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义利观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中华传统美德义利观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古人说：“义者宜也。”可以说一切公正、合理、善良、美好、应该、适宜的行为，都可称为义。孟子认为“义，人之正路也”。义是为人处世之本，是生活的原则；无论富贵和贫贱，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只要按照义的要求去做，就能走上正路。可见儒家主张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就取，而要想一想是否合乎正道，这才是义。

《论语》中说，子路问成人。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约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就是说，做一个完善的人的标准是能够做到见利想想是否合乎义，在危难之时敢于献身，久处困顿之中能够坚守节操，不忘记自己的追求，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可见在义与利相撞时，传统文化是以见利思义为美德。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意思是说，金钱和地位，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但如果不用正道得到它，那就宁可不要。贫穷和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用正道摆脱它，那就宁可不摆脱。在义与利面前，孔子明确提出把“义”放在第一位，不合乎正道的“利”，摆在面前也不能伸手，“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提倡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古代思想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重义轻利。正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就是说，吃粗粮饮冷水，弯起胳膊当枕头，生活虽苦，只要行的正，乐也就在其中了。靠不义得到的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我是不会去追求它的。

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利，含义较广，不仅指收益，还包含权利地位、物质享受等。在利与义面前，荀子认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在这里身劳心安、利少义多之事，方可为之的先义后利的思想赫然可见。纵观中国历史，受这一传统美德的影响，历朝历代都出现了一些杀身成仁的英烈、仗义疏财的豪杰、大义灭亲的义士、助人为乐的完人等见利思义者。其言行之壮哉，其人格之伟大，一直被人们视为时代的强音、民族的精粹、人格的楷模、为人的根本，教育着人们，影响着世风民俗。

二、行己有耻，知耻养廉

廉洁，就是不苟得，不妄取，不受无义之财，主要是对掌权者所提出的一种道德准则。廉的反面是贪，即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不义之财，索贿受贿，中饱私囊，而不惜践踏道德和法律。知耻，就是指人们内心的善恶、荣辱标准。知耻的反面是无耻，无耻则无所不为。太平盛世有廉吏，乱世饥寒也有贪官，可见官吏是贪还是廉与世道如何关系不大，主要是官吏是否知耻。传统美德认为，知耻才能养廉。

李惺在《药言》中说，“银钱可爱，然尤有可爱者廉耻也，声名也，性命也。贪人即苟全性命而廉耻、声名则断乎不可复保。以廉耻、声名换银钱，得银钱何用，而自有之廉耻、声名一朝而失之，岂不可惜，岂不可痛。”知耻者重名声，重名声者轻金钱，轻金钱者掌权执事才能廉洁奉公。中国古代这样的清官不乏其人，深受着民众的崇敬和拥戴。《左传•襄公十五年》中记载：宋人或得玉，献诸字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各有其宝。”子罕看重名声，以不贪为宝，拒受贿玉，其精神人皆仰之。《后汉书•杨震传》中写道：杨震由荆州刺史迁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拒收故人遗金，慎独自律，其行为较比子罕境界更高。他们之所以廉洁自好，皆根源于知耻也。

古人认为，无耻则贪，贪乃万恶之源。对功利的欲望是人人皆有的，而无耻者就会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地追逐私利。所以《老子》中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皆为贪的缘故。《一程集．周易程氏传》中说：“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弊而忘义理；求之急，则侵夺而致仇怨。”以上论述说明，通过正道获取利益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不择手段，惟利是图，矛盾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为不知耻，导致其不能节欲，欲不能节，就会昏弊忘义，走上绝路。

我国自古就把廉洁、知耻奉为一种美德，它高于金钱，重于权贵，是为人之本，历来被视为“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儒家把“行己有耻”作为为人处世的首要目标，认为“人之患莫大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是非荣辱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标准，指导着人们为人处世，而且人们在行事中都恪守这个原则。知耻者表现为见利思义、注重名声、讲究洁身自好，处事则会克己奉公。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耻可以养廉。所以说知耻养廉不失为一家观点。

三、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义和治紧密相连，国家的兴衰治乱与是否行义密切相关。《墨子.天志上》说“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法家也认为义是基本治国之道。

《管子.牧民》中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义乃四维之一，如果义得不到发扬，国家也会灭亡的。《荀子.大略》中说：”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古代思想家认为，治世的出现与君王能否重义紧密相关。因为好义与利欲，是人都兼有的两种欲望，如果君王好义，就会教化和用政策约束他的臣民，使他们利欲之心不要胜过好义之心，这样便会出现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汉时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治世的出现，都与当代君王好义有一定关系。反之则反。

为人君者要行义，为臣子者也要行义，一切掌权执事者都要行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历史的经验。行义者得道，就会获得人们的拥戴，人和政通，事业有成；不义者必失道，失道就会失民心，众叛亲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事无成，直至走向灭亡，“多行不义必自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清廉自守，以民为本

古代思想家把清廉自守视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为官为民是官员的本分。传统道德要求为官者秉公执法、正直无私，不因财贿而出卖良心和原则。因此，古人极为重视廉洁之德，把它看作是人之宝，政之本，大力提倡，并把清廉自守作为用人的首要条件。魏象枢在《寒松堂集》中说：“用人首在知人，惩贪必先奖廉。谨按《周官》六计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大计，册开四注：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为先也。人生大纲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节。是廉吏与忠臣、孝子、节烈并重也。”其意是：用人首先要了解人，惩治贪污腐败必须先奖励廉洁。严格按照《周礼.天官》的六种方法来考察官吏：清廉而政绩优异，清廉能干，清廉而忠于职守，清廉公正，清廉守法，清廉而明辨是非，都必须冠以清廉。国家从四个方面考察官吏：操守、才能、年龄、政绩，其中操守为首位，认为清廉的官员和忠臣、孝子、节烈是同等重要的。由此看来，在古代对为官者要求把清廉放在首位，在做到清廉的前提下，再看政绩、能力和执政表现等方面，认为清廉是人生大纲四项之一。历史上人民群众对为官清廉、勤政爱民者，深表爱戴，对他们清廉拒贿、见利思义的动人事迹以各种形式加以颂扬，代代流传，教育着人们，感动着人们。

古代思想家主张廉洁，也讲正当的利益。认为金钱，人之所欲也，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无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看来，只有不廉者的巧取豪夺，才是人们所痛斥的。

古代思想家除提出在用人上以廉洁为首以外，还提出在执政上以人为本。《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老百姓生活安定国家才能巩固、安宁。《荀子.王制》中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由此看来，以民为本是为人君者之大节。

古代思想家虽然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已意识到人民群众在政权巩固、社会安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懂得“弱而不可欺者，民也”。他们从维护封建政权出发，提出清廉自守、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从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传统美德中的义利观，提出了做人的标准，治国的准则，歌颂了清正廉洁，抨击了见利忘义。用什么样的义利观主导社会文化，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传统美德的义利观至今对我们仍有多方面的有益启示，我们应该按照同志“古为今用”的指示，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的积极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