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产品造型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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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易》中的“鸟兽之文”和“地之宜”的某种事物表象，到《考工记》中的“土以黄，其象方”，可以看出“象”的概念不再仅仅停留于某种具体事物的形象，而开始提取同类事物具有象征符号的特征。我国仰韶、马家窑中的一些几何纹样同样展示了由写实的动物形象逐渐抽象化、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强化了人们对事物的表达，也是人们感性印象的一种积淀。西方学者也有同样类似的认识过程，柏拉图曾提出模仿论，认为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在模仿事物的外形，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修正，认为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在模仿对象所共有的一般形式或本质，而不是实在的个别东西。也就是说艺术家和设计师在描述事物的一般形式或本质时，就必须对事物进行“抽象化”，也就是将形态要素中无用的部分予以弃除，将必要的元素加以组织。毕加索曾创作一系列石版画连作“公牛”，他将自然物的外表，化约为简单的形式，以更突显事物的本质，清晰地体现了毕加索对于抽象化的探索与思考的推移演变。可以看出由直观感性的认识出发，总结和提取事物外形的特征，最终将更好地进行直观具象的表达。通过“象”的自然属性和文化传承，可以成为具有特定内涵事物的象征，从而转变为有生命和情感的文化符号，将极大地丰富造型语言，增强其感染力。位居“六经”之首的《易经》就提出用图象来表意，64卦均由图象而成，象征天地人。思维中的“象”更是出于各种具象形态，但又不拘泥于此。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一段关于构思创作活动的描写:“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听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利用直观具象的形式抽象地描绘了思维的多变性，这也充分体现了“象”有感性化和具象化的特点，在产品造型思维中往往更多地体现为对感性因素的重视和运用。

一、道与造型思维

在《解老》中，韩非子这样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这反映了“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及古代哲人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认识。《道德经》起首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名也。”更是进一步阐述了对于“道”的变化之认识。庄子的道也一样，强调非语言、概念、名称可以把握，只有通过自由心灵和创造直观才能领会体验［2］290。不管是儒家说的“道在伦常日用之中”，还是禅宗所讲“担水砍柴，莫非妙道”，其实都是对事物规律性的总结和感悟。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我国这部两千多年前工艺学著作已经全面地考虑到了地域、材质、工艺等客观条件、规律对于器物制作的影响，并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归纳。如起源于先民狩猎活动的弓箭制作，在《考工记•弓人》一节中，对于选材甚至制作季节都有明确的规定，认为将六材合制成弓，短时间内不可奏功，不同的工序需选不同的季节，以保证弓的质量。可以看出，我国古人在对外部客观环境的探索和利用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类似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的追寻，西方国家同样在不断研究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人们由于对鱼、鸟等有机形态效能的欣赏和研究，发现了减少湍流和阻力的“泪滴”形状，1900年，“泪滴”状已作为最小阻力形状而被接受。德国齐柏林工厂的工程师加雷在风洞中试验汽车模型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他的试验记录从增加速度和改善稳定性两个方面为汽车外形设计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对于两图3明代《天工开物》试弓图次大战间欧洲的汽车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造型设计的不断发展变化也体现了“道”的变化性，当我们回溯到远古时期的造形观，总是与人类的生存需求有关。纪元前两万年，人类开始在石、土、木、骨、角的器物上作了精细的加工，但器物造型最先被视为是一种功能改良，进而才会有考虑具有美感的形态。而在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功能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们的精神需求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苹果公司Imac电脑的人性化设计到阿莱西公司的个性化产品，造型设计更多强调的是对于用户心理体验的关注。一段老歌、一股气味、一个熟悉的形态，都有可能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一些感动，这些记忆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亡。当设计师塑造的形态，能够再次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触动人们的情感时，也就获得了成功。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成6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和爱美需要［4］37。马斯洛认为这6个需求的层次是逐级上升的，当某一级的需求获得相对满足以后，更高一级需求就会产生，这也从客观物质条件上总结了人们对于造型需求的规律性。黑格尔认为“道在中文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因此也就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逻辑［5］155。”可以看出，不论东西方学者，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是思维演进的一个重要方面，“道”有抽象化和理性化的特点，在产品造型思维中更多的体现为对客观因素的重视和运用。

二、造型思维

《庄子》中有“象罔得珠”的寓言，美学家宗白华对此是这样阐释的:“象”即是境相，“罔”是虚幻，玄珠则象征着“道”，“象罔得珠”即意味着艺术家要借助变幻的艺术形象显现宇宙人生的真理。无形的“道”需要借助有形的形式元素来表达，客观的规律和经验要通过感性的形象来表达实现。王夫之也认为:“天下无象外之道”，也就是说“象”与“道”是合而为一的。天下万“象”，皆有自身之“道”，有自身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道”亦离不开“象”，与“象”结合的“道”才能够被感悟和探索。造型思维中“道”与“像”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化有象为无象，理性思维是化无象为有象。原始先民们在彩陶鱼纹的表现上，用具象的“三鱼”代表“多鱼”，乃至祈求人口繁盛的意义，这其实也是具象与抽象的联系。感性思维的时候人们侧重于形象化，以生动、丰富具体的形象直接反映外界事物。这种思维往往和客观事物是直接联系的，几乎无中间环节。它以最终用户为导向，具有灵活性和无限的创造性，更加注重形式和式样，也更容易打动人心。理性思维时人们侧重于抽象化，把握事物本质、整体与内部的联系。这种思维以抽象性与间接性为特点，以功能为主导，讲究效率和效益。

因此两种思维方式对造型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感性思维更多地体现的是艺术性、情感性、心理性和人文性，理性思维则表现为科学性、技术性和逻辑性。虽然特性不同，但它们往往最终都体现在产品的造型、材质、结构等方面，和谐共存于同一个载体中。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一章有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说的是道与象之间有共同的存在形式和特性，道与象都可以客观物质为载体来表现，都有某些多变和相对稳定的特性。如果人们能够突破日常感知活动的“恍惚”，并且感受到“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同中国古老的哲学精神合拍，将进一步推动艺术设计中的空间形态塑造。重视“道”与“象”对于造型思维的影响，可以促进和谐的共组工艺、科技、造型风格，提高产品的艺术性与科学性，围绕满足人类健康发展的需求这个中心来构筑现代产品造型设计。（本文作者：张丙辰、过伟敏、王艳群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