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茶经分析回顾及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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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陆羽所著《茶经》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与重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部茶书，这部七千余字的著述被誉为茶的“百科全书”，它成为研究中国茶学、茶史、茶文化的一个绕不开的、必须的“标本”，陆羽所开创的茶学也被称为“陆学”。改革开放至今，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余年，围绕着陆羽《茶经》的研究未曾间断。30年来，这方面的著作与文章不断地涌现，数量众多，蔚为大观。任何学术研究的拓展与深入，既要埋头深耕于研究的对象，也要随时抬头环顾他人的研究情况。回顾和总结30年来学界对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对于了解现代学人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对于凝练问题意识，对于今后研究的发展前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虽然我们在时间上界定了30年来的陆羽《茶经》研究，但并不忽视在这之前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目前可查的最早公开发表的陆羽《茶经》研究论文是庄晚芳先生《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一二事》(载《茶叶通讯》1963年第1期)，该文对陆羽生平的片断史料，以及陆羽撰写《茶经》的动机作了简要辨析。真正学术意义上对《茶经》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的，开始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即1978年至今的30余年。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走出了传统茶学、茶业的界限，而在更为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当中对陆羽及其《茶经》进行考察和研究。众所周知，学术研究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或时期)的影响或驱动，陆羽《茶经》的研究历程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概括地说，新时期以来的陆羽《茶经》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78至1989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复苏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茶叶工业的需要，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和回归，作为茶学、茶史和茶文化的经典著作，陆羽的《茶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播茶叶知识、进入茶学以及传统中国茶文化领域的门径，此时在中国内地逐渐复苏并引起了关注。这一阶段出版了一些科普性或介绍性的图书和文章;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研究论著，包括公开出版的《茶经》研究著作10部，陆羽研究专著6部，发表《茶经》与陆羽研究论文39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茶经》的文献价值、陆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究，或对《茶经》的版本、成书进行考察，或加以译解注释，或对陆羽的生平进行史料方面的搜辑、整理与考辨等。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张芳赐的《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傅树勤和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陆羽研究会编的《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都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著述。傅树勤的《茶神陆羽》是早期出版的一部关于陆羽的传记。欧阳勋的《陆羽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寇丹的《探索陆羽》均为作者多年研究陆羽的集成之作。在香港，由内地学者陈彬藩撰写的《茶经新篇》可谓“海外最畅销的书籍”，此书一版再版，如今已发行第五版，书中收录陆羽《茶经》研究论文一篇，并附录《茶经》原文，加上注释和语体译文，此外还补充了有关现代茶文化交流的论文若干篇，是谓之“新篇”。在台湾，张宏庸编的《陆羽全集》、《陆羽茶经译丛》、《陆羽研究资料汇编》、《陆羽图录》、《陆羽书录》于1985年出版，这一系列著作汇辑了陆羽的生平史料、《茶经》的多个外国译本、以及相关研究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这一时期的权威著作是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其富有新意的“且译且评且述”的写作方式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沿用。该书初版于1987年5月，并于2005年3月再版，是茶学界公认的典范之作。这一阶段陆羽《茶经》的研究者主要是茶学和茶业界的学者，这些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陆羽《茶经》研究的基础，对此后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1990至2002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调整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新时期茶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型期。一方面，中国茶文化的民间团体活动在此时活跃了起来，另一方面，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也陆续建立起来，全国各地种种国际性、全国性或专题性的茶文化活动及学术研讨会纷纷举行，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研究的开展。在这股茶文化研究的热闹场景中，与其说陆羽的《茶经》研究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勿宁说是进入中国茶文化的一个端口，一个绝佳的、当仁不让的范本。因为研究陆羽不可能不涉及到唐代佛寺、唐代茶经济、文人心态、酬唱交游等文化范畴的内容，研究《茶经》也不可能不研究中唐以前的茶史。在某种程度上，陆羽《茶经》研究应该说是茶文化研究与发展的先导。1986年，湖北天门举行了首届陆羽研究学术讨论会，1990年，浙江湖州举办了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两次会议都为陆羽《茶经》的中外学术交流与研讨提供了平台，但两次会议主题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从“茶学”(或“陆学”)向“茶文化研究”的转向。面对20世纪90年代新的契机和背景，陆羽《茶经》研究的调整和转向似乎是自然而且必须进行的。事实上，这一阶段出现的论著的确从一般性的普及、介绍性写作进入到较深层次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日本学者千宗室的博士学位论文《〈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1992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着力考察了《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影响和意义，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与前十年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探索与固守同在、冷寂与热闹并存。据笔者初步统计，出版的研究著作的数量减少了，只有5本;但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则显著地增加了，共计113篇。这其中当然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大背景方面的原因，但有两个直接因素值得关注:一是进入深一层次的和更加广阔的茶文化研究领域是这一阶段的大势所趋，在论著的选题上，表现为“面”的铺开甚于“点”的钻探，不少学者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茶文化论文与著作，一批颇有价值的资料性著作与工具书也在这一阶段先后编撰问世。这些论著发表和出版的背后，是学者们所付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陆羽及其《茶经》虽然是茶文化研究必然会涉及的部分，但并不是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研究视野的拓宽使其成为研究茶艺、茶道、茶文化的载体或重要文献之一，因此研究专著的数量有所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这一阶段茶文化杂志与学术期刊对茶文化研究所起到的推助作用。茶文化的杂志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增加，但刊发论文数量仍然十分有限。直到199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此后每年出版两期，成为国内唯一公开出版的茶文化研究刊物。据笔者有限的统计与分析，在1991至2002年公开发表的90余篇陆羽《茶经》研究论文当中，有60篇发表在《农业考古》，约占该阶段总数的65%，超过了半数。虽然这65%当中有相当数量只是平庸之作，但有一定学术影响的佳作大多都刊载在《农业考古》上，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陆羽《茶经》的研究论文能够成倍增长，与这份杂志所提供的平台是分不开的。这一阶段学界对陆羽《茶经》的研究除了继续对陆羽生平及行迹、陆羽的茶学等进行考察之外，尝试着将其与茶道、茶具、唐代经济文化等结合起来，对《茶经》的文化内涵以及陆羽的思想、形象、生平轶事也进行了初步研究。虽然有精微见解的作品罕见，但学界拓宽研究视野、转向茶文化研究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2003至2011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提升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茶文化的当代认同与学术研究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现实生活中，渐入小康的中国人在喝茶品茗之中，更注重审美的体验，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都市茶艺馆，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形象。相关学术活动仍在继续，如2010年，湖北天门成立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陆羽茶经研究中心”。从学术成果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阶段共116篇，研究著作12部，科普类图书及文献31部。此外，还有硕士学位论文及博士学位论文各一篇。(1)下表按年度列出2003－2011年间公开发表及出版的论文、研究著作、科普类图书及文献的目录，限于篇幅，论文一栏在此只标明当年发表的篇数。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可作为这一阶段研究整体水平提高的标志性年份，这一年21篇，出版专著3本，其他图书4本。这一年关于陆羽的生平史料的辑佚、年谱等文献研究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同样在这一年，陆羽《茶经》的学术研究和专业性的通俗读物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状态。2006至2011年，《茶经》的通俗读物在图书市场更是有增无减，各种影印、精装、图解、茶话性质的《茶经》编译图书不断地推陈出新，可谓琳琅满目，作为传统的经典文献，近几年《茶经》有向常销书甚至是畅销书迈进的势头。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在当时“国学热”的背景下，茶文化、茶知识的学术普及及市场需求情况。这一时期的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在《茶经》的解读与译注方面有所精进，除了文字注解之外，还出现了不少图解类的图书。除了纸质出版物外，在互联网上还出现了电子版的《茶经集注》。第二个特点是将《茶经》与唐代以后的茶书，如《续茶经》、《意林》、《陶说》等合并呈现。第三个特点是深层次的研究探索著述少，普及性的编纂图书文字多。此阶段在《茶经》的校注上达到较高学术水准的学术著作有两本:一本是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合著的《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另一本是沈冬梅的《茶经校注》。

二通过对新时期以来陆羽《茶经》研究历程的回顾，从整体上我们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行进履迹，即从最初的发现与关注，到注释与考证、版本与成书，以及陆羽生平史迹为主的文献学研究，到古茶叶、茶学研究，再到作者心理、时代背景、写作思想、文化意义及当代启示等等的综合性考察，研究者的视角在逐步扩大，研究重心也有所转移。纵观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大致可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归纳:

(一)《茶经》的校注和考释

从文献学角度对《茶经》进行研究是治学的基础，是认识《茶经》文献价值的辅佐，也是进行其他深入研究的起始。《茶经》虽然篇幅不长，但毕竟在寰宇中流传了1200多年，它不仅文字精短简明，而且很多语词“奥质奇离”，还有不少异体字、简笔字、通假字，想读懂它并不容易。关于最早的现代《茶经》译注本，一般认为是台湾学者林荆南，于1976年据张宗祥刊本将《茶经》今注今译。近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黎际明(1880－1956)是最早的《茶经》译注者。(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校订、注释、语体文翻译的工作。在众多的校译之作中，吴觉农先生编撰的《茶经述评》广征博引、校注严谨，并将《茶经》放在传统茶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释，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赞誉，陆定一称其为“二十世纪的新茶经”。经过第二版修订，该书以十章为纲目，依次按照正文、校记、注释和译文的顺序逐章书写，并自绘相应图片，最后附录四则。这本书具有区别于其他校注之作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识，但是限于体例，《茶经述评》最突出的还是其中“述评”的部分，校记和注释两部分不得不删繁就简，这也给更为细密的校注与释译工作留下了空间。到了21世纪以后，有两本《茶经》校注的力作陆续出版，给学界提供了新的解读和有益的参照。一本是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合著的《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全书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在收集研究陆羽《茶经》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对《茶经》进行了逐段逐句的解读，特别对原文中难以理解的词语和难读的字进行了注解和注音，同时还插入了大量的彩色图片，点校采用繁体字，并附有校注说明，目的是为国内外茶文化爱好者提供一本文字规范的《茶经》白话文本;另一本是沈冬梅的《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出版，全书以现行所有《茶经》版本的祖本———国图馆藏宋刻百川学海本为底本，选用26种国内外藏本为校本，并参阅大量相关文献，同样采用繁体字对《茶经》作了认真的考释，书后附录陆羽传记资料和历代《茶经》序跋赞论。总的印象是该书的校勘做得十分严谨，并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未发的独到见解，是一部相当出众的学术著作。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物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些茶学机构内部印行了对《茶经》进行校注的作品，也为不少学人所参考和使用。(3)此外，前面提到的电子版《茶经集注》在网络上也有很高的人气和点击量。这些为促进更多的人阅读理解《茶经》是有积极作用的。由于《茶经》在南宋之前并无刊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靠钞本流传，此后虽在官修、私修目录中均有著录，但即使是最早的百川学海本也有讹误，很显然，校订工作对《茶经》原文的释义和引用的正确性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细致的校注、点读是为后人解惑增益的基础。曾有学者对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陆羽《茶经》进行了校订，这些校订有不少是正确的，有些则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4)这也说明要圆满地解释原文，必需有深厚的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根底，同时还需要对茶知识的不断理解与深化，可见校勘的工作殊为不易。老一辈学人张芳赐先生早已指出，《茶经》前八章都有“原注”(指现存《茶经》版本中的文间注)，特别是第八章的原注最多。这些原注，有的当非陆羽自注，有的难以辨明何人何时所注。对这些原注的辨析其实很重要，虽然囿于资料的限制，很难对所有的引文及原注进行辨析，但还是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与探究，并提出了不少独立的见解。邓乃朋对于《茶经•七之事》中记载的一则史料，即晏婴食“茗菜”一事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史事是后人羼入的，并非陆羽原文;(5)而游修龄则认为“茗菜”应是“苔菜”之误;(6)于良子对于《茶经•一之源》中“其字旧注”中的舛误作了文字上的辨析;(7)王家葵对《茶经》所引述的“苦茶”条目进行了考证，(8)王钟音对《茶经•三之造》中两段文字中若干形容词的涵意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9)这些文章为我们客观地理解《茶经》原文中的字词及部分史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茶经》的成书和版本研究。

《茶经》不仅文字古奥难懂，而且版本复杂，经历了多人多次传抄、校订、翻刻、印行，千百年来《茶经》的版本甚多，在传统四部分类当中又归类不明。厘清《茶经》的版本源流，能为学术界更好地使用《茶经》提供可靠的依据。对为数众多的版本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茶经》自身的文字内容问题，同时也可以梳理出相关的茶文化发展史。对于《茶经》问世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756－780年之间，但具体成书于哪一年，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争论主要聚焦三个问题:一是《陆文学自传》是陆羽自撰还是经他人篡改的伪作;二是陆羽著《茶经》是一次完成还是作过修改，有没有所谓的“初稿”和“修改稿”;三是短时期内陆羽获取《茶经》写作的资料来源问题。1958年，万国鼎在《茶书总目提要》中确定为乾元元年(758年)左右;傅树勤对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做出的回应是:《茶经》初稿成于760年底或761年初，其后有两次大的修订，一次在764年，一次在774年;(10)杨浩认为《茶经》撰写于760年，成书于761年;钱时霖认为《茶经》的成书时间最迟是761年，不同意775年再度修改的看法;(11)沈冬梅在其著作《茶经校注》中分析了有关成书时间的三种看法，认为《茶经》经历了初稿和修改稿的过程，对于《韵海镜源》三条茶资料未入《茶经•七之事》的原因，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以上各种观点，还有不少学者撰文论述《茶经》成书时间，甚至引发了陆羽在何地撰写《茶经》的争论，表明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分歧依然存在。从宋代至民国，历来相传的《茶经》大约有六十余种版本，迄今可见的五十余种版本，都是南宋以后流传的《茶经》版本，这其中还有不少在海外流传: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卡本特儿《茶经》本;另有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本;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孔述韩国茶道本、韩国茶文化研究资料本、徐庭柱茶经刊本、金云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韩国茶书本;日本的《茶经》藏本更多，达到20多种，早在元禄5年(1692年)的《广益书籍目录》就有《陆羽茶经》两册，这恐怕是日本刊行《茶经》的最早版本。学界对可见的各种版本的《茶经》进行了爬梳、研究和一定的对比。有的学者曾将它们分为“四库全书本”和“桑繧庐藏本”两个大类;(12)后又在这两大系统之外加上一类曰“名家校勘本”;(13)有的学者将它们分为刊本、丛书本、附刊本和译注本;有的学者分为有注本、无注本、三是增本、删节本(14)。马晓乐、祝恩元对历代《茶经》及海内外版本的流变情况进行了考察;(15)此外，基于百川学海本的文献价值，沈冬梅撰文专门介绍了该本的概貌，并指出了国图宋刻百川本《茶经》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百川本、民国陶氏景刊百川本的异同。(16)

(三)《茶经》本体研究

《茶经》本体研究，指的是在茶学和茶史的学科意义上对《茶经》进行的研究，它既要有令人信服的资料依据，又要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应当引起重视。作为一部茶书，《茶经》总结了中唐以前关于茶的知识，论述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名、茶之图等许多方面。按照现代科学划分，一部《茶经》几乎囊括了茶学和茶叶生产的各个方面。30年来，《茶经》本体研究不能说涵盖了陆羽茶学的所有面向，但是对其中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究和研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茶的产地起源、茶的形态特征、茶的采制用具和烹饮器具、茶的术语、茶的地名等与现代茶学相关问题的阐释、考辨与解析上。茶的起源是研究茶史无法避开的问题，《茶经》开篇的“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不仅是关于野生古茶树的生长环境和地点的最早记载，而且为我们寻找茶树的原产地框定了范围。在国内外各种茶树起源的假说中，以中国起源说最为有力，而在中国起源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认为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是茶树的原生地。不过，在讨论茶树原产地问题时，经常出现把茶树的原产地与饮茶文化的起源混淆起来的现象，如有学者就认为最早出现人工栽培茶的地区，和最早培植出茶文化的地区都是四川，(17)这就没有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进行区分。还有学者发现《茶经》记述有与现实地理情况不尽相符之处，经过实地调研后认为，“巴山峡川”应不仅是指长江三峡一带，而应包括川渝南部、黔西北部。(18)我们认为，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对《茶经》原文的存疑和新证，是应该加以提倡的。“一之源”从字义看是茶的起源，其实并不完全如此。陈椽先生认为这节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茶叶品质与土壤和鲜叶性状的关系;二是饮茶与卫生的关系。(19)邓乃朋、戈佩贞在两篇重名文章中，联系现代茶叶生产的实际，对“一之源”进行了逐句的解析，说明《茶经》中的许多表述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20)丁俊之认为，陆羽对茶叶效用的评价虽有局限性，但提示了茶不仅可以健身体而且健心灵，“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一句对当今茶叶市场上出现的质级不符，农药超标等问题仍有启示作用。(21)林盛有调查了顾渚紫笋茶的生态环境、茶树品种与茶质特点，论述了其与“一之源”中有关“上”的一段文字的相关性。(22)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视角，即以满足现代茶业发展的需要为目的，实现对历史文献的有效利用。除了“一之源”外，不少学者还撰文对《茶经•四之器》进行了考察。如沈冬梅的《风炉考》、罗庆江对“风炉”和“漉水囊”的考辨;(23)殷玉娴、王峰还对“漉水囊”的佛教属性进行了一番讨论。(24)此外，一些学术争鸣颇值得关注。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四之器”中一段文字的理解，《茶经》原文是:“眊，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瓷不如越三也。”“邢不如越”的瓷评由此滥觞，影响着后代文人雅士对瓷的评品。李纪贤先生对这种所谓褒越贬邢之说提出反驳。作者以邢、越二窑系的历史遗留物和考古证明为依据，从烧造工艺到造型装饰、色彩等方面进行比较，甚而利用现代科学的条件，通过化学分析和物理鉴定来比较质量上的异同，以说明陆羽论断的偏颇和错误。(25)李砚祖先生则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陆羽“邢不如越”所指界的实质内涵不是邢、越二窑瓷器在实际质量上、烧造上、造型上乃至装饰上有多大差异;而是包括陆羽在内的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人文心理、审美意识和特定的工艺审美观。正是这种审美观所导向的内在文化心理，才是我们理解陆羽这一定论的钥匙。(26)另一个例子是对茶器的辨析，从《茶经》上下文和《封氏闻见记》等平行文献中可知，“四之器”中应列录陆羽煎茶二十四器，然今本《茶经》列有二十五器，到底误入了哪一“器”，学者似有不同的看法。丁以寿认为“繶”为采茶用具，而非茶器;(27)沈冬梅认为，文中有“以则置合中”，或许是陆羽将“罗合”与“则”计为一器;(28)而欧阳勋在一篇论文中认为“交床”应为附属器。(29)究竟哪些是言之凿凿的论据，哪些只是猜度，还有待学者明鉴。这两个例子带给我们某种提示，即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茶经》的实质内涵，还需要进入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文化研究领域。

(四)对《茶经》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

《茶经》的出现不是偶然，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茶学巨著，它受到中国文化的形塑，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如果以“古为今用”的标准去衡量，《茶经》中的很多茶科技方面的内容由于时过境迁，只能作为历史经验;但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茶经》中所体现的茶道精神、文人心态、民族意趣、饮茶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等，却能跨越时空，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30年来，学界对《茶经》文化内涵的研究探讨主要涉及茶道精神、茶艺观、美学思想、宗教关系、以及唐代茶文化的社会思想根源等几个方面。如傅铁虹对《茶经》中的道家美学思想展开的论述，并初步讨论了道家美学思想对后世品水文学、对茶诗、对茶艺术创作、对现代饮茶情趣的影响;(30)寇丹关于《茶经》的诞生基础和文化内涵的论述，(31)钱大宇对《茶经》的人文精神所作的阐发，(32)徐荣铨对陆羽《茶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唐代茶文化的思想源泉的论述，(33)林瑞萱对陆羽茶道美学的讨论，(34)朱海燕等对《茶经》体现出来的“生态美”农业观、陆羽茶审美观的成因及其现实意义所作的阐释(35)等等。这些论文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角度，其中不乏出色的论述，然而，继续深入展开的研究却罕见。对《茶经》的文化内涵讨论最多、争议最大、也是最核心的要目大概当属学界对“精行俭德”的解释了，对于该词在行文中如何断句、如何释义、浓缩了怎样的茶道精神等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至今仍众说纷纭。据学者统计，仅该词在原文中如何断句，目前就有至少6种不同意见。(36“)精行俭德”这一主旨所反映的茶道精神，有的学者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理想人格和儒家茶文化的理想，有的认为它受道教茶文化的影响更多，还有学者认为它主要是源于佛禅文化的影响。的确，陆羽作为一个早年与佛家分道扬镳、后又与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儒、道、隐各家均有涉猎的颇为传奇之人，他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系统，并游走其间，这背后应当是相当复杂的文化交织与碰撞。因此，仅仅从字面意义来考察“精行俭德”语出何方，恐怕过于肤浅，在儒、释、道、隐等文化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应是认清这一主旨内涵的方向。陆羽所生活的唐代，儒、释、道、隐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发展，但它们总是互相影响着，其方式时而十分微妙，时而又显而易见，这种微妙的交叉是研究“精行俭德”丰富性的重要构成部分。期待学界在这方面有新的观念和更有力度的阐释。

(五)对陆羽进行了多面向的研究

作为《茶经》的作者、茶学的开创者，陆羽被后世奉为茶神、茶仙、茶圣，享有崇高的地位。陆羽和《茶经》在学者们看来，已形成一种互为关系，这就意味着研究陆羽不可能不关注《茶经》，研究《茶经》也脱不开陆羽，两者成为统一体。因此，前述的《茶经》研究四个方面的论著几乎都涉及到陆羽的茶学。但这里的区别在于，既然是对陆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那么除了关注作为“茶人”的陆羽，也关注作为“文人”的陆羽。据笔者统计，从1980到2011年，公开发表的以“陆羽”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有150余篇。这些论文基本可归结为六个方面:一是陆羽的生平身世，包括对他的名号、卒年、行踪遗迹、交游、著作存佚的考述;二是陆羽的形象，包括他丑陋的常人形象以及在民间信仰中光彩的“茶神”形象;三是陆羽的思想品格;四是陆羽的茶学观念;五是陆羽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他的诗歌创作、书法理论、方志编纂;六是陆羽研究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内容是多面向的，甚至是驳杂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每个面向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不均衡，而是有短有长，有高有低。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当属陆羽的生平研究与考证。关于陆羽生平最权威的考证是储仲君、陈耀东二先生作的《唐才子传•陆羽传》笺证，(37)但限于体例，他们对陆羽生平的重要问题未能作出翔实的考订，其中就包括陆羽的卒年问题。陆羽生平公元733年，学界对此没有意见，但对其卒年却有不同的说法。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更广泛深入的史料发掘基础上，对陆羽卒年的认识基本明朗并趋于一致:陆羽卒于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对这一问题的争鸣及讨论，可参考殷玉娴的《陆羽卒年考述》(38)和竺济法的《陆羽卒年再认识》(39)。由于《新唐书》和《全唐文》所载陆羽传记简略，使人们对他的生平总有扑朔迷离之感，不少学者挖掘和增补了不少有关陆羽生平的史料。史念书对《全唐诗》中与陆羽相关的诗句及其中晚年的行止做了考述。(40)关于陆羽的生平著述，除了载于茶叶典籍之外，广泛散布在其他相关史料中。万国鼎曾据《梁繷漫志》作过考证，但增补不多。此后，欧阳勋、周靖民、朱自振等多位学者从诗集、方志中辑出有关陆羽的史料，(41)尹占华从唐宋诗集、文集、碑记中将陆羽的著作与佚文作了辑考，(42)周志刚撰述的《陆羽年谱》和《陆羽著述辑考》等等，这些学者在史料文献上作的发掘，为陆羽研究的深入、为更接近历史上那个真实的陆羽，提供了新的资料，铺设了新的地基。

三我们已经详尽地评述了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旨趣。回顾以往的学术得失，是为了理性而客观地加以省察与思考，从中得到些许对今后的研究者有益的提示，以促进学界在这一课题研究上有所提升，有所突破。总的概括，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呈现出一些特征:

一，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来看，主要来自茶学、农学、史学、文献学、食品学等传统学科，大多数学者同时也是茶界人士。这就决定了陆羽《茶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来自茶学、文献学和史学等几大领域。

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学界正经历从传统茶学、文献学、史学的观念方法到文学、美学、文化学的观念方法的转变，这一点在近几年表现尤为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的突飞猛进、时空的流转变换使得《茶经》在物质与技术层面的现代价值日渐式微，然而在精神与文化层面所焕发出的价值却愈显珍贵。

三，从研究模式来看，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研究多，观照问题与反思问题的研究少;理论性弱，功利性较强。这里也涉及到学界所乐谈的“问题意识”，体现在陆羽《茶经》的研究中，建立起学术前提和学术理念的论著寥若星辰，而基于学术意义上的真诚对话也不多见，因此难以碰擦出“火花”。

除了这几个特征以外，陆羽《茶经》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如同大多数对历史经典的研究一样，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对它们做一种“大问题，小切口”式的考察，但个案或专题研究难免存在支离破碎的问题，换句话说，微观研究、细部研究多，中观(或宏观)研究、系统(或理论)研究少。陆羽《茶经》研究也出现过这种现象，这里暂且以学界对陆羽行迹与交游所做的考察为例。我们知道，陆羽一生到过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友人。考察陆羽的行踪、遗迹、交游、轶事，对于切入陆羽的文化身分、社会风貌、性情品格、以及当时文人雅士阶层的心理意趣等课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相关研究的某些方面却存在着一些误区，从对陆羽行迹研究的论文标题看，几乎都呈现出相似的“点对点”的简单套路，其中以“陆羽+地名(+宾语)”的格式为题的论文就有将近30篇。这多少暴露出在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学术视野的狭窄和问题意识的缺席。此外，一些对于陆羽行踪的考证夹杂着比较明显的地方利益，强调现代行政区划的地理概念，淡化古代行政区划的地域及文化属性。这些问题都是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尽量避免的。

不管怎样，通过对陆羽《茶经》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进行反思，从中可以汲取一些对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有用的信息，简要地说，就是了解学界已经研究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研究得还不够，哪些问题很重要却亟待学者去解决。到目前为止，学界已做了很多关于陆羽《茶经》的茶学、文献学、史料的考证与研究，在没有发现新史料之前，一些传统学科的研究已进入相对饱和的状态，而文化学层面的研究却刚刚开始，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空间。新的空间有新的空白和新的挑战，还有待学界和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努力。

陆羽的《茶经》把茶的学问和文化系统化了，这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研究陆羽和《茶经》也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目前，中国茶文化的学科地位尚未确立，这就更需要学术的积淀、方法的整合、理念的重构，来提高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准，通过真正的学术影响力来带动整个学科地位的提升。余悦先生曾指出，“茶文化研究最有可能产生较强影响力的，大体有六个方面:一是与哲学相关的研究，即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及其他思想层面的探讨，中国茶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探寻;二是与历史学相关的研究，如茶文化各个历史阶段和事项的研究;三是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研究，许多文学艺术形式都有关于茶的内容，都得得关注和探讨;四是与民俗相关的研究，这方面还有许多未被发掘的领地;五是与美学相关的研究，茶艺可以说是美的集中表现，但对这一形态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都缺乏有深度的成果;六是与文化学相关的研究。”(43)这六个方面的研究虽然时对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整体而发，但对于陆羽《茶经》研究的未来走向，同样是适用的。这里不妨根据陆羽《茶经》的研究实际，对一些可行性课题作一简要而初浅的抒发。

首先，不管是论《茶经》的物质还是论《茶经》的精神，不论是探寻陆羽的生平还是他的思想，把他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去揭示《茶经》所诞生的时代与历史上其他时代所共同面临的饮茶、制茶、茶的习俗、茶的利用、茶的交流、茶的变化等问题，去剥开陆羽及其跟随者对茶的道德、茶的精神、茶的意义进行宣扬的层层包裹。这将与那些单纯地把陆羽和《茶经》作为至高无上的“茶神”和“百科全书”所作的理想化研究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从哲学的角度观照陆羽的茶道精神，既要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出发，同时也要兼顾思想史的非主流因素。在对陆羽思想的研究中，儒、释、道因素已有所考量，有学者曾零星提及“隐”、“野”、“禅”等观念意识，这些主流与非主流思想之间的分别，以及它们曾对陆羽的内在文化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和程式化的茶道研究相比，这种研讨或许更值得期待。

第三，《茶经》用有三分之一的文字记载了茶的史事，涉及故事、散文、诗歌、传说、寓言等各类文学作品，这些为数不少以茶为对象的文学艺术作品既需要史学的日常叙述，也需要文学的丰富想象。这些叙述和想象或许能激发《茶经》新的生命力。

第四，在民间，有不少关于陆羽的俗信、传说故事和茶事习俗。但3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屈指可数，仅见学者曾对双溪地区民俗遗风进行过考证，其中提到了记载陆羽的民间故事和民间自编书籍。(44)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开辟，则需要民俗学者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最后，除了对已知领域的陆羽《茶经》研究应有掌握之外，对海外学者的研究情况作及时的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如今热热闹闹国际茶文化交流表象的背后，从学术层面进行的交流并不尽如人意，大多数情况下是“自说自话”，缺少学术观点的撞击和深入的探讨。因此，在国际茶文化学术对话中的陆羽及其《茶经》的形象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正待开垦的领域。上述五个方面并非对这一课题未来研究的预测，它们只是对问题意识的思考，或许可称它们为进一步讨论的引子。学术研究没有止境，陆羽《茶经》仍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仍有待开辟新的学术领域，但从这些引子不难看出，多学科交叉研究将是势之所趋。在这里，期待新的学者有新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