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选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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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外资，并对外资进行适当的区域导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来说尤为重要。

1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跨国间的资本流动规模持续大幅度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资本的主体部分，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统计，2013年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增加9%，达到255000亿美元。与此同时，贸发会议预计2014年全球直接外资流动量将达到1.6万亿美元，2015年将达到17500亿美元，2016年将达18500亿美元。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和进一步扩散，发达国家直接外资预期将进一步增长，尽管如此，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在今后几年仍将保持高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在世界外资流入量最多的20个经济体排名中占了几乎一半。中国的流入量达到历史新高，继续保持全世界第二大接受国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的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的255000亿美元中，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外资达到了7780亿美元的新高，占全球总流入量的54%，而亚洲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直接外资流入量最多的地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陆与特别行政区的总量竟已超过美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得到了全球瞩目，年均9.7%的GDP增速让大量外资纷纷涌入国内，FDI作为主要的外资引进形式以1979年为起点，到1992年投资环境逐渐成熟，截至2013年底，数据显示中国实际引进的FDI存量已达到20967.67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巨额的FDI中，平均80%都落在了东部沿海地区，2000年前，占比差距尤为突出，东西部地区占比差额最高可达81%。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表现出两极分化现象，这种极不均衡的分布特征成为了国内外经济学者的研究对象。可以初步推断东部地区的利于运输的地理位置，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有利条件成为了吸引早期绝大多数境外投资资本的原因。但近年来，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2005年更是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部沿海有些地区的经济指标已经与一般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持平，由于早期投资中国沿海的外商企业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东部地区不断窜高的成本促使下企业们逐步在迁址和转型期间做出选择，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在政府大力开发政策下，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加之政策的扶持与仍旧较低的工资水平，成功吸引了部分想从东部撤离的外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考虑把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省份，但出人意料的是，截至2013年底东部地区的占比仍有70%左右，且伴随着超过10%的年增长率，显然吸引着外资的不再仅仅是低廉的成本了。FDI在中国地区的性质和数额分布转变成为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新的热点。

2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依据

2.1国际投资理论演化国际投资理论的专门研究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StephenHymor)所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他在其博士论文《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率先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行为，从而奠定了后人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随后，大量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原因与条件的理论相继涌现。其中，较为突出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垄断优势理论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以及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等。这些著名理论主要研究方向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总体来说古典国际投资理论主要研究讨论并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条件和原因，并没有把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研究作为核心的系统性理论。

2.2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区域经济学兴起于近二十年，属于相对新兴的学科，长期以来，主流古典经济学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都忽略淡化了区位问题的研究。早在四十多年前，艾塞德的一句“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就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巨大缺陷，缺少精密严谨的数学论证，大部分建立在推断猜想和语言描述的解释层面，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来推断证实。过去主流经济学派对区域经济学的忽视，首先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范围和规模都还有限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并没有很好地突显出来；其次在大规模统计活动没有数字化的大背景下，且缺少现代的数学工具，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难以系统地开展。但是，在近二十年中，全球跨国资本的活动范围和规模都有了划时代的增长，且身处在信息时代缺少数据工具的精准计算状况也不复存在。空间区位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空前地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成为当今经济学家新的研究热点。最为典型和著名的理论来自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NEG)，他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中合理穿插了“冰山”运输成本理论并成功建立了结构丰富合理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衡量探究产业集群、城市集中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机制，从而将古典经济学导向了空间维度扩展的进程，兴起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以及更多经济学派的复兴运动。新经济地理学结合了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加之新经济环境的影响因素，配合数学模型验证，与古典经济学缺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环境考虑的模型不同，不但提高了理论说服力，同时满足了现代经济学对严谨和实证性的要求。

3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具体状况

如图1所示，从九十年代初至今，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大部分聚集在中部沿海地区，其占比最高峰值出现在2003年的86.15%，从2004年起一路下降直至2013年的68.15%，与其相对应的是中部地区占比的上涨从2001年的10.51%至2013年25.22%，实现了1.5倍的增长。西部地区的占比虽一直处于低位，但也从2003年3.18%上涨到了2013年的6.63%，增幅超过一倍。从大体上看，虽然东部地区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但是近年来的占比在不断地下降，与之相对的是中西部地区的逐步上升。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对区域发展进行政策调整，旨在开发内陆中西部地区，缩小地区差异，稳定长期地发展。2000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当年的1月，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的组织下正式成立；而后在2004年，为了进一步平衡我国东、西、中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方针。政府大力的优惠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投入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合理地解释了21世纪初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域选择上的转移原因，特别地在2004年数据有了明显的地区转移现象。东部地区FDI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中西部地区靠着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低水平的要素成本成功实现了FDI数额的逐年递增。与之相对的是沿海地区不少城市的经济指标已然达到了一般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令人意外的是东部地区的FDI水平并没有发生大幅度跳水，占比虽在近年有所下滑，但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众势，且东部FDI总额一直保持着超过10%的年增幅。显然可以推断东部地区的FDI性质不再是以劳动密集出口型为导向(VFDI)，市场和技术导向的FDI(HFDI)将逐步成为东部地区FDI的主体性质。以韩国对华外商直接投资为例，韩国对华投资主要地区为：山东、江苏、辽宁、天津、广东、上海、浙江、北京，不难发现排名靠前的全部都属东部地区，故我们以韩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作为东部地区接受的FDI的代表，并依据《韩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2013》，以韩资企业开辟市场为导向的FDI成为主导性质，廉价劳动力导向的平均占比仅为35%。依照近期韩国企业调查显示，多数韩企表示虽然西部地区实施政策支持的企业税收减免，并有各项优惠措施，如土地使用税和产税减免等，但消费市场产业环境等因素仍不成熟，因此就算有政府扶持比起发达的东部地区仍然没有太高的投资吸引力，未来的投资规划将持续专注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并在长远规划上，对使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投资比例会越来越低。

4我国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模型

4.1影响我国FDI的区位决定因素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技巧为跨国投资商提供了新的区位选择框架理论和研究方向。基于上文描述的国内情况，本文借鉴Markusen&Venables的跨国公司投资模型对垂直和水平FDI的处理方式，并同时借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工具，两者相结合试图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FDI区位理论模型，即公司特定因素和区位特定因素共同决定的FDI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衡量表述将具有综合性，将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分布因素纳入FDI区位的影响因素系统来进行整体考量，主要对东道国的工资成本、交易效率指数、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水平、劳动力质量和产业结构分布对垂直FDI及水平FDI的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4.1.1工资成本从古典区位理论开始成本就成为投资商的一个重要选择标的：城市土地之所以要进行最优规划，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厂商投资区位选择提供方便，而其重点就是通过这种优化来降低投资商的成本支出。理所当然，工资成本作为厂商运营成本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东道国选择区域时的重要决定因素。很明显，垂直FDI的产生就是源于东道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巨大人力成本差异，其必须大到足以弥补中间品运往投资国与其他对产品最终消费的市场的交易成本。在现实的跨国投资活动中，发达国家的投资商选择发展中国家为投资地区多是基于劳动力低成本的考虑，尤其是进入拉美、亚太地区的早期跨国资本更是如此意图。从行业基本面来看，那些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尤为看中。因此，劳动力成本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以调节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地区间的流动。

4.1.2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市场的容量和需求越大。对于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其最终目的就是把产品销售给消费者。有些商品，例如即食类的食品、饮料或精密的仪器其不便于运输性让公司不得不在靠近市场的地方建造厂房便于尽快流入市场销售，这时，市场规模越大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就越大。通常情况下用当地的GDP值来衡量其市场规模水平，其值越大，市场规模越大。

4.1.3劳动力质量上文提到，劳动密集型企业尤为偏爱低工资成本的地区，但往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换来的也是较低素质的劳动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了实际劳动力成本的隐形上升因素。反之，劳动力水平高，对于东道国投资者来说，在付出同等薪水的同时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某种意义上也压缩了生产成本，不但如此，较高的劳动力水平更是开展高层次创新生产的根本要素，没有良好的高素质劳动力基础“，高精尖”的生产活动将难以维系。

4.1.4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商在东道国除了商业生产以外，进行交易、运输、办理各种手续方面的效率水平，也是用来衡量交易成本的指标。其影响因素综合包含了政策制度、交通通讯水平和教育层次等。

4.1.5聚集效应同类产业在地区的聚集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外部经济，对于新进入的企业已有现成的较为成熟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环境，可以在生产上有上游、下游、和水平联系的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的紧密合作，减少开拓市场的诸多成本和时间。对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进行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者不得不面临诸多经营风险，例如市场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文化与距离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显然规模经济即聚集效应可以给予他们外部经济与技术外溢，从而减少外商在华投资的竞争劣势。因此，早期进入中国的跨国资本多为偏好于可以获得外部经济的产业集群区域。但是聚集效应在降低生产风险提高产业协作的同时，也会使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垄断效应也随之消失，对于市场导向的投资资本来说反而可能并非完全的利好因素。地区产业的竞争状况越小，替代弹性越小就直接意味着企业将拥有较强的垄断优势，但此时东道国的市场进入壁垒较高，企业同时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投资挖掘市场，建立开辟早期的产业生产环境，并可能需要较长的周期才能收回投资成本进入盈利，但一旦成功打开市场将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

4.1.6产业结构特征有的地区以生产高利润的精致商品模式为主流，而有的地区以低利润走量的普通商品为主要商品模式，即传统的中国商品销售模式——薄利多销。一、二、三产业的分布占比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商品利润率不同。

4.2解释变量的选择上文已设定可能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6个因素，结合了对上述因素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定以下六个解释变量。

4.2.1工资成本各个省市地区的平均工资，最直观地体现了各个区位的工资成本水平。

4.2.2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地区的总体消费购买能力，这不能简单地取决于工资水平还有人口因素、消费观念等。但归根溯源很大程度上，一个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故选取各个省市地区的GDP总量作为衡量市场规模的解释变量。

4.2.3劳动力质量社会劳动生产率，简单通过下式得到。这样得到的是地区平均每个人每年的经济产出，直观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水平。

4.2.4交易效率由于这个因素综合了政府政策的便利完善程度、交通通讯能力和当地劳动素质等多重因素。我们难以用现成的简单可获得数据直接替代。本文参考取用国内学者马庆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交易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2014)一文中对交易效率指数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衡量区域交易效率的解释变量。

4.2.5聚集经济我们很难精确地用一个变量反映一个行业在华某个地区的聚集程度，本文初步采用各省市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因为城市化水平能反映出企业在当地的运行条件和配套基础设施。城市化率用各地区的城镇人口比重来代表。

4.2.6产业结构特征是选择高利润率的优质商业结构还是低利润率以量来取胜的传统“薄利多销”模式？如此，利润率的高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当地的产业盈利能力状况，所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工业企业成本利润率来代表。我们将上述解释变量及其含义进行梳理后得到表1。

4.3计量模型的建立由于在经济问题中常用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模型要求样本数据具有相同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与研究样本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所以选取能分析这些异质性的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作为本文的分析工具，PanelData模型为多维时间序列数据由对数个横截面单元作连续观测组合而成的统计模型。其优秀的变量间关系检查及其动态特征捕捉能力来源于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关于模型种类，PanelData模型分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固定效应模型主要适用于所推断的对象与横截面相关的问题；随机效应模型适用于推断的对象是整体的问题。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东、中、西三个地区的FDI区位选择因素分别对区位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显然是与横截面相关的分析，故应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结合上文分析，对于跨国投资商对中国地区的选择而言，影响因素包括工资成本、市场规模、交易效率劳动生产率、聚集经济和产业结构特征这六个变量。

5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分析

5.1样本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5.2计量结果与检验本文所用的原始数据中交易效率的数据直接取自马庆(2014)的论文中，其余变量数据皆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4)和各地区2000～2014年鉴数据。表2、表3、表4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各主要变量数据的统计性描述结果。表5的结果显示，东、西、中三个地区的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均大于0.9，说明拟合度良好；查F检验表可得F0.05(7,97)=2.1，F0.05(7,123)=2.08，显然三个地区的回归方程的F值都远高于检验值，所以该回归方程总体显著，通过F检验。

5.2.1东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及因素分析(1)东部地区FDI选择与工资成本从工资成本来看，在2000～2013年间东部地区的FDI选择决策受工资成本的影响极小，其相关系数仅为-0.71496，t值更是只有0.08，完全不显著。这与前文的推论相符，21世纪以来，外商对东部地区的垂直投资已转向内陆地区，已主要以水平投资为主要导向和趋势，即不再对低廉的劳动水平敏感。但从相关系数仍然为负数可见，现阶段仍有部分垂直投资产业留在东部地区尚未进行撤离或转移。(2)东部地区FDI选择与市场规模依照表5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市场规模的弹性系数为0.41149，t值为1.031，虽然弹性系数为正，但数额小且不显著。这与前文我们对水平FDI对市场规模的敏感程度猜测有所差距，思考过后，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其原因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和消费需求对于投资者来说大多已经十分充裕，纵观近年中国游客出外旅游的消费数额可以推断，只要产品有优势和消费点，东部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已完全达标，所以比起其他的因素，决定性较低。(3)东部地区FDI选择与交易效率东部地区的FDI选择与当地的交易效率密切相关，弹性系数达到2.6185，t值达到5.772为所有因素之最。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不难猜测，交易效率系数由政府政策便利完善程度，当地劳动力素质和交通通讯能力等因素共同决定，皆是水平FDI，即高端产业投资在当地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层次要素。例如一个高精创新产业想要在一个地区发展，如果募集不到符合要求的人才，政策手续处处受阻显然是给原本就高的产业壁垒更加上一层砖。而在东部地区中间，交易效率方面显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如超一线城市上海和北京与同为东部地区的河北、辽宁省，所以交易效率成为东部地区FDI选择的重要依据。(4)东部地区FDI选择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决定FDI在东部地区选择的第二重要因素，弹性系数为1.3368，t值为3.4997。劳动生产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地区劳动人员素质的体现，显然服务于高层次水平FDI产业的人员需要的是高素质的精英人才。(5)东部地区FDI选择与聚集效应聚集效应对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为-1.29579，t值为-1.994，一个地区的聚集效应越大，东部地区的跨国外商越不喜欢。这支持了前文我们对东部地区的FDI已大部分转化为水平FDI且其目的是占有市场，在远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6)东部地区FDI选择与产业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的系数为0.116678，t值为1.215，对外商在东部地区投资起到正向作用，虽然并不显著，但可见东部地区的FDI偏爱利润率高的地区，从侧面体系的FDI性质的为高利润率的精品产业。另外，2000～2013年间，是东部地区水平FDI企业的起步期，有部分企业通过前期努力已进入超额利润的状态，但是很多企业仍然在前期的投资铺垫期，所以转型期的利润率还并没有拉开差距，这可能就是系数还不显著的原因。

5.2.2中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及因素分析(1)中部地区FDI选择与工资成本工资成本在中部地区系数为-0.520798，t值为-0.9776，对FDI的选择起反向作用，这与前文对中部地区多为垂直FDI且偏爱低工资水平的猜测相符，但较小的t值我们认为原因在于中部地区整体工资水平够低且差距很小，所以相对其他有差距的因素来讲显著性就有所下降。(2)中部地区FDI选择与市场规模对于主体FDI为垂直FDI的中部地区而言，较大的市场规模不但不能给外向型生产带来任何显著便捷，反而大幅度提升了运输成本和当地获得原材料的成本。这就解释了市场规模因素系数为-2.9118，显著性达-2.16385的原因了。(3)中部地区FDI选择与交易效率以垂直FDI为主体的中部地区显然也对交易效率并不敏感，弹性系数仅为0.10499，t值也并不显著，高素质的人才，便捷的沟通，宽松的政策并不是它的主要决定因素。(4)中部地区FDI选择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对中部FDI的影响系数达2.8326，t值为2.001，产生显著影响，垂直FDI导向的中部地区并不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但却需要可以高效率重复工作的流水线工人，如果缺少了高生产率的流水线工人，基本的生产将难以维系。(5)中部地区FDI选择与聚集效应同类产业在地区的聚集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外部经济，对于新进入的企业已有现成的较为成熟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环境，可以在生产上有上游、下游和水平联系的供应商、生产商以及销售商之间的紧密合作，减少开拓市场的诸多成本和时间。垂直FDI的目标从来就是不垄断市场，聚集效应的外部效应和技术外溢明显是其最佳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聚集效应成为中部地区FDI最具决定性的选择因素(弹性系数4.25276，t值6.15919)。(6)中部地区FDI选择与产业结构特征垂直FDI的销售模式多为薄利多销，利润率却并不那么的重要，所以产业结构特征在中部地区完全不显著。

5.2.3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及因素分析(1)西部地区FDI选择与工资成本工资成本在西部地区的影响与中部地区的极其相似，为负数但并不显著，我们推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已经足够的低反而不成为西部各地区间的主要选择因素。(2)西部地区FDI选择与市场规模不同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因素虽仍不显著却有高达2.356的系数，其原因应该是，与西部地区低廉的工资成本同步的是其极小的市场规模，有的地区市场规模小到根本没有基本的设施来服务生产，所以对于普遍落后的西部地区，在低廉工资成为普遍时，有足够的GDP来支持基础设施才是发展生产的要素。(3)西部地区FDI选择与交易效率高层次的人才储备、有效率的信息交流、宽松完善的政策法案，这些完全旨在服务高层次生产的要素完全与投资于西部地区的FDI背道而驰，需求完全不吻合，所以导致交易效率的系数为-2.31522，显著性达到-3.3029。(4)西部地区FDI选择与劳动生产率不同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西部投资的企业规模有限，故并没有太看重员工的单位生产率。(5)西部地区FDI选择与聚集效应对于聚集效应，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又一次同步，西部地区的FDI同样乐于享受聚集效应带来的外部效应和技术外溢，明显旨在获得低廉劳动力生产普通商品的企业不可能承受独资开辟市场支持市场的成本与风险。(6)西部地区FDI选择与产业结构特征类似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特征的反应也十分地不敏感，利润率对垂直FDI的企业来说并不重要。

6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理论结论本文模型是在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参照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沿用Dixit&Stiglitz的分析框架，以垂直FDI和水平FDI的性质为参考所建立的区位选择模型。在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交易成本、集聚经济、劳动生产率、生产成本和产业结构六因素纳入基本模型，在原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上更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外商投资选择现状。

6.2数据结果(1)推翻工资和GDP起决定作用的传统理念，交易效率、劳动生产率和聚集经济效应成为主要的外商投资在华各地区的投资决定因素。(2)在近二十年中，东部地区聚集了大部分的外资资金，然而东部地区的资金性质近些年已转为水平FDI为主要导向，原来的垂直FDI资源已经转向中西部和邻国欠发达地区，但仍有不能忽视的占比。其中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已基本满足垂直FDI的生产要求，而西部地区仍有落后区域，基础设施仍急需进一步发展，才能符合跨国资本生产环境的要求。(3)具体来说，各地区主要影响因素如下：东部地区FDI主要选择决定因素为交易效率(正)、劳动生产率(正)和聚集效应(负)；中部地区主要因素为市场规模(负)、劳动生产率(正)和聚集效应(正)；西部地区主要因素有聚集效应(正)、交易效率(负)和市场规模(正)。

6.3政策建议(1)对于东部地区应主要以扶持新进的水平FDI为主，短期内政府应着力研究水平外资在国内会发生的问题并实时跟进企业在我国遇到的困难，尽量完善新领域的法律条款，合理保护国内外企业健康顺利发展；长期内应继续扩大教育投入和教育政策改革，培养能为祖国带来高额创新利润的技术尖端人才，来支持国内外资本在本国的发展。(2)对于中部地区，处于东部地区的前阶段，理应借鉴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科学合理地进行布局推进，在保证生产的同时不能忽略环保问题，为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3)对于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先完善基础建设才是开展大规模生产的前提，从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循环发展。总体来说，我国目前外资结构从以垂直FDI为主向以水平FDI导向转型。而水平FDI发起的外资企业垄断实施，不仅仅是在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刻，而是一个持续开展的过程。我国目前的外资管理体制侧重于建立前的审批监管，但对于建立后的持续性经营监管还有所欠缺，不能完全地在外资对华投资行为中完全做到趋利避害。但从最新的上海自贸区外资规定中可以发现，新制定的规定去掉了不必要的入市手续，加强了后续的业务与资金的监管，可见中国对于外资投资的监管正在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郝洁 章哲文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