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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摆放着四尊青铜塑像，以纪念中国建筑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四位代表人物。他们是：铁路建筑师詹天佑，建筑师梁思成、杨廷宝，规划师陈占祥。
《多少往事烟雨中》是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所写的纪事文学，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那些因《梁陈方案》付出过青春岁月，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为了实践一种科学的理念和信仰，为了献身于保护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老一辈们，他们都是千年古都默默无闻的忠实守护者。他们的名字，不该被遗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同志主持召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苏联专家和中方专家梁思成、陈占祥等人。一九五〇年二月，陈占祥和梁思成先生联合草拟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成为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份规划书是以保存千年古都现有的面貌，在西城建立新的中心区为主旨，而苏联专家提出要以天安门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进一步阐明在西郊城外建新行政中心的理由，最终国家采用了苏联专家的方案，以旧城为基础扩建新城，城墙及一批古建筑拆除，建起一座座钢筋水泥大厦。梁思成、陈占祥等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过尖锐抨击，结果是陈先生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先生虽幸免于难，亦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梁陈方案》从此夭折。但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也砍不去的。为一座城市、一种信念而蹉跎半生的守护者及其团队、亲友们的命运，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它能唤起的思索，远比故事本身更丰富深远。《梁陈方案》的诞生和夭折，引起了国际建筑规划界的密切关注。三十八年后，陈占祥被美国柏克莱大学聘为该校享誉极高的“校董会教授”、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教授”、“康奈尔大学访问教授”，也正是为了表达国际建筑学界对于为维护学术真理而勇于坚持的中国学者的敬意。
记得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我们有能力建无数座曼哈顿、纽约，但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建第二个北京。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话更令人刻骨铭心：北京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革命，而是毁于建设。
十七至十八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蕴藏浩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吸引着全世界规划师的目光。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虽百年积弱，千年古都屡遭兵燹，遍体鳞伤，但承载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城市肌体尚存。新中国的襁褓时代，激情满怀的梁思成先生和作者的父亲陈占祥，曾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建国初期，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任职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的陈占祥正值盛年。一九五〇年时梁思成先生四十九岁，陈占祥三十四岁。同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使陈占祥与年长他十多岁的梁思成、林徽茵夫妇结成忘年之交，共同肩起了制定新北京规划的重任。那段岁月，是他们生命中的节日。他们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绽放于这份《梁陈方案》里。这是两位受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梁先生是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陈占祥留英八年，贺尔福勋爵是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就读城市设计硕士学位时的导师，他是唯一进入英国贵族院的建筑师，贺尔福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建筑学界德高望重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家。阿伯科隆贝爵士是陈占祥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他是享誉世界的“大伦敦计划”(GreaterLondonPlan)的主持人。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机疏散论”，即把超负荷的城市功能疏散释放到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及区域。此前，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仅供居住，称为“花园城”或“卧城”。阿伯科隆贝的“大都市/区域计划”——亦称大都市圈计划，对伦敦周边各小城镇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新城镇的功能范畴作了合理的安排，一改“卧城”仅供居住的弊病，为具有各自独特功能的新城镇，创造了居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改变，为人口膨胀的伦敦市找到了人口外溢的渠道，使大都市与周边区域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大伦敦计划”实施之后，伦敦人口从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百多万。这一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至今被世界各国仿效沿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的“都市规划系”被称为“城市与区域计划系”，阿伯科隆贝的名字也因此而载入史册。师从世界上两位学术巨擘的中国人陈占祥在参加并完成了二战后英国南部伯根翰、邦莫斯等三座城市的区域规划，不满三十岁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会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计划。其中包括，确立城市发展性质、规模和用地范围;制定产业、居住、道路交通、共用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商业服务业的建设标准与布局，以利城市沿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环境卫生的方向永续发展。
中国的古建筑史，建筑规划理论，写出来应该是浩如烟海的宏篇巨著;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建筑，是世界多元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可是数千年来，中国的科举只考道德文章，虽说“学而优则仕”，但学的都不是自然科学。连下旨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也把科技书籍与小说戏剧一起列入不登大雅之堂者流，不得跻身于《四库全书》。不注重发展自然科学的王朝，怎么可能强盛?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又怎么可能不被船坚炮利的殖民者欺凌?我们有大名远播的古都长安、北京、开封、洛阳，我们有无数辉煌的古建筑群;中国古建筑的成就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然在中国帝王及士大夫眼中，此乃不足挂齿之匠人雕虫小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没有一部自己的古建筑史!
研究中国的建筑，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东、西方的审美、价值观都相距甚远，假如追随西方人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建筑，你一定会失去自己。“自己”就是个性，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越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有国际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的东西不是鹦鹉学舌。要把好的东西吃下去，经过消化之后变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生成了新物质的化学反应;东拼西凑的“混合物”是最简单的物理现象，不足取。齐白石老人有一句话说得剔肤见骨：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似”是一种毫无创意的模仿。
中国建筑对风水的高度重视，决不是什么浅薄的迷信，那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只是被江湖术士和愚氓们曲解了。对风水的严格考量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表现了中国建筑对自然的敬畏、尊重与融合。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都高度重视建筑布局和大自然的天人合一。在布局上，建筑尽量顺乎自然，充分利用山光水色、树木丛林和丘陵谷壑等自然形态，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营造开掘出无限的视觉与心理空间，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达到天与人情意相通，情景交融。譬如北京的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季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满房间，居者可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温暖。夏季浓荫如冠，朝南的居室亦受不到阳光的直射。祖先的智慧，使四合院沐浴着冬暖夏凉的大自然恩泽。而西方的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思想体系中，表现这种建筑意境的语言其实非常简洁，那就是以最简单的木结构开间为基本模数。但这最简单的基本模数却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创造出无穷尽的大千世界。正如科学家伽利略所说的：“数字是上帝用以描绘世界的基本语言。”犹如简单的“零”和“一”可以构成计算机要表达的万语千言一样。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目的很明确，即充分利用和表达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建筑就是用各种建筑语言来与自然、与人进行交谈对话的载体。中国的诸多名胜古迹、亭台楼阁，总会有无数对联诗句或词赋伴随其间。这些诗词歌赋并不仅仅是装饰，而是对此时此地建筑物与自然相融合的环境设计的评价，表达了这种环境在古代骚人墨客中留下的心理印象和情感反馈。数世纪以来，这些诗词歌赋为中国建筑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而出色的建筑创作又为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灵感。西方人海德格尔对建筑的理解居然与遥远的东方建筑意念不谋而合。海德格尔认为，建筑就是容纳聚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物”，人类以在物中逗留的方式而实现自己“诗意栖居”的梦想。他说：“在‘物’那里的逗留乃是在四重整体中的逗留，是四重一向得以一体地实现的唯一方式。从正统方面论述，模数的排列组合也可以用来表现封建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譬如故宫，他就是封建王朝的礼制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建筑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话。陈占祥讲过一个外国使臣出使中国的故事。乾隆年间，自认为是泱泱天朝的乾隆爷要求外国使臣在谒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三跪九叩，该使臣执意不从，自己亦是一国之使，岂有下跪之理!该使臣穿过天安门、午门等一道道铜墙铁壁的大门，连绵不绝的宫殿森严雄伟，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更觉自己渺小如蚁，在刀枪明晃晃，双目如虎狼的卫队中穿过，不禁又加了一层胆战心惊。当该使臣在高大阴森的大殿中见到乾隆时，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这是建筑群对其心理的压迫，建筑群所能释放的意蕴就是建筑与人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最大区别是，中国建筑及城市多由功能齐全的建筑群组合而成。平面上疏密有致，空间上起伏呼应。造成平面与空间处理上充满音乐的节奏感，浑然天成的内在韵律使整个建筑群和谐优雅，把这种组合推向具有高度艺术审美价值的极致。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表现在思想，文化艺术甚至建筑上也是防御的，封闭的。这与向外扩张的西方海洋文明有天壤之别。大至国家，有万里长城包围塞北疆土，有壁垒森严的城墙包围城镇，有高高的围墙包围私人的宅院。城府森严，既形容建筑，又形容心态。甚至我们的包子、饺子、馅饼、汤圆，也是深藏不露、含蓄内敛的，你不打开它，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馅料。自己耕种，自己收割，自己养畜，自己酿制……自己把大门一关，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各种生息功能齐备。不同功能的建筑群，构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城郭。兵临城下，即使围困一年半载，亦不妨碍城内居民的生存。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把这种封建生活形态和文化品相发展到顶峰。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生产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文化差别就更大了。海外扩张使他们的文化充满开放意识，因而也出现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开放和多元是自信的标志。他们的大学没有围墙，他们的住宅没有院墙。白宫或国会大厦可以购票参观。国会议员们的会议，参观者可以驻足聆听。他们的“匹萨饼”馅料花花绿绿地铺在面上，一目了然，任你选择或挑剔。开放必然导致多元，但多元要求更广阔的视野和襟怀，这来自于实力的强大。
无论人们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他们的文化素养、人格气质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理解与沟通就不会困难。文明的土壤上会生出善良的祝福、美好的思念、感天动地的友情。若文明的距离相差着半个世纪或者更多，文化的冲撞就会化作刀枪剑戟，最终酿成知泯灭、人性蜕化的惨剧。
尽人皆知，北京和巴黎、罗马、伦敦、彼得堡等世界名城一样，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藏。若与其他城市有区别，那就是她不仅文物景观俯拾皆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座应当被整体保存的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她的建筑规划在空间格局的运用上，数百年前就炉火纯青。中轴线上起伏有致的空间布局，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清晰展现的北京城优美天际线，壮阔的紫禁城建筑群，树海中优雅静谧的四合院，环绕古城的巍峨城墙……哪一样不令世人叹为观止!古塔祠庙、牌楼民居、城墙古刹，还有无数古老的胡同街巷，无数与周围百姓息息相关的学校、药铺、医院、餐馆，经营了上百年的一批老字号……一座城市的建筑，并不是冰冷的砖石，它们是一个民族长年生存下来的经验和记忆，是先祖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的足迹，是他们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后人可以扬弃历史的糟粕，但不可践踏蹂躏先人留下的文化财富。不知虔敬感恩，不善待先人的遗留，后人必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片土地上，还会有什么尊重、崇敬和关爱的美好情感吗?一个不尊重祖先的民族，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不肖子孙一样令人鄙夷。组成一座古老城市的不只是建筑，还有与建筑共生的文化与情感。建筑师规划师的任务不是用推土机摧毁他们，而是要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美好。
人类文明的财富是没有国界的。只有站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界与襟怀，这是一种文明。对文化传统、对历史文物的尊重，表现了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这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怎样规划我们未来的城市，实际是怎样选择我们未来的生活。住在狭窄胡同里的人们，渴望搬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住进高楼大厦的人，又怀念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摇着蒲扇和左邻右舍话家常的寻常日子。全球化如一只怪兽，吞噬了无数充满个性化、民族化色彩的城市，而当人们发现自己最有个性的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怪兽的排泄物时，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么宝贵的财富!未来，我们建设的这些新城市，会和老北京一起，成为中国建筑历史画廊中的一个篇章。我们的城市也会成为历史，后人如果像我们毁掉老北京一样毁掉今天的城市，我们将成为一个薄情寡义的、有历史却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