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文历史分期及其演进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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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本文试图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公文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对公文的历史分期、演进的根本动力和一般规律提出了初步看法。

一、中国公文历史发展的分期

目前研究公文（或以公务应用文为主导的应用文②，以下行文中只出现“公文”，省略“应用文”亦或只提其一）的历史分期的著作，我以为，大致有三种分期方法：

一是按历史朝代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期：先秦时期公文；封建社会时期（从秦汉至清朝末叶）公文；中华民国时期公文（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被人民革命推翻为止）；新中国成立后时期公文。③

二是按历史朝代并结合公文的自身发展规律来分期：应用文发展的成熟期（秦汉时期）；应用文发展的自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文发展的繁荣时期（隋唐宋时期）；应用文发展的稳定时期（元明清时期）：应用文发展的变革与现代化时期（含三阶段：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④

三是按社会形态、历史朝代并结合应用文自身发展规律来分期：原始社会是应用文的孕育时期；从奴隶社会到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战国时期是应用文的发端时期；秦汉时期是应用文的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用文的成熟时期；隋、唐、宋时期是应用文发展的高峰时期；元、明、清时代是应用文发展的稳定时期；前夕至现代是应用文的重大变革时期。⑤

以上三种分期方法，这里只就其方法论谈点看法。什么是“分期”?从逻辑上讲，就是以时间为序，采取划分或分类的方法，将说明对象分成若干时段加以说明的方法。中国公文历史是一个属概念（母项）．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属性或者本质属性将其分解成若干种概念（子项），前者叫划分，后者叫分类。分类是划分的特殊形式，它要求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历史分期采取划分或分类的方法均可，但“分”的标准只有一个，而且前后是统一的，分出来的子项之和应相当于母项。上述三种分期方法采取了两个以上的标准，同时前后又没有坚持同一性，因而造成了“分”的逻辑混乱。

笔者认为，公文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同社会发展是同步的。因此研究中国公文的历史分期，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历史分类。

中国社会同世界各国一样，有它共同的发展规律，既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进入到有阶级的阶级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公文，自夏商产生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公文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为各个阶段的社会和社会阶段的各个时期的统治者、管理者、领导者服务，其历史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奴隶社会公文时期，约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即从夏代开始，经商（殷）、西周、春秋，共经历近1600年。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初的甲骨公文及金文公文，最早的公文典籍《尚书》出现在这个时期。

（二）封建社会公文时期，从公元前475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共经历了2300多年。封建公文发端于战国，到秦汉正式确立，以后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文时期，从1840年至1949年，共经历100多年。在此期间，一方面随清王朝的继续存在到瓦解，封建公文由稳定走向没落，另一方面随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变化，资产阶级公文从开始形成，发展直至衰落。在这个期间的后期，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公文．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党机关和革命根据地政权所形成的公文。

（四）社会主义社会公文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在新民主主义公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创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公文系统．应当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的公文系统仅限于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的公文本着“一国两制”原则并行于世，不在内地公文系统之列。

按通常的历史分期，我们可以把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公文称为古代公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文称为近代公文；社会主义时期的公文称为现代公文。

有同志会问，按照中国的社会形态来划分公文的历史发展是否“政治味太浓”？不会，因为这是客观事实。由于公文的行文主体是法定作者，它是为了满足法定作者需要的工具，是从属于法定作者及其社会管理活动要求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定作者及其社会管理活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而任何阶级的利益又通过政治集中体现出来。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公文不是一般的社会管理的工具，而是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管理工具。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思想观点，制约着公文的内容，公文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并为政治服务。这就是说，公文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具有政治的从属性。无论是古代、近代或现代公文，这种政治上的从属性是很明显的。总的看，封建社会公文主要是反映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封建官吏、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资本主义社会公文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治国方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文则反映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利益，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当然，我们讲公文具有政治从属性，并不是指每个文件都要讲阶级的政治的大道理，也不是对每个文件都要贴上政治性的标签。社会管理活动是纷繁复杂的，除了政治性的管理活动外，还有非政治性的管理活动，如公共秩序的管理，日常事务的商洽和联系，本单位需告知社会的诸如地址搬迁、变更电话等事项，都是非政治性活动。以公文作工具进行这些公务活动，不应勉强赋予这类公文以政治性。我们讲公文具有政治从属性，是从总体上或者基本方面来讲的。

由此可见，按照中国的社会形态来划分公文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法，比如可以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古代、近代、现代）或以公文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分期，也未尝不可，但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和一贯性。

二、公文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有学者认为：“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公文改革的根本动力。历史上，每个王朝、每个政权在建立之初，为了理顺政权机构内部各组织间的关系，为了发展生产、稳定政权，实施有效管理控制，就必然对公文这一管理工具作些改革调整。”⑥即随着政权的更替，统治者实施社会管理的需要是公文改革的根本动力。这种说法有相当道理，但如果从公文改革和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将社会管理视为公文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是值得商榷的。

社会管理，包括决策、计划、指挥、协调、控制等，都是属于国家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这是属于精神的东西，它确实是公文改革和发展的动力。历史唯物主义是充分肯定“精神动力”的，但它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还要进一步弄清“动力的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说得好：“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⑦

那么隐藏在社会管理需要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生产力，两者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组织与机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和学说），并要它为自己服务，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总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它们是对立的统一，在矛盾中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⑧社会管理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管理的需要推动公文的变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所引起的。所以公文变革的“动力的动力”不是社会管理的需要，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发展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就不难看出，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公文的变革和发展，从公文内容到形式、从公文的组织机构到制度、从公文文种到格式、从语体风格到时代文风，其根本动力都是植根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里。

三、公文演进的一般规律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文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国家政权的更替而变革

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公文也相应地发生变革。从历代公文的内容看，经历了为剥削阶级服务到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变革过程。社会主义运动和过去一切社会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⑨据此，可以认为，制发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还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区别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公文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公文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4000多年，其间无论统治者发生多少次更替，公文的主要内容也呈现出千差万别，但公文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的社会职能是没有改变的。只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建立自己的文书工作之日起，公文内容才发生质的变化，转到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文内容从局部质变量变的阶段，发展到全面质变阶段的飞跃。在利益主体已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文为载体制定各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方针政策时，对各方面的利益要统筹兼顾，但我们决策的着眼点必须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绝大多数的人谋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党建国的根本宗旨提出的要求。

公文内容的变革推进了公文形式的革新。公文形式即公文体式，包括公文文种、公文格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从公文体式变革的历史演变趋势看，最突出的是从封建等级森严到打破以至根除封建等级制。先秦以前的公文体式体现等级、尊卑观念尚不明显。秦统一六国后，严格规定了封建皇帝颁下和大臣上呈的各种公文的名称、使用范围和格式，体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和封建政治等级。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不仅保留了秦制，而且越来越等级化，君臣两级的公文无论是文种、格式、称谓、用语、载体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还按封建等级划分。各有自己的专用文种，不能混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文种繁多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革除了封建公文中那些体现皇权不可侵犯和等级森严的体式，制定了体现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的新体式。这种体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雇佣劳动者把劳动力自由出卖给资本家，以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为其生产剩余价值为基础的。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公文变革的成果遭到了北洋军阀直至国民党政府的践踏，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复辟封建公文，但公文体式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余毒。只有新中国建立后创立的社会主义公文才完成了革除封建等级制的任务，代之以社会平等、便利公务和服务民众的原则。公文的文风经过不断变革，是朝着简明、实用、通俗的方向发展的。公文属于应用文体，重在实用，言简理周，为大众所明了。这一要求是在曲折发展中逐步实现的。发端于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秦汉奠其基的中国古代公文写作，遵循“辞尚体要”的准则，以简明、朴实为文风的主流。尤其是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其文辞精炼、条理清晰、说理周到、通俗易懂，这种具有文采的散文体式，对当时和后世的公文撰写带来了很大影响。汉武帝渲染其文治武功、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崇尚浮华、繁冗的文风。至东汉，这种文风更甚，并以一种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对仗和韵律的骈体代替散文体。南北朝时期骈体盛行，以至影响到以后各朝代。骈体偏重追求形式美，崇尚夸饰和用典，不重视思想内容，促成了一种浮夸艳丽的地主阶级文风。对这种不良文风，隋朝的两代皇帝——文帝和炀帝曾以行政手段，提出纠正，对内容空泛不实之华艳文风予以治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得到根本纠正。至唐初年，因唐太宗祟尚丽辞，用骈体写公文的梁齐遗风又盛行起来。一直到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等针对骈体文提出“文以明道”、“陈言务去”等主张，才使骈体的浮华之风有所收敛。到宋，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对形式主义的骈文又掀起了革新运动，提出了“事信言文”、“辞约而理精”等主张，对公文文风的改革起了积极作用。北宋以后，公文体向散文体转化，以至代替骈文成为公文的主体。尽管如此，繁冗的遗风仍未完全消除，加以明清时代在封建科举考试制度下产生的“八股文”的流毒，使不少官府的公文只注重形式，死板老套，空话连篇。

在近代，太平天国时期开了反封建公文中那套浮文巧言的先河。太平天国的多数公文，使用白话文，开门见山，直书不曲，使人一目了然。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不仅废除了封建文种和封建恶称，而且确定使用白话、标点，文风朝简明、实用、通俗的方面迈进了一步。“五四”运动时期，人们起来打倒老八股、老教条，推动了文风大大解放。国民党政府时期接二连三地进行的公文和公文工作的改革中，虽对革除公文中的形式主义、虚夸不实、云云抄录等提出过纠正，但因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没落，文风日渐繁琐、冗长、空泛、僵化，连语言也是半文半白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基础和政权性质的改变，由于发动的对洋八股和党八股的不断批判，才有可能通过全面的公文改革。不断消除旧公文中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新文风，较好地实现了公文向简明、实用、通俗化的转变。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公文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公文在变革中继承和发扬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

事物的变革不是否定一切。公文的变革也是这样，它一方面要抛弃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另一方面则要继承和发扬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纵观公文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公文文种、公文格式、公文管理制度、公文理论等方面，都可找到今人继承和发展前人成果的轨迹。在公文文种方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文法规所规定的现代法定通用文种共19种。其中除公告、会议纪要等2个文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实践中创建的以外，有决议、决定、意见、指示、通报、公报、请示、批复、规定、办法等10个文种是从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机关和革命根据地政府那里移植过来的，有通知、通告、报告、议案、条例等5个文种是从中华民国政府那里演进过来的，有命（令）、函等2个文种来源于古代。若追本溯源，不少文种的历史演变相当久远，且存在着实同名异的现象。比如“报告”，可溯源于古代，产生于民国。在古代，陈请性的上行文种，相当于报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沿用古代公文呈。国民党政府时期在杂文体中出现了“报告书”。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机关和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将报告作为上行文种使用，建国后沿用至今。但是，1956年前报告历来是陈请性文种，兼具陈述与请示两种功能。1956年后才将报告与请示分开，使报告不再具有请示问题的功能。这说明，继承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要发扬它有生命力的东西。

在公文管理制度方面，古代以至近代的一文一事制度、主管官员署签制度、公文用印制度、公文正副本制度、公文编号和登记制度、公文承办和催办制度、文书传送制度、文书档案保管制度和保密制度等。我们经过改革，至今仍沿袭下来。

在公文写作的技巧和理论方面，有许多好的传统仍值得今天研究和借鉴。古代就知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说不注意修辞，内政外交就推行不下去。我国历代不仅出了许多撰写公文的高手，而且还不断有人研究公文写作理论，其中南朝梁刘勰写的《文心雕龙》，是文章与公文理论研究最突出的代表。笔者统计，《文心雕龙》论述了20类，53种文体，其中属公文体的有12类、41种。书中的许多论述至今对公文写作仍有借鉴意义。例如，作者主张平时要多积累，做好写作的准备；在草拟文稿前，要认真构思，设计好文章的整个主体；写作中要注意篇、章、句、字的有机配合，相得益彰；用字和语言要注意通俗化，避免怪异难懂；要注意反复删改，直到不能再删为止，力求达到简明恰当，通俗易懂。

刘勰以后，继续有人研究公文写作。如宋朝王安石著《尹师鲁河南作序》中提出“章奏疏议”的写作标准是“辞约而理精”；南宋陈骥在《文则》中提出“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清朝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应用文”这一文体概念，并将应用文分为上行、平行、下行及行文中的“七戒”，等等。这些对我们仍有启发、借鉴和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对历史上的旧公文传统不应采取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态度。而要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我们在剔除其糟粕的同时，也取其精华，这是建立和发展现代公文的重要源泉和规律。

（三）公文运行周期的有序律支配着公文的处理程式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公文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客观事物，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运动属性。任何公文都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在这个周期从始至终都处于运动状态之中。其运动周期的长短取决于行文目的与公文内容的要求；运行的范围，主要是在发文与收文之间进行。当一份公文的行文目的和内容要求实现或基本实现时，公文的运行周期也就结束了。如果下级要通过制发本级的文件来贯彻执行上级来文，则公文（发文）又开始了新一轮运行周期。我们通称的“公文处理”，其运行过程同公文的客观运动规律是一致的，它对公文运行起着组织和推进作用。在一份公文的完整生命周期中间，公文处理的运行过程，大致分为公文撰制、公文传递、公文办理、公文实施、办结公文处置等阶段；每个阶段又由若干有序的环节构成。从古代公文到现代公文的处理过程的环节有少与多之分、不完善与完善之别，但它们的共同属性，即公文处理程式的有序规律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规律表现为公文处理的各个环节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以至形成有序高效的“公文流”。比如，现代公文处理在继承过去好传统的基础上，根据现行公文法规的规定精神，它的发文过程依次包括以下程式：领导交办一酝酿准备一拟稿一修改一审核一签发一复核一缮印一用印一登记一分发；从收文的处理过程看，依次是：清点签收一拆封一登记一审核一拟办一批办一承办一注办一立卷归档。一般说来，这些环节既不能省掉，又不能错乱，否则就会给公文的运行带来混乱。

（四）公文的发展直接受“国家权力运动”的制约

纵观古今历史，大量使用公文的首推国家机关。所以，公文的发展必然要受国家发展规律的制约。恩格斯说过：“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⑩恩格斯这里讲的“政治运动”就是“国家权力的运动”。公文的运动是包括在国家权力运动之内的。国家权力运动由经济运动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运动。公文经国家机关制定后，作为一种权力工具，也像国家机关所起的作用一样，对经济运动产生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公文中，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另一部分则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过促退作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那些反共反人民、制造内战、苛捐杂税、抽丁拉夫、丧权辱国等为内容的公文，也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在革命根据地政府和建国后人民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公文，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得群众拥护，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当然，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个别公文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好的作用，但这不是主流，也不反映依附于人民政权的新公文的本质属性。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②应用文分为公务应用文和私务应用文。目前研究应用文历史分期的著作中，从其论述和举例看，主要是研究公务应用文（即公文）的分期问题。因此，这里将公务应用文与公文的分期放在一起来探讨。

③⑥四川省档案局编《公文管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4、24—25页。

④刘俐、李锐青主编《应用写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⑤洪威雷、王颖主编《应用文写作学新论》，武汉大学大学社2001年版，第28-31页。

⑦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48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26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