”，而欧美人重卫生，“则对之大感不快，而嫌恶之。”印度锡兰茶为机器制茶，“无不洁之物掺入。”(15)导致中国茶在俄国市场渐失身价。交通与生产技术的突破使晋商的比较优势发生逆转。晋商原本可利用的中国茶叶资源优势和传统交通地理优势被彻底打破。铁路的开通使任何人都能进行长途贩运，晋商原有的比较优势已不再有。有一个规律是，在两国要素禀赋不同时，一开始将根据要素禀赋确定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但是如果一国在其相对劣势产品的生产方面取得技术突破，则比较优势会发生逆转。但这种比较优势能够保持多久，要看技术转移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转变产业结构以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然而，晋商茶帮并未及时放弃已不再是优势的比较“优势”。为此，晋商茶帮承受了对俄茶叶贸易的高成本，并付出沉重代价，最终惨遭破产失败。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明确说明实行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他们在发展初期都找到了比较优势并充分利用。不同的是，徽商茶帮选择的是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而晋商选择的是地理比较优势。明清晋商茶帮生存并成长起来的前提是当时缺乏竞争的社会环境。其产业达到繁荣还需依赖国家的保护政策。这种以政府政策保护为比较优势的商帮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时刻履行其职责。这注定其是缺乏效率的。一旦技术和环境改变，他们必然会遇到强劲对手，衰亡是必然的。民国时期晋徽茶帮的不同命运表明，有效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并适时调整可以保持商帮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三．结语

晋徽商茶叶贸易实践表明，商帮经济越是能够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经济衰退就越慢，就愈能保持长久发展。比较优势的发挥，可以化解资源不足造成的制约，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升级。通过对两商帮比较优势战略的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其成功经验，而且能更好地理解其不同命运之原因。从中我们可得到的结论是:第一，商帮经济发展战略与自身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是决定其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那么商帮经济的产业结构也要相应改变。第三，政府应在商帮经济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起到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