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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退休职工越来越多,至2007年上海退休职工304万人,全国退休职工4600多万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的身影。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要不要增加,怎样增加,该不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成了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退休职工已退出劳动岗位,给他们发退休金只是一种照顾,不应计较多少”,甚至认为现在退休金的“负担太重”、“养不起”等等。这些都是糊涂想法。
第一,退休金是退休职工劳动期间劳动报酬的部分延期支付。从人的成长及其劳动就业角度看,人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出生到进人劳动岗位之前,称为成长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加人劳动岗位到退出劳动岗位时期,称为劳动生产阶段;第三阶段从退出劳动岗位到去世时期,称为退休休闲阶段。如果不说第三阶段还有部分劳动生产,则第一、第三阶段属于消费的阶段,而第二阶段属于既生产又消费的阶段。劳动者在生产劳动阶段的每个工作日提供的劳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即维持劳动者自己和家庭成员生活的,包括未成年的家庭成员所必要的,所以称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时间内支出的劳动叫必要劳动。工作日中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那一部分劳动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在这时间内支出的劳动叫做剩余劳动。这是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用于积累和各项社会需要。
从价值形态看,劳动者劳动生产的产品价值分为三部分,即C-V+M,其中C为转移价值,用于补偿已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这部分是不能用于消费的。扣除C以后,即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包括V+MoM是剩余产品价值,这是提供给社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和其他社会需要。V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这是必要劳动价值,它又分为V;和Vzo是劳动者劳动生产阶段消费的产品价值,它会通过工资、奖金、福利等形式实现为劳动者的消费;Vz是劳动者进人退休休闲时期消费的产品价值,它会以养老保险等形式进人社会的保障基金。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就是其劳动生产阶段获得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只是这部分报酬(Vz)到退休以后支付,所以这是劳动报酬的部分延期支付。它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计发标准是劳动者劳动生产阶段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在公有制领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因而它是有高有低的。可见,那种认为给退休人员发退休金是“照顾”或“恩赐”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退休金是退休职工在劳动生产阶段自己生产的,它不包含任何占有他人劳动的因素。当然,就不应该把退休人员视为“包袱”,把发给退休人员退休金作为一种负担。
第二,退休职工还有权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现今社会发展成果包含着退休职工过去的劳动贡献。生产力是有历史继承性的。今天的劳动者总是在继承过去的劳动者即退休职工创造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的。前面已指出,一个人在劳动生产阶段创造的产品价值中有一部分M,即剩余产品价值是提供给社会的,或用作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或用于其他方面需要的。这些积累已转化为社会新的生产力,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市政工程基础设施等生产资料。这些新的生产力继续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作用。如果没有前辈劳动者提供的积累,没有由这些积累形成的新生产力,社会就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经济就难以迅速发展。可见,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包含了过去几代退休职工的贡献。今天经济社会发展了,理所当然不能忘记退休职工所作的贡献。退休职工完全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相应提高退休金的水平。这是党中央强调“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还必须指出,较早退休职工把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当作剩余劳动交给了国家。为了更快摆脱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我国曾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前辈劳动者不仅把剩余劳动(M)交给了国家,而且把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即V的一部分当作剩余劳动交给了国家,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如1957-1977年整整2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水平从1957年的637元下降为1977年的602元。进人改革开放年代,开始改变上述状况,特别是1985年和1993年两次工资制度改革,使职工工资有了较快增长;但1985-1996年,我国又处于高通胀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很快,其中上涨8%-10%的有4年,超过15%的有6年,其他两年也高达6.3%,因而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资增长并不多。与上述状况相一致的低工资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工资水平上的“脑体倒挂”现象也一直延续到1995年、1996年甚至更后一些。这样名义工资水平提高了,但实际工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所以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看仍属于低工资制度时期。在退休职工中,多数人是在这一时期工作并退休的,从而决定了退休职工特别是较早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明显偏低的状况。
最后,许多退休人员还在发挥着“余热”,担负着大量的家务劳动和带教儿孙后代的教育劳动。不说一些退休的知识分子仍然担负着一些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课题任务,积极参与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更多的退休职工仍然担负着大量的家务劳动和教育儿孙后代的教育劳动。无论是家务劳动,还是家庭教育劳动,都是重要的有益的社会劳动。这两种劳动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却创造了大量使用价值,间接参与了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创造。如果没有老一辈的这些艰辛劳动,上班族能安心上班吗?我们的后代能健康成长吗?怎么能把退休职工看成是负担和“包袱”呢?
上述几个方面都说明应该给退休职工增加退休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经济进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时期,在职职工工资增长较快,生活质量有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加快退休职工养老金制度改革,提高养老金水平,让广大退休职工特别是那些长期过着艰苦生活,为今天的较快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的较早退休职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关注民生,“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个“人民”就包含了广大退休职工。对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态度,尊重退休职工,尊重他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合法权益,落实党中央关于关注民生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要消除糊涂思想,尊重退休职工,尊重他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合法权益。这是贯彻党的十七大关注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二要加快企业和事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养老金随经济发展,在职职工工资增长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相应增长的机制。这里要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退休职工退休金相应增长的关系;二是在职职工工资增长与退休职工退休金相应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近期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较高与较早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偏低之间的关系;四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企业单位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哥么间的关系;五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与退休职工退休金保值之间的关系。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重要方面,要下大力气做好。
三要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业。一方面鼓励和支持退休职工“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多作贡献”;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退休职工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的新风尚。
二、有人认为现在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比企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高了,要“大幅度降低”。这个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符合党的十七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要求的。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搞清楚。
第一,中国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本来并不高。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绝大多数是1997年前退休的,他们的养老金水平是明显偏低的。从2005年的养老金水平看,明显偏低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与1997年后特别是21世纪退休的职工养老金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二是与在职职工的收人水平的提高相比,明显偏低;三是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以及医疗、学费、房价上涨相比,明显偏低;四是与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人的迅速增长相比,明显偏低。这些都有大量数据可以证明。造成这种“偏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工资制度。这是一个根本原因。这种低工资制度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有一个佐证就是“脑体倒挂”现象一直延续到1996年、1997年甚至更后一些。退休职工中大多数人是这一时期退休的。某著名高校三个院系2006年有退休人员382人,1997年前退休的占66,其中教授98人,占总数70%;副教授58人,占总数6100。这些较早退休的职工不仅把自己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交给了国家,而且把一部分必要产品价值当作剩余产品价值,即作为积累也交给了国家。加上由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滞后,住房消费未纳人养老金计发基数。这些都使养老金形成基数偏低。再有,较早退休人员也往往不能分享地方职务(岗位)津贴以及单位自筹经费设置的职务(岗位)津贴。上海就是这样。这两块在一些事业单位,如高校教师收入总量中占很大的比重。上述因素决定了较早退休的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形成基数明显偏低,进而决定了其养老金水平的偏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有的学者举近几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养老金水平较高与内地一些困难企业养老金每月三四百元为例,来论证整个事业单位养老金水平偏高是不科学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高于企业单位也是正常的,这是由两个部门劳动力结构、劳动性质及其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不同决定的。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劳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前者是脑力劳动者密集的部门,一般占职工总数85%以上,劳动者提供的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后者则是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一般占职工总数80%以上,这里提供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马克思指出,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这个原理现在仍然有效,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事业单位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也高,它“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毫无疑问,这些决定了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从总体上要高于企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花了很大精力在分配领域消除“脑体倒挂”,即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工资低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工资的不合理现象。这是分配领域的一个历史性进步,现在难道要倒退回去吗?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种误解,即“退休金不再是劳动报酬”。错了,养老金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劳动报酬,但千真万确是退休人员劳动报酬的延期支付,是“工资的延续”,而不是任何人一到年龄可以无条件领取的。它的计发标准,除考虑“统筹”因素外,很重要的就是依据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因而是有高有低的。对公有制单位说,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对非公有制单位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退休人员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这说明养老金是不能平均发放的,平均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平等或公平。其实,事业单位和机关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比企业高,不仅在中国这样,在国外也如此。当然,那种同一职务、岗位或工作,如果同时退休,“就因为企业与事业的身份差异,退休金相差三四倍甚至更多”,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必须通过这次改革消除掉。
第三,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低,有欠账、“空账”,不是事业单位“掠夺”造成的。现实地看,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水平确实低了。其原因,一是与事业单位较早退休人员一样,企业退休人员大多数也是在我国低工资时期退休的,因而养老金形成基数偏低。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发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很明显,这不能归罪于事业单位,不能说企业单位养老金低是因为给事业单位“掠夺”了,更不能认为企业单位个人账户空账8000亿元,是因为给事业单位“掠夺”了。这种“掠夺”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
第四,解决企业职工养老金偏低,宜选择更有效合理的方法和途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养老金这类分配问题是有刚性的,而且涉及千百万甚至上亿人的切身利益,不宜采用“大幅度减少一块和增加另一块”的方法来解决。在这里暂且假定事业单位养老金偏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不宜采用这种方法。何况用几百万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降下来的钱也弥补不了4000多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提高所需的大笔资金。
要解决企业职工养老金偏低问题,一要深化机关、事业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广覆盖、多层次、有差别、可持续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要“统筹”,保基本,这是公平;同时,要与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质量,即贡献挂钩,这样才能激励人们更好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这些决定了在制度设计上既要缩小不必要的差别,又要承认地区差别、行业差别和脑体差别。二要全力以赴应对危机,保企业、保就业、保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效益提高。这是根本。三要节省政府开支。如每年公车上3000亿元的耗费,公款请客吃喝的几千亿元耗费,还有大量不必要的名为出差和出国考察实为旅游的耗费,等等,只要稍微抓紧一点,和审批严格一点,就能节省大量资金。再如国企高管的高薪也应适度降下来。四要通过立法,规定每年国企上缴利润的一定百分比和国有土地出让收人的一定百分比例归社会保障基金。五要扩大财政预算支持社保基金的力度。有学者说,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偏高,使财政“不堪重负”。应该说,近几年来国家财政对社保的支持力度是提高了,但我国经济总规模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总额居世界第一,GDP和国家财政收人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2005年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分别只有3%,2.9%和2%。除了少数国家比我国低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高于我国。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人的12%,但仍然不够。许多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三分之一强。我国则低了很多,怎么能说财政“不堪重负”呢?目前,我国消费率只有40%左右,这种结构是落后的脆弱的,不可持续的。一般国家在50%-60%甚至更高。我国要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机会,加快结构调整,其中扩大内需,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就是一个重要举措。
党的十七大决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就要扩大内需,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民生事业。这是改革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关注民生问题的根本方法,这是使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根本举措。这也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强化科技创新,保证社会安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方针。
三、前面已指出,我国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水平是偏低的;但就是这不高的退休金个人账户还存在着规模庞大的“空账”,而且仍处于快速扩张之中。2001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等省市开始的个人账户“做实”试点也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当前,必须抓紧时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做实”个人账户,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国养老保险是实行现收现付和部分积累相结合的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用人单位或雇主每月按员工工资的20%缴纳的部分,这是社会统筹部分资金;二是参保员工每月按每人工资的8%上缴的部分,这部分记人个人账户;三是政府补助部分。一般情况下,社会统筹部分用于当期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存于个人账户的那部分养老金用于缓解未来养老金压力。
我国1997年养老金制度改革时,由于没有设立专项的转制成本,仅靠社会统筹部分资金发放已退休人员养老金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还要“动用”个人账户的资金发放养老金,从而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到2004年年底,空账为7400亿元,2008年底“空账”上升为1.4万亿元。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空账”还将迅速扩大,这将产生严重的问题。一是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个人账户是这个制度的重要特点和优点,“空账”等于取消了这一特点和优点。二是个人账户“空账”实际上就是养老基金的“空账”,即是养老基金存在巨大的“缺口”,从而影响其正常运行,包括养老金水平的适时提高。三是由于社保资金未列人国家财政预算,解决“空账”的协调成本很高,不易做好。四是“空账”做实后形成的庞大资金积累还有一个保值和增值的问题。这些都将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影响内需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怎么办?应该十分重视这一“空账”问题,除了继续推进并扩大2001年开始的“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外,主要从理论上和法律上明确一个问题,即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人,并正式列人国家财政预算,而不是将其看作为“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的临时性“补助”。这是由于以下原因决定的:一是我国已进人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退休人员将迅速增加;二是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还刚建立,养老基
金的“积累”部分几乎还不存在;三是职工在国民收人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偏低,1978年至1983年劳动所得由42%上升为56.5%,但此后不断下降,2005年只占37%,这就是说职工工资水平较低,因而职工缴费部分不能提高太快。同时,由于其收人水平低,对社会保障的要求相对较高。这些都决定了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养老基金的投人,并把这种投人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要通过人大立法程序加以制度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将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其中主要部分是养老基金的拨款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参保者即职工个人的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或雇主的缴费部分;三是政府财政拨款;四是其他收益,包括投资收益或其他渠道收人。其中,国家财政拨款是一个主要来源。这里有1989年西方17个发达国家的一组数据可以参考。在这些国家,财政拨款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18.2900-29.18%的有荷兰、法国、日本、奥地利、西班牙、美国、瑞士、西德和意大利等九国;财政拨款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32.3%-46.58%的有卢森堡、芬兰、挪威等三国;财政拨款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50.78%-88.25%的有瑞典、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丹麦等五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拨款占社会保障资金的比重则明显偏低。2005年全国征缴养老保险基金4312亿元,各级财政补助养老保险基金651亿元,合计4963亿元,财政拨款占全部养老基金的13.12%;2008年征缴养老保险基金9740亿元,各级财政补助1437亿元,合计11177亿元,财政拨款占全部养老基金的12.85%。再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高,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国家财政收人也大幅度提高。这些都说明我国已经具备了给社会保障基金增加拨款的物质条件,能够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人,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当然也可以从每年国企利润中和各地出让土地的收益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划拨给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四、在我国养老金水平偏低又存在巨额“空账”的条件下,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决定了加大公共财政对养老基金的投人,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也就是抓住了目前我国经济领域生产与消费这一主要矛盾。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会转换,如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消费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已参加WTO,经济正融人全球化过程,并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收人分配结构存在的缺陷,这种影响还相当严重。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1998年为1800,2007年上升为38%左右。(2)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目前只占GDP的4100,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9%,发达国家超过70%江业占GDP的比重偏高,不仅高于同等收人水平国家,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3)劳动者工资性收人在国民收人初次分配中份额偏低。1997年占GDP的53%,2007年则下降为41.4%(4)与上述(3)有密切关系的是消费率偏低,消费占GDP的比重1995年为50%左右,2005-2007年则分别快速下降为38.2%,36.4%和36.1%,在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收人分配结构条件下,国民经济易受外部经济变动的影响,造成重大的负面冲击。一是资源过度流人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部门,全社会利润/工资比例上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二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对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就业、社会保障、环保和社会公用事业等投人不足,就业机会减少,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难以迅速提高;三是易受外部世界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冲击,如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美欧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而内需市场又迟迟未能很好启动,加上前两个因素,使我国经济遭受到严重的影响,导致产品滞销,库存增加,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许多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生产与消费矛盾突出,消费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需求,包括国外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就影响了生产的正常发展。很清楚,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没有消费,或者消费不足,生产就难以为继,甚至无法正常进行。正是这样,党中央、国务院在大规模增加投资(中央4万亿元,地方18万亿元)计划并开始实施之后,又不失时机地果断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在努力稳定外需的同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一项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这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我国有条件也有可能这样做,并做得更好。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包括提高住房保障、公共教育等方面的投人水平。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民生的改善。
第一,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本身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社会保障包括:(1)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福利、救济、抚恤;(2)公共教育;(3)公共科技研究和技术服务;(4)文化和体育类公共服务;(5)环保和公用事业类公共服务,还要加上住房保障等方面。它涉及全国13亿人和以万亿元计的资金,从而将大幅度扩大消费需求并形成庞大的市场。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的比重2.2%,而日本社会保障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3.7%,美国为16.8%,瑞典为32.14%。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但随着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三项比重都将会迅速提高,从而将大大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第二,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带动其他相关的和配套的消费,提高消费的需求层次。上述社会保障消费的满足及其水平的提高,必然引发一系列相关的和配套的消费,还会引发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满足,将带动保健、美容等方面的需要;公共教育需求的满足,将引发人们对教育的更高要求,包括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更高需求;等等。
第三,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利于稳定人们对未来收人的预期,敢于消费,放心消费。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既包括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也包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消除人们对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水平将下降的担心,以及为了应对未来收人水平下降而不敢消费的心理。这样由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而且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有利于稳定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就有可能把目前准备将来用于养老、看病、子女念书等积蓄的钱用于即期消费,也有利于把钱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甚至改变消费观念,更多地尝试信用消费。
第四,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大大强化分配的激励功能。养老金是退休职工劳动时期工资的延期支付,从而决定于劳动者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越多、质量越高,缴费贡献越大,则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越多,因而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仅对退休职工是一项巨大的利好,而且将大大激励在职职工,使他们更加勤奋地学文化、学技术,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的技术含量,自觉投人自主创新活动,为单位、为企业和国家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劳动。这是有利于人力资本成长和科技创新的重大举措。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我国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于人、人才的培养及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人力资本的成长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必将提高人们的实际收人水平,回过头来又会推动内需的扩大,特别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旅游休闲、保健美容、更好的教育和艺术享受、更优良的环境,等等。
第五,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加快农业、消费品工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换,从而将直接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并带动更多的消费需求。例如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人均服务性消费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2004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1.9%,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2013元,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8%;36个中大城市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平均比重为29%,其中深圳、广州、长沙、哈尔滨、上海分别为37.9%,35.5%,32.8%,32.6%和32.3%。而美国和韩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70%,因而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很高。美国2005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9.0%,韩国为56.6%。这从侧面证明了我国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大,只要加快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并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就能大大增强抗御危机能力,大大提高国际竞争力,大大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