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员负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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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2004至2014年的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基础雇员规模模型和基础投资规模模型分别度量出国有企业冗员负担和非投资效率的规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有企业冗员负担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冗员负担越大，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情况均越严重，说明冗员负担的存在，导致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低下和经济资源配置的失衡。文章最后提出了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冗员负担；投资不足；投资过度

一、问题提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绩效差异

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热点问题。政府干预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绩效低于民营企业的重要原因，而冗员负担是政府干预影响国有企业的主要渠道。我国国有企业一直以来被赋予了很多政治目标和社会责任，导致国有企业具有了除企业价值最大化之外的其它目标，形成了多目标状态，承担了大量的冗员负担(林毅夫，2004)。这无疑会异化企业的治理机制，对企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些冗员负担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就尤为必要。投资效率是衡量企业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对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都有着重要影响。非效率投资是对投资效率的最直接反映，是指企业投资规模偏离最优投资水平的程度，可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投资过度会使企业自身经营出现困难，出现财务危机，而投资不足则会使企业错失发展壮大的机会。我国国有企业一直以来被认为投资效率偏低，如何避免和改善投资过程中非效率投资的问题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国有企业冗员负担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沪、深市场2004至2014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基础雇员规模模型和基础投资规模模型分别度量出国有企业冗员负担和非投资效率的规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有企业冗员负担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公司治理和政策制定提供可行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的对企业冗员负担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Shleifer&Vishny(1994)最早开始冗员负担的研究，认为政府官员通过国有企业实现其政治目标，如雇佣更多的员工以获得更多的选票，这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进而引起了企业效率的低下。随后Boycko&Shleifer&Vishny(1996)继续从理论上分析了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负担而私人企业不存在的原因以及冗员负担的经济后果。Bai&Li(2000)建立了国有企业多目标属性模型，认为国有企业为实现政治目标而承担冗员负担，使其具有了除企业价值最大化外的其它目标，这种多目标性是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Dewenter&Malatesta(2001)实证发现国有企业同等资产规模或同等营业收入的情况下，雇员数量都远远大于私人企业，存在大量冗员负担。国内林毅夫(2004)指出为解决就业问题而赋予国有企业的政治任务会给国有企业造成政策性负担，进而影响企业的业绩和自生能力。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研究发现冗员负担的存在使国有企业承担了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薛云贵和白云霞(2008)通过实证发现冗员负担对国有企业企业价值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政府对冗余雇员数量多的国有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财政补贴。张天琴(2011)以国有公司为样本对冗员负担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冗员负担越严重，并且冗员负担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张敏(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冗员负担会降低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在职消费行为，但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赵雅娜和敖小波(2016)对国有企业中冗员负担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冗员负担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绩效产生不利影响。通过以往的文献可以看出，冗员负担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一直存在，并且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国有企业冗员负担的研究，以往文献主要分为冗员负担的产生原因和经济后果两个方面论述。经济后果领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冗员负担对企业价值及财务绩效方面的影响，而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方面研究较少。本文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冗员负担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试图为政府干预导致冗员负担，进而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供实证经验和理论解释。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

假设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一直相对突出。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数量一直在800万以上，失业率都在4%以上，考虑到各种因素，实际的失业人口数量和失业率可能更高。因此解决就业问题成为了我国各级政府重要的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在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也承担了很多政治目标和社会责任，成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承担了大量的冗员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冗员负担的存在会破坏企业正常的薪酬契约制度。根据理论，企业在制定高管薪酬时，应尽可能高地保持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联程度，即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使高管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而努力工作提升企业业绩。但冗员负担的存在降低了企业业绩，而又无高管的责任，这就模糊了企业业绩与高管努力程度之间的关系，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张敏，2013)。在完美的市场假设条件下，企业高管会根据投资项目的边际投资收益来做出投资决策，他们仅会投资于净现值大于0的投资项目，而把多余的资金退还给企业所有者。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问题会导致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行为，问题会通过高管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角度出发对企业的资本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引起效率过度和投资不足。一方面问题可能引起投资过度。Jensen(1986)指出，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企业高管存在从投资中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而投资于一些可以带来私人收益的非盈利项目，由此引起了投资过度。Lang&Stulz(1994)提出的“商业帝国”假说也认为高管盲目地扩展企业规模、建立商业帝国的动机造成了自由现金流的滥用，引起了投资过度。国内学者通过实证发现我国国有企业也存在高管自利性投资引起投资过度的现象(辛清泉，2007)。另一方面，问题也可能导致投资不足。投资对于高管而言不仅存在私人收益，还存在私人成本。比如，当企业启动新的投资项目时，高管需要肩负更大的监管责任，也可能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新投资项目，同时也需要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这样当投资项目对于高管而言私人成本高昂时，高管将可能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由此导致投资不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市场2004至2014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所用的公司雇员规模、投资规模以及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为保证数据质量，本文按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雇员人数、最终控制人性质、投资规模、财务数据以及其他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3)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winsorize处理，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分别等于1%分位数和99%分位数。经过上述处理，最后共获得14549个公司-年样本，其中国有公司有9926个样本，占总样本的68.22%，非国有公司有4623个样本，占总样本的31.78%。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冗员负担。本文研究设计需要度量企业的冗员负担规模。

五、实证研究

结果描述性统计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结果来看，冗员负担(EL)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1927和0.1983，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相对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冗员现象较为严重，普遍存在冗员负担。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则分别为-0.4351和1.4254，标准差为0.4575，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冗员负担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投资不足(Under)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42.5382和5.3301，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投资不足现象。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则分别为0.7341和563.7143，标准差为76.1071，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存在差异。投资过度(Over)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81.0529和9.8147，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投资过度现象。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则分别为1.2453和792.3342，标准差为132.3044，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程度存在差异。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在其他变量上也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冗员负担对投资过度的回归分析。本文以投资过度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模型(1)对冗员负担与国有企业投资过度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EL的回归系数为104.9508，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即国有企业中冗员负担越严重，投资过度的情况越严重，验证了本文中的假设H1是正确的。从控制变量方面讲，两职合一Dual与投资过度程度之间显著正相关，即存在两职合一，企业投资过度程度越大；而财务风险Lev、股权集中度First、独董比例Indep、高管持股比例Esh与投资过度程度之间显著负相关，即财务风险越低、股权集中度越低、独董比例越低、高管持股比例越低，企业投资过度程度越大；董事会规模Board、独董比例Indep对投资过度程度无显著影响。(2)冗员负担与投资不足关系的回归分析。本文以投资不足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模型(2)对冗员负担与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EL的回归系数为34.6332，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即国有企业中冗员负担越严重，投资不足的情况越严重，验证了本文中的假设H2是正确的。从控制变量方面讲，两职合一Dual、财务风险Lev、股权集中度First、高管持股比例Esh与投资不足程度之间显著正相关，即存在两职合一、财务风险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不足程度越大；而独董比例Indep与投资不足程度之间显著负相关，即独董比例越小，投资不足程度越大；董事会规模Board对投资不足程度无显著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我国沪、深市场2004至2014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基础雇员规模模型和基础投资规模模型度量出国有企业冗员负担和投资非效率的规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国有企业冗员负担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冗员负担越多，导致其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企业高管容易为了自身利益而干预企业投资，进而导致了企业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即国有企业投资过度程度与冗员负担之间显著正相关，并且另外的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程度与冗员负担之间也显著正相关，说明冗员负担的存在导致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低下和资源配置的失衡。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企业冗员负担规模的显著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1)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应该对合理的雇员数量做出估计和规定，要充分利用人才市场这一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定价方面发挥决定作用，让市场化这一“无形的手”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来。(2)国有企业应当建立常态化的企业制度，如高管薪酬制度等，提高企业运行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并且加强对高管经营和决策行为的监管，抑制高管为自身利益做出不合理投资决策的可能。(3)建立合理的公司负债结构。合理的负债结构被认为是缓解企业投资无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其可以增加债权人以及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监管。因此我国国有公司应当适度调整负债规模，建立合理的负债结构。(4)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支出体系，失业保险覆盖面积的扩大可以减轻失业者面临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冗员负担规模。(5)政府应当减少对国有企业过度的干预，从促进国有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建立政策来规范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和管理。

作者：姚益家 单位：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