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增强文化自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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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于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其提出的许多命题本身，在我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深刻的长远理论意义。基于张岱年文化哲学的视角，深入理解这一意义，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只有热爱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前提确立之后，文化自信就更为重要。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张岱年文化哲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下实践意义，而且其提出的许多命题本身，在我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深刻的长远理论意义。本文拟基于对张岱年文化哲学的简要概括和阐发，从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民族命运与文化自信、综合创新与文化根基三方面，对当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文化自信的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以就教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

张岱年（1909-2004），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与文化问题研究的造诣极高、建树广泛。他早年以《中国哲学大纲》（1937）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晚年则以《中国文化精神》（2015）彰显了新时期中国文化研究与普及的最高水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从事哲学研究开始，张岱年就始终以会通“中西马”的思想架构，从30年代的“文化创造主义”，经40年代的“文化均衡创造”论，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体系建构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1]成为当前我们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一种宝贵思想资源。例如，对于“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张岱年一直强调：“在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而爱国意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必须感到祖国的可爱，才可能具有爱国意识。而要感到祖国的可爱，又必须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正确的理解。”[2]在当代文化和学术发展空前丰富多元的条件下，这段话显得太普通，似乎没有什么“学术含量”，“卑之无甚高论”。但实际上，“必须感到祖国的可爱，才可能具有爱国意识”这一朴素的命题，在近百年来中国文化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张岱年作为一个哲学家个人的强烈爱国情怀，而且具有普遍的文化哲学意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么说的根据在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最强烈夙愿，是中华民族的最伟大梦想。就客观基础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条件，而且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条件中的焦点和重点也会随之发生相对和特定的变化。令人欣慰的是，在经过了漫长的艰难曲折之后，当今中国在政治上已经稳步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这样，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比较确定和明显之后，进一步创造其社会条件特别是文化条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日益凸显了出来。而所谓“文化条件”的实质，就是要弘扬中国精神，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至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其中爱国主义为改革开放奠定文化土壤和道德根基，改革开放赋予爱国主义以致力方向和实践活力。如果上述理解能够得到确认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已经初步揭示了张岱年关于“在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命题的文化哲学意义，它要求我们努力去探寻确实能够培育广大公民爱国意识的思想基础，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祖国的可爱。

实际上，对于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这种深刻和内在联系，许多著名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例如，季羡林就认为：“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这两件事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别的国家我先不谈，专就中国而论，二者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这里面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把范围缩小一点，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中，爱国主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层是，唯其因为我国有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个国家才更值得爱，更必须爱。”[3]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感基础，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正确的理解”呢？笔者认为，在此我们可以从张岱年关于“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思想中获得进一步的启示。他认为，文化发展过程包含一系列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主要有：文化的变革性与连续性、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交融性与独创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上述文化发展辩证关系的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和偏废，在差别和对立的同时，有一种相辅相济的关系；但是在其辩证运动中，基于实践的需要，往往有一个方面被作为重点。从而，在当代中国，强调文化发展的变革性、时代性、交融性、整体性，有助于我们弘扬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强调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民族性、独创性、可分性，有助于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并由此阐发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以下对张岱年关于“文化的交融性与独创性”的论述作一简要探讨。他认为，由于世界的文化中心不止一个，因此“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交流是必要的。文化交流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的成就，藉以丰富自己。同时又应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藉以保持民族的主体性。一方面，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所必需，这可谓文化的交融性；另一方面，又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可以称为文化的独创性。既要重视交融性，也要发扬独创性，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4]这里提出的“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命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例如，中国古代的佛教中国化过程，实现了吸收外来文化异质性和保持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统一，在新的层次上重建了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此不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守旧派的盲目排斥和西化派的全盘接受，特别是老调重弹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无助于丰富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奠定必要的文化前提。因此，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文化发展中，在坚持文化交融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否则，“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二、民族命运与文化

自信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国意识，爱国意识的基础在于感到祖国的可爱，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正确理解的人才会感到祖国的可爱；而要能够正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坚持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张岱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朴素而又深刻的文化哲学思想，是与其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始终抱有的强烈文化自信密切相关。“民族自大狂是应该反对的，同时民族自卑心也是应该努力克服的。一个民族应该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这样的民族才有希望。如何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呢？那就必须对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所认识。”[6]张岱年成长于20世纪上半叶多灾多难的中国，但并没有因此丧失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而是对民族危机感受极深，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20世纪下半叶虽然也有曲折，但“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文化的昌盛，充满希望”。[7]因此，针对“1988年前后，反传统的思潮风起云涌，黄河长城都成为诅咒的对象，不少人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甚至有人愿当外国殖民地的顺民”[8]的全盘西化现象，张岱年从“民族命运与文化自信”的角度，多方面论证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对提高中国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是民族自尊心的依据，也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向前发展的内在契机。……几千年来延续发展的中国文化必将显示出新的生命力”。[9]

具体来说，对于“民族命运与文化自信”关系问题的理解，张岱年是从概括分析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着手的。他认为，中国文化，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以来，不间断地发展了5000年，直到15世纪以前，始终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之后，促进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此后西方文化开始突飞猛进，而中国则落后了。19世纪40年代之后，中国受到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中国各界志士仁人，还有广大民众，奋起抗争，努力寻求救国的道路。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以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标志，终于取得了确定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延续发展，虽然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发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10]这里，张岱年概括了5000年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其论述即使从当下的视角来看，仍然是十分合理的。民族和文化的命运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曲折的。身为中国人，既要对民族文化的消极衰朽方面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地加以改革；更要对其辉煌成就而自豪，使其发扬光大。“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缺点、病态的堆积，那么，中华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过去，一些帝国主义者正是以此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我们在严正地予以反驳的同时，应当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11]

至于这种使中国文化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虽饱受磨难、多经曲折，但仍然能够发展更新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何谓精神？精神即是运动发展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中国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1）天人合一；（2）以人为本；（3）刚健有为；（4）以和为贵”。[12]“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生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以人为本”则是相对于宗教以神为本而言的，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觉悟，这构成了中国文化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独特传统。“刚健自强”即不懈努力、积极进取，坚持人格尊严，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以和为贵”表明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包括肯定多样性之统一的“和而不同”，主张人民的团结是胜利决定性条件的“人和”等，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融合起了积极作用。从以上的概括来看，张岱年以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精湛研究，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其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作了深刻的解读；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确实给予我们正确地把握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以独特的启发。

以上概括的张岱年探讨“民族命运与文化自信”问题之论述，使我们在理解《意见》关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13]的重要论断时，有了系统和深刻的学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使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但比较起来，很少有人像张岱年那样，能够把炽热的爱国意识和冷静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学术成果直接成为广大读者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为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文化昌盛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资源。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浑沦思维、近效取向、家族本位等“陈陋传统”，他也直言不讳，这就为我们全面地确立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

三、综合创新与文化根基

所谓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也可以说是如何增强文化自信的方法论，从政治思想上讲，就是《意见》对“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等的重要规定：“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14]而为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张岱年文化哲学的系统学理中获得启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除了上述坚持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即正确处理好文化的变革性与连续性、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交融性与独创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等辩证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张岱年文化哲学核心思想之“综合创新论”的开拓性探索。“新中国文化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这个观点，针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全盘西化论’，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15]“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的同时，努力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16]

“综合创新论”又称“综合创造论”，是总结了自16世纪以来由于中西文化接触而引发的论战中的各种文化主张，特别是吸取了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论”、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观点，扬弃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国粹主义、全盘西化等思潮的基础上，张岱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化哲学探索之思想结晶。“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及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17]要知道，这些论述写于1990年。经过当时“全盘西化”思潮一时甚嚣尘上的笔者，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得不承认其思想的合理和远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中，其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理解，不仅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化的成熟与深刻要求，而且也包含着增强文化自信的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18]

现在，离开张岱年系统阐发其文化哲学的“综合创新论”已经近30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在中国也沧海桑田，今非昔比。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思想的大力倡导，广大人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中国人民普遍的“文化自信”意识也开始逐步增强。作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种大转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当下和历史根源。就其最直接的经济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而从最重要的政治原因来看，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显然，正是这种经济发展和政治成就不仅赋予中国人民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且又为广泛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客观社会前提。近百年来，虽然许多有识之士持续地倡导文化自信，但毋庸讳言，全盘西化的思潮在我国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立性迟迟未能充分确立起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穷困落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落到实处的缘故。现在，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当代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可能得到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可。

进一步说，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而言，只有建立了客观的能够保障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经济和政治前提，广大人民的文化自信才可能被充分确立起来。否则，只有少数像张岱年那样的思想先驱才可能有自觉的文化自信；但要克服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流行的文化自卑心理，仅有少数“先知先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广大人民的爱国意识和文化自信，首先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这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之间辩证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万万不可忽视。当然，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前提确立之后，文化自信就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本身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只有热爱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文化自信是事关“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的大问题，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根基。张岱年的文化哲学对此作了很好的阐发，我们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杜运辉.张岱年文化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摘要.

[2][4][9][15][16][18]当代名家线装自选集•张岱年卷[M].北京：线装书局，2003：1，13，24-25，9，15，32.

[3]季羡林文化沉思录[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163.

[5]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8.

[6][8]张岱年.中国国学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1.

[7]张岱年自传：通往爱智之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10][12]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张岱年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60，160.

[11]张岱年.心灵与境界[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9.

[13][1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6.

[17]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6.

[19]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164.

作者：陈泽环；李艳峰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