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投资存在问题与优化策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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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及中澳自贸协定出台的背景下，中澳双边贸易呈现持续稳定发展态势，中国企业对澳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深化。截止目前，中国已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与进口来源地。然而，当前中企在澳投资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深入分析当前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的基本状况，进而探讨相应的优化升级策略。

关键字：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存在的困境；优化策略

近年来，以资源贸易为依托，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项目逐步增多，投资额也在不断上升。据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消息称，自2008年中国向澳大利亚投资达到峰值之后，2016年这一数据达到了114.9亿美元，同比上浮11.7个百分点。而在2017年，这一数据下降幅度在3.48%左右，但总体趋势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基础设施和农业领域的投资创下了历史新高。然而，伴随双方投资关系的不断深入，中企在澳投资矛盾表现日渐突出。具体体现为中企在澳投资屡屡受挫，澳方对于中国企业投资存在一定的安全担忧，且在政策方面有了更多限制。在此形势下，研究当前中国企业在澳投资遭遇的障碍，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有利于推进中澳双边的投资关系，并对中国企业投资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现状分析

（一）投资规模持续增长

现阶段，中澳两国均属于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双方经济合作往来较为紧密且互利互补。近年来，我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速度不断加快，投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据中商情报网资料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国对澳各项投资额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在2016年，中企在澳投资额为114.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1.7%。截止2017年末，这一数据已经超过了120亿美元，且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规模的交易较为均匀，0.74~3.75亿美元交易额占据27%，0.19~0.74亿美元投资规模占据47%。虽然，2012年与2015年之间中国对澳投资有小幅下降，但总体发展趋势呈上升的状态。

（二）投资区域集中于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

现阶段，由于澳大利亚东南地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拥有本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与机场，交通极为便利，再加上金融、商业中心，吸引了中国大批企业进行投资。按地区划分，2017年以来，新南威尔士州为主要投资地，中企投资比例超过了50%以上；维多利亚州以超过30%的比例位列第二；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分别吸引了中企9.52亿美元、10.35亿美元位列之后；塔斯马尼亚州同样收获了近2.10亿美元的中企投资。由此来看，中国企业对澳投资区域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亚的发达地区，这为中企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三）投资主体从国企逐步向民营企业增加

在过去，国有大型企业或下属子公司为中国对澳投资主体，但截至当前，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加入到对澳投资中。据正点国际网站资料显示，2017年以来，中国对澳投资交易数额最大，也是民营企业投资交易数目最多的一年。在这一期间，民营企业完成了对澳总共78项的交易，总投资额达到了57.08亿美元，主要投资项目集中于农业、医疗与商业地产领域。究其根本，得益于中澳自贸协定生效后，澳大利亚政府放低了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且投资金额只要不超过8.21亿美元，将不再需要审批。在此良好的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对澳投资活跃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四）投资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澳投资领域、行业逐步向多元化转变。据艾瑞网资料分析，2014年之前，中国对澳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和能源产业，最高比重达到了80%。在此之后，中国在澳的主要投资领域开始向医疗、农业等方向延伸。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2017年3月份，中国建筑企业与澳大利亚BBIG公司就西澳大利亚州基础设施项目达成合作，签署了37.5亿美元的合作备忘录。在农业领域投资方面，中国对澳投资从2015年的2.92亿美元扩大到2017年的15.55亿美元，是近年来合作中最大的一次投资规模。在能源类投资领域，2017年中国对澳投资突破11.66亿美元。在医疗健康投资领域，从2015年到2017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总额高达42.76亿美元。此外，在2017年中企对澳基础设施投资中，酒店资产的收购额达到了13.19亿美元。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额、投资领域的不断增长进而形成规模经济，将进一步带动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五）投资成果逐步增多

自中国与澳大利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中国对澳投资成果不断增多。例如，在电力能源收购方面，2016年以来，中国国家电力集团先后对新州塔拉贾风电公司、澳太平洋水电公司进行了收购，并在近期已经有了较大的收益。在民航市场投资方面，中澳双方签署了开放民航市场投资协议，使得中国厦航、南航、首都航空分别开通从厦门、成都、青岛、沈阳等直飞墨尔本、悉尼等城市的新航线。在此良好的形势下，海南航空和南山集团成功参股澳洲维珍航空公司，并已经开始运行。据民航局网站资料显示，2016年双方航空客运人数已经实现了300万人次，2017年这一数据保守超过550万人次。在基建方面，中澳双方合作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最近两年以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堪培拉轻轨项目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唐那集团共同投资价值15.08亿美元的墨尔本地铁列车制造合同。在医疗投资方面，绿叶医疗集团参股“澳洲医疗保健公司”、华润集团参股“杰尼西斯”肿瘤医疗公司，并且有了较大的经济收益。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企业对澳投资成果不断增多，已经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澳大利亚对外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中企投资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企业在澳洲投资过程中，频频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限制，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导致投资失败案例常发。例如，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依据投资审批六点原则和15点限额进行项目审批，特别是对环境、就业影响等审批标准，都较为模糊，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灵活操作性。而这种“灵活”的审批方式往往成为澳方阻挠我国投资的挡箭牌。据第一财经网报道，2016年，中国国家电网欲联合长江基建合资，以此收购50.4%的澳洲电网Ausgrid控股股权，收购价格超过了77.8亿美元。但澳大利亚政府却以“收购公司威胁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此次收购项目。而在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却将Ausgrid公司出售给本国的其他两家养老基金会。尤其是在中企对澳能源领域的投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国家安全”等政治风险理由而遭受拒绝。

（二）澳洲对我国企业的审查过严，增加了中企投资的风险程度

现阶段，中国对澳投资项目中，部分项目会受到长时间的审核程序，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对澳投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一方面，中企投资主体为国有形式时，澳方投资审查程序更为严格。例如，2015年12月之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对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敏感行业投资审查门槛从2.48亿澳元提高到了10.78亿澳元。在这之后，FIRB仍将继续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进行审核。截止2017年，该政策继续在澳洲执行，导致中方企业在矿业方面的投资损失率达到了15.6%。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设定了严格的法律审核制度，在投资管理的相关法律中这样提到，外国投资的目的必须是纯商业化，这样才被允许在本国内投资。因此，澳大利亚在对中方企业投资审查过程中，对中国国有银行提供的各项金融服务，例如无息或无偿贷款等企业，都需要经过繁杂的审核程序。且无论中国是否为国有企业，澳方都会认为中资财团的支持，都是变相的政府支持。在此形势下，中方企业对澳巨大金额的投资，只能到需求国有大行进行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成本与风险程度。

（三）房地产领域资本流入放缓，降低了中企在澳的交易量

据亚洲最新投资调查资料显示，2017年房地产投资的首选地是悉尼，但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房产投资相对缺乏。目前，中国到澳大利亚房地产的资本流入正在放缓，新加坡成为澳大利亚房地产最大外国投资者。据新浪财经网报道，2017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对澳大利亚房地产业的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了69%，而新加坡却在房产投资排名超过了中国。另据Cushman&Wakefield资料分析，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房地产投资放缓，导致投资交易量随之呈下降趋势。其中，2017年中国企业在酒店投资包括：悉尼W酒店，价值3.79亿美元；达令港的TheRibbon酒店，价值1.31亿美元。但由于2017年投资机会的减少，中企交易量同比下降了近3.8个百分点。

（四）限制性的投资条件，致使中企投资收益下降

目前，我国企业对澳大利亚商业地产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引发澳方政府高度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投资的限制政策，对我国企业在澳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据参考消息网资料显示，由于澳大利亚担忧中方企业在澳大利亚土地投资对本国不利，于2018年2月宣布，将收紧外国投资者在澳农业用地规模。同时，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从2018年2月开始，外国投资者在澳收购价值超过116.44亿美元的农业用地之前，需要证明已有一个月期限，该土地对本国公民公开挂牌出售，以此来保障本国居民有机会去购买。在此情形下，中方企业若想投资澳大利亚农场土地，需要多付出比之前多一个月的时间，以及花费超过1倍的资金。另外，澳大利亚政府对外资收购电力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限定门槛，对“行业内部所有权的累积水平”进行评估。在此条件下，在澳大利亚为期4年的矿业放缓期间，在中方企业对澳大利亚电力基础设施的收购中，基于大量繁琐的所有权累积水平的评估程序，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企业投资进程，使得投资收益同比（与2016年比较）下降了近4.6个百分点。

（五）中企自身准备不充足，在澳投资失败问题较为严重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越加频繁，但由于中企自身准备不足，遭遇失败的案例也经常出现。例如，2017年初，中国大康牧业宣布放弃对澳大利亚肉牛巨头基德曼集团80%股权邀约收购。从收购失败案例分析，当地法律法规限制条件中，外商投资收购股权不得超过65%，且收购农场规模需要政府的进一步审批。而基德曼旗下牧场超过10万平方公里，占澳农业用地的2.5%、总国土面积的1.3%。并且，该项收购案最终被政府否决。而最终来看，由于大康牧业尚未对澳大利亚目前的外资准入制度进行详细深入了解，准备不足，也是最终导致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中企面对投资澳大利亚困境的应对策略

（一）建立对澳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为了有效应对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政治、经济风险，中资企业应提前做好投资前的风险分析及防范对策。一方面，要落实澳大利亚当地的政治风险补偿救济措施，并将其作为谈判、应对不合理限制条件的重点之一。同时，中国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及时在澳投资的风险提示，为中企在澳投资提供多方面的风险防范信息，并重点完善双边条约中的风险救济条款。另一方面，在澳本土中企还应进一步加强企业投资的维权意识，针对以安全问题而限制或侵害本企业投资行为，需要充分整合当地的法律资源，并通过律师团队、行业协会等途径，加强在澳投资风险防范以及善后能力。

（二）借助最新的利好政策，推进中小型民营企业对澳投资数量

目前，澳大利亚关于国外小型资源企业的收购、投资等政策都已经逐步放宽，从之前的0.75亿美元的限制提升到当前的1.65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更多有实力的国内中小型企业可以积极参与到对澳投资、收购的行为中。特别是FIBR已经允许国外私营企业在澳控股当地的矿业公司，且对于控股比例的限制要求较为宽松。在此利好的形势下，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股票、股权融资，以及设立合资公司等形式，增加在澳资源收购、投资的数量，以此保证未来的资源供应。

（三）采用本土化合资经营模式，适当降低中企的持股比例

一般而言，中企对澳能源投资存在高风险、回收周期长等问题，且会受到当地政策的限制，不利于中企投资收益。为了降低中企在澳投资的阻碍，双方可进行合资经营，从而实现本土化经营，降低政府的阻碍。从合作方式来看，澳大利亚本国企业更熟悉当地市场情况，中方企业采用合资经营模式，能够在技术、资金及市场运作、风险规避方面形成优势互补。同时，中国企业应与资源状况较好的澳洲中小型企业通过多方探索资源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打破能源巨头的高度垄断。此外，中国企业在参与当地能源企业投资时，避免选择绝对控股的投资方式，而应以参股合作方式与当地能源企业利益进行绑定。通过参与合作方管理的方式，实现项目的本土化管理，从而减少东道国相关利益方的排斥。例如，中企在澳投资过程中，中企持有5%-10%比例的股份，最高限制在20%的比例，以此来减少澳大利亚政府对中企审批时的阻力，从而增加审批的成功率。

（四）建立对澳投资风险的信息共享机制

现阶段，中企对澳投资信息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在面对澳大利亚各类风险时，难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为此，我国相关信息管理部门应设立信息共享机制，并借助最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及时分析对澳各类项目投资风险，并将其提供给在澳投资企业，增加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我国政府部门应与民营机构进行多元化的信息整合、汇集，从而改善中企在澳投资的信息供给、工作；构建服务与中企对澳投资的信息技术服务机构，并借鉴韩国情报服务机构的经验，及时相关投资风险资讯。此外，我国应大力加强海外商业投资资讯服务机构设立，促进民营企业向澳大利亚拓展投资业务，进而降低民营企业投资的生存压力。

（五）规范投资安全机制

为了加强中企在澳大利亚投资的安全、降低投资风险，需要进一步规范投资的安全机制。首先，应建立中长期投资规范制度，并与短期保护机制相结合，在推进中方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便利化的同时，进一步防范金融投资风险。其次，鉴于部分非理性企业会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可提前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充分识别大规模的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快设快出”等类型，排除中企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引导有关企业审慎决策。最后，中国应在澳大利亚设立部分投资机构，加强在技术、法律服务等方面的指导与援助。例如，可为潜在投资企业提供澳大利亚基本经济业务方面的资料、法律框架、投资政策与相关管理流程等。通常而言，此类服务会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大幅降低潜在投资企业投资的盲目性，进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六）调整投资结构，拓宽投资领域

现阶段，在我国企业对澳投资产业中，矿业与能源是主要的投资重点，虽然近期向农业食品、医药等领域扩张，但不足以突破澳方对重点领域的限制。而澳大利亚关于能源方面的投资限制性较多，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为此，尽快调整我国对澳投资结构、进而拓宽投资领域，是解决澳方对中方投资限制的重要举措。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澳大利亚不仅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且在农业领域、医药领域同样发展较快，且以安全高质得到了国际认可。同时，澳方政府在这些领域对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优惠。在此情形下，我国企业可在充分了解这些行业资讯的同时，借助当地的优惠政策，不断调整产业投资结构，从矿业、能源等重点领域向农业、医药、电子等领域投资。在此方面，娃哈哈集团瞄准澳大利亚农牧业商机，在多次考察之后，转向农业投资，实现了中国企业与澳大利亚农业的有效合作，值得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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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启航 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