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社会保障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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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疫情概览

2020年伊始，疫情暴发，德国亦未能幸免。1月27日，巴伐利亚州出现了德国首例确诊病例，也是欧洲第一例人传人案例。此后，疫情进入了全面暴发阶段，并在3月末4月初达到了高峰，一度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000人。在多管齐下的政策举措和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下，5月中下旬后，疫情逐步得到了控制。近两个月以来，德国日新增确诊数维持在低位，截至8月6日，累计确诊病例214113例，累计死亡9179人，累计治愈约19.36万人。针对来势凶猛的疫情，德国联邦政府迅速采取和落实了一系列抗疫措施。首先，充分依托德国权威疾病研究及防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的信息和专业判断，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抗疫策略，于3月4日在COVID-19的补充文件中延长了流感大流行防备计划，针对疫情可能的传播、发展情况，将抗疫措施分为依据疫情进展，逐级应对的遏制、保护和缓解3个阶段。初期，尝试打断传染链，遏制病毒传播；中期，当疫情已经大规模蔓延和传播时，尽可能保护高危人群；当疫情传播到达高峰时，则全力避免医疗系统和社会秩序崩溃。其次，在国家层面迅速建立起了高效的行政应急体系，由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卫生部长和德国总理府部长组成了“（应对）内阁”。并在德国卫生部和内政、建设和家园部的领导下建立了危机管理机制。随后，联邦政府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特别举措，包括全国范围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停课、全面边境控制、禁止公共场合2人以上的聚集、强制要求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等，最大程度上推动了疫情拐点的出现。直到5月3日疫情缓和之后，各州“社交限制令”才逐步开放，各学校也开始复课。同时，在保障常规经济、社会体制运行的同时，德国联邦政府接连推出了一系列特别财经刺激政策和社保举措，以减轻疫情对经济、民生的冲击。诸如6月3日，德国政府宣布了一项13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旨在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帮助国家重启经济。具体措施包括将增值税税率从19%下降到16%；斥资25亿欧元增设电动汽车充电站，并且增加对新能源汽车购买者的补贴；为疫情期间遭受重创的酒店等服务业企业设立250亿欧元的专项基金；向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和绿色经济转型方向增加500亿欧元的投资，此外还推出了总额为80亿欧元的多项企业税收救济政策。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卫生防疫属于州政府职责和权能范围，而不同州的抗疫举措和执行力度也不尽相同、效果各异。作为首例确诊报告地，巴伐利亚州的疫情防控措施执行得非常坚决，州总理马库斯·泽德积极推动学校停课，将疫情应对提高到“灾难”级别，在全州推行居家隔离，并且严格禁止游客在当地过夜。当地61%的居民都对该州政府在疫情中的行动表示满意。而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政府只是希望居民自觉遵守社交隔离，并未进行强制性要求，抗疫措施的不到位使得北威州一度成为德国疫情最严重的联邦州，自然其执政者的声誉也大跌。

社会保障立下汗马功劳

在疫情的抗击中，始于1883年、以全球第一个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险体制而闻名于世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关键作用，为德国成为欧洲抗击疫情的优等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医疗保障。在已经实现了全民医保的德国，医疗保险承担了检测和治疗的费用，解除了患者的后顾之忧。在德国，从2月28日开始，法定医疗保险基金就已支付核酸检测的费用，当然前提是该被检测者应达到医生认定需要检测的标准，如出现明显症状。没有明显症状的检测者就无法通过医保体系进行结算，必须自费检测。5月14日，联邦议会通过有关《保护国民免受重大流行病伤害第二法案》，这一法案扩大了检测的覆盖面，对符合条件的无症状检测者的费用给予补贴。同时对在德国进行救治的欧盟其他国家患者也给予医疗费用减免。从7月1日开始，巴伐利亚州迈出了全民检测的关键一步，州政府建立了一项200亿欧元“特别基金”，并宣布无论检测者是否出现症状，其检测费用都将由政府承担，也使其成为德国第一个宣布进行全民检测的州。在德国，一旦被确诊感染了，包括AOK、TK在内的大型公立医疗保险机构负责承担100%的医疗费用。3月25日，议会通过了《COVID-19医院救济法案》，这一法案承诺向医疗机构提供充足资金以保证其流动性，而所需资金将由医疗保险基金和联邦税收共同承担。根据该法案，从4月1日开始，医院每新增一张配备呼吸辅助系统的重症监护（ICU）床位，就可以得到5万欧元的补贴；医院每收治一名病人，可得到额外追加50欧元的补贴，以支付各种杂费；给予医院护士的津贴水平从每人每天146欧元提高到185欧元。对于因为疫情而产生收入损失超过同期10%的内科医师和精神治疗师们，医疗保险基金也给予收入补偿。这一系列措施有效扩大了医疗机构的接治容量，增强了医疗体系的运转能力。失业保障。疫情期间，德国联邦政府为降低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维持就业、减少失业，借鉴以往经验，大力实施和推广短工津贴并放宽申领条件，取得了显著效果，并为欧盟所借鉴和采用。所谓短时工作津贴，是指劳动部门对由于工作量的显著减少、暂时缩减工作时间而导致的工作报酬损失进行补偿的一种形式。联邦政府于3月25日颁布《放宽短时工作津贴规制条例》。该条例规定，在2020年3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企业只需证明其10%的员工面临失业风险即可满足津贴申领条件，而在过去这一比例需达到三分之一；企业按员工实际工作时间支付相应比例的工资，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同时政府返还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比例从50%提高到了100%（限短时工作制法案范围内的企业）。根据德国联邦劳工局统计，截至6月全德已有1200万人接受了短时工作制，超过所有上班族人数的三分之一。联邦就业局估计在年底前将对此支付高达300亿欧元的津贴。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失业人群的救济力度，对于因疫情而临时失业的员工给予原工资60%的工资补贴，对于有子女的临时失业员工则给予其原工资67%的工资补贴，且保证原企业仍与这些临时失业的员工维持劳动关系，预计在2020年全年将有215万雇员受益于这项措施。对于因为遵守社交隔离措施而不能工作的人们，政府也将对其收入损失进行补偿，那些减少了一半以上工作时间的雇员，政府将给予原工资水平70%的工资补贴，如果该雇员有子女则给予原工资水平77%的补贴，为期4个月。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延长了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时间，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的申请者将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额外的3个月失业救济金。社会福利。德国政府结合疫情流行的现状，对原有社会福利保障措施进行了应急补充。比如，为保证儿童及儿童所在家庭更便捷地获得儿童保障，政府决定针对疫情期间因短时工作、失业和收入降低等产生收入问题的家庭，重新设计儿童补贴，以满足这些家庭疫情期间新的需求。从3月30日开始，如果家长因疫情期间学校和托儿所关闭而需看护12岁以下的儿童，导致其无法工作的，政府将会提供上限为6个星期的工资补贴。5月20日联邦政府加大了这项育儿津贴的力度，为上述情况的双亲家庭提供上限为10个星期的工资补贴，为单亲家庭提供上限为20个星期的工资补贴，金额按照税前收入的67%确定，上限为每月2016欧元。社会救济。德国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劳动部放松了对维持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哈茨法IV”社会救济金的领取条件，截至今年9月，新的申请者不再需要提交个人资产信息或者每月住房租金信息。联邦劳工局的数据显示，6月领取德国政府发放的社会救济金的人数为408万人，比去年同期多了15.2万人，占全国工作年龄人口的7.5%。3月25日德国修改了与住房租赁相关的法规，在疫情期间不得以不支付房租为由驱逐租户，保障因收入受损而无法支付房租的低收入者的居住权益。

抗疫绩效评价和特点

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抗疫表现相比，德国的疫情数据明显呈现“低感染率、高康复率、低致死率”的特点。从整体感染率上来看，德国每百万人口感染者仅为2443人，而意、英两国均超过4000人，西班牙甚至在6000人以上。德国病人康复率是90.4%，高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各自的80.5%、41.9%和47.8%。德国的疫情致死率仅为4.3%，明显低于欧盟的平均致死率9.9%。英国每百万人口的死亡数为680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分别为581人、450人和605人，而德国仅为110人，德国的死亡率显著低于其他在疫情的抗击中，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关键作用，为德国成为欧洲抗击疫情的优等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欧洲国家。这些数据都充分展现了德国在疫情中的出色表现。根据“深度认知”智库（DeepKnowledgeGroup）对各国在疫情中表现的评分结果，德国仅次于瑞士位列世界第二名，具有最低的感染率和感染风险，是疫情期间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综观其抗疫情形，具有如下特点：充足的医疗资源。相较于法、意、英、西等其他欧洲国家，德国的医疗资源较为充足，医院、病床、呼吸机等基础抗疫资源的数量均有较大优势。法、意、英、西4国每千人病床数分别为5.98张、3.18张、2.54张和2.97张，而德国达到了8.0张，位列欧洲第一。德国每千人医生数为4.2个，法、意、英、西则分别为3.3个、3.98个、2.8个和3.87个，均不及德国。从ICU病床数量来看，意大利平均每10万名居民有12.5张，西班牙为9.7张，德国则为29.2张。根据欧盟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德国医疗卫生保健总支出为3686亿欧元，接近意大利和西班牙各自医疗卫生保健总支出的3倍；人均医疗卫生保健支出为4459欧元，分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2倍。在疫情暴发后，为进一步满足医疗资源需求，联邦政府斥资30亿欧元增加医院的ICU床位、建立COVID-19治疗中心，由卫生部集中采购个人防护装备，来满足抗疫基础资源供给。此外，为了补充医疗人力资源，联邦政府于3月12日开始招募更多的卫生专业人员来救助越来越多的确诊患者，包括请求兼职卫生人员全职工作、吸引退休卫生人员回到临床工作等。在医保基金支持下快速开展大规模检测。德国建立了超过400个核酸测试点，在法定医疗基金的支持下，达到了较高的核酸检测覆盖率。在3月的第一周，德国共检测了16万人，从3月中旬开始每周检测数量突破30万人，实际检测能力可以达到每周110万人，相比疫情初期有了明显提高。而截至3月中旬，意大利一共只有15万人接受了检测。在德国，只要接触过确诊病例的人，即使没有症状也要进行检测，而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绝大多数的检测者都是已经出现明显症状甚至危重的病人。截至8月4日，德国共计完成800.61万份核酸检测，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仅分别完成698.46万份、667.83万份和298.23万份检测，德国的检测数量明显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大量的检测有助于尽早识别和隔离无症状感染者，提前打破传染链，防止感染高危人群，对于德国控制疫情蔓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较小的家庭规模。根据联邦统计局2018年的统计结果，在德国三人及以上的家庭不到25%，两人组成的家庭占33.8%，一人组成的家庭占42%，而只有10%左右的青壮年人选择与父母同住，这一比例仅为意大利的一半。较小的家庭规模有效控制了病毒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交叉传播。另外，在德国最初的感染者是年轻人，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分居也使得病毒不易感染给风险更高的老年群体，因而降低了整体的感染率和致死率。良好的公民素质、默契的社会共识和行政体系。3月18日晚，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电视讲话强调，疫情是德国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希望大家都能够严肃对待，进而呼吁德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疫情”“我们必须保持人与人之间一定的距离”。这也是她15年来除新年贺词外的首次电视讲话。在精英名流的共同呼吁下，德国社会逐渐形成共识：确诊者居家隔离，不接触老年人；社会各界也积极协作，为抗疫做出自己的贡献。高素质的民众和广泛的社会政治共识也成为德国渡过难关的关键因素。另外，由联邦层面统筹，各州落实自我管理责任的应急行政模式也体现了其高效性。卫生防控与经济运作相平衡。德国在抗疫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疫情防控与经济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菲斯特认为，要钱还是要命，这种二选一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德国可以在疫情继续发展的同时，重新开放经济。他强调：“没有经济运作保障的卫生系统运转是不可想象的。”而早在3月份，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主席洛塞就和菲斯特以及其他12名科学家提出首先开放制造业企业，特别是自动化程度较高、感染风险较低的工厂，以及部分商店等，以维持经济运行。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对疾病的医疗、检测费用的支付，还是对公民失业的保障，亦或是对个人的社会福利和对企业的社会救助，都体现了德国雄厚的财政基础支撑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高效。在这次疫情之中充分展现了自身的社会保障能力，为其他国家作出了表率。6月27日，默克尔总理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迄今为止德国较为平稳地渡过了危机”，德国的抗疫之战也接近了尾声。在这场对全世界的考验之中，德国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将国内疫情严重程度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成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典范。根据德国民调机构DaliaResearch的调查，71%的受访者对德国的抗疫表现表示满意；另外一家调查机构Gallup进行的全球领导力民调则显示，德国获得了44%的认可度，比美国高出11%，位列世界第一位。同时在疫情期间，德国也多次向欧盟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收治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重症病人，提供各种医疗设备等，打破了初期各国各自为战的状态，促进了欧盟各国在这场疫情中团结协作。

作者：丁纯 张右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