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地缘与企业投资效率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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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们在初次交往时，容易寻找某种关系或共同点，诸如地缘、学缘、同姓缘等。如果正好契合，感情自然更加深厚。通常，这种契合除了带给当事人喜悦外，更多的是一种亲切和信任感。因此，“缘”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基本释义为“发生联系的机会”,是形成“关系”的基础，有了关系便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与便利性，地缘就是其中一种。例如，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可以因为同乡的缘分而攀上关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体现了同乡之间才有的情谊。山西商号以地缘为主的东伙制，财东、掌柜、伙计、学徒等层次一律为同乡，绝不雇佣外乡人，也不雇佣财东亲戚、宗族子弟，这也体现了地缘关系异于其他缘导致的不同境遇。即便是在倡导“契约精神”、讲求“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这种“关系”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LaPorta等（1998）针对“法与金融”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一国的法律起源、投资者保护（包括法律执行力）等对金融市场发展和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Allen等（2005）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法律和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法与金融”研究范式的结论。

由于历史、政治、教育等因素，使得我国形成了目前典型的“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不足、信息不透明、市场化程度较低且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加之各地宗教、文化等差异，使得仅依靠西方制度解决中国企业全部问题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我国正式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替代性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与正式制度不同，这些非正式制度起作用完全依靠人的主观行为，源于人与人之间在“关系”上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正是“缘”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目前，许多学者将“关系”研究拓展至经济领域，深入研究政企间、企业间关系及其影响，其中也不乏外国学者扎根中国背景研究“关系”的影响，但是基于传统文化的视角去探索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拟在法律等正式制度框架内回答如下问题，“地缘”这一非正式制度是否能在企业经营中发挥作用？其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带来何种影响？从“地缘关系”这一新视角审视企业内部，着力研究地缘关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拓展和深化了已有关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的分析框架。其次，基于不同产权形式、企业地域背景下，探寻公司如何调整高管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旨在解释何种企业对管理层地缘关系更为关切，并从企业不同指标分析管理层地缘分布的差异及其对投资行为与效率的影响差异。最后，尝试引入其他学科的解释，如地缘经济理论、高管梯队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等，在地缘关系和投资效率上得出了“地缘关系越深、投资效率越低”的结论，希望能够对中国企业高管选任策略及团队配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即如何利用“地缘”来提高公司投资效率。这也许能从一个较新的角度观察中国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关系源起近几十年来亚太国家高速发展，许多学者将其归因于深受知识、节俭、勤奋的儒家文化影响。而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对企业的经营与成长有着重要影响。Yeung和Tung（1996）发现在儒家社会想要建立世界级的组织就要先建立世界范围的密集关系网络。[3]Tsui和Farh（1997）发现想要准确了解中国社会中的人口特征和彼此间的相似性，必须将人口统计学与关系结合起来形成更综合的视角。[4]Farh等（1998）运用中国数据进一步发现“关系”比人口统计特征更与信任相关。尽管法律制度日趋完善，但仍不能取代企业对关系的依赖，这部分源于关系经常能为企业带来好处。Park和Luo（2001）发现关系可以帮助公司扩展市场，获取竞争性地位从而提高业绩。[6]管理者的外部人际关系也能帮助改善组织表现，如杜兴强等（2009）发现公司拥有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会提高公司业绩。关系形成也受到企业外生因素影响，管理者需要视情况改变其人际网络结构和强度以满足组织的需求。Luo（2003）认为当不确定性、监管与竞争增加，产能利用率下降时，管理者关系网络随之得到增长。[8]对于一个特定企业，产业动态和管理者人际网之间的联系易受激进战略而改变。也有学者从制度方面研究关系成因，如Xin和Pearce（1996）发现在法律欠发达地区，集体所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高管更依靠关系。[9]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发现当企业所在地产权保护度、政府干预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外部环境越差时，民营企业与政府形成政治联系的动机越强，其原因在于这种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来说，是市场机制不完善条件下的一种替代机制。林钟高等（2014）发现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的关系投资有助于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从而有效缓解企业的冲突。[11]企业内部关系即管理层关系也会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认知基础、价值观、洞察力以及这些特质的作用过程都会影响组织的战略选择和组织绩效。从此之后，高管团队管理层地缘关系与企业投资效率特征的影响渗透到企业行为的很多方面。如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发现高管团队特征影响财务重述行为，并且高管团队与董事长性别、年龄差异也对公司财务重述有影响。[13]姜付秀等（2009）发现管理层平均学历水平越高、平均年龄越大，越不会做出过度投资的决策。

（二）地缘关系与企业行为地缘是指由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所形成的关系。地缘经济学理论表明，在一个国家内相邻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是孤立的，通过相互影响形成竞争性或者互补性的地缘关系。实际上，地区间的很多影响因素是人为可控的，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当地所处的地缘环境进行客观评价，借此制定出合理政策，减少损害、扩大受益。根据李善同等（2004）的调查，我国各地依然存在地方保护现象，虽然不同行业被保护力度、保护方式不同，但企业普遍认为省内环境好于省外环境。[15]显然，传统地缘文化也是形成地方保护的一个原因，因为外部企业很容易被划分到“圈外人”。地缘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也可能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陈同扬等（2010）用高管团队成员血缘、地缘、学缘和业缘等角色因素的成对吻合程度来代表高管团队一致性水平，发现高管团队一致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且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企业高管团队关系一致性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发现似乎能够证明我国民营企业选人多采用缘分关系的普遍性。[16]跨国研究却得到不一致的结果，如Rochelle（1994）的研究显示尽管外派经理失败率居高不下，外派高管显性成本高于当地高管，但跨国公司高管外派比例仍远大于本地比例。[17]陶凤鸣等（2009）提出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基于交易成本的差异，包括招聘、培训和内部化成本、控制成本以及违约成本，导致母公司判断从东道国选任人才交易成本更高时，即使这对当地公司创新和整合能力不是最优之选，也会选择外派。[18]另外，受到我国产业与区域政策双重作用，企业存在集群生长的特征。集群企业非但没有过度竞争，反而比单一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原因在于小规模集群内企业联系与维系的纽带一般为亲缘和血缘关系，而大规模集群内大企业一般为地缘关系。这些非正式制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间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违约成本，因此这些企业间普遍存在主动的、持续的合作行为。不像城市中存在很多学缘、业缘之类的关系，在中国的农村或乡镇，血缘、地缘形成了他们主要的关系网络。在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乡镇企业，乡镇私营企业主能够迅速积累初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血缘、地缘为主的人员结构也是乡镇企业得以壮大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管理者掌握着企业最重要的投资决策权，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Coase，1937）。[19]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管理者投资行为上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采用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管理层进行研究，对地缘关系的研究集中在社会学领域，而涉及地缘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很少。韩志丽等（2014）在对已有关于企业投资行为经典文献回顾后认为，基于人文环境下主体的行为差异研究投资效率应该是一个研究方向。[20]因此，我们尝试探索如下问题：企业内部是否有聚缘现象，地缘如何影响投资效率，管理层地缘是否对企业发展有利。

三、理论推导与研究假设

企业由于自身产权性质、规模、所在地及所属行业差异等呈现出不同特征，因此对地缘关系考量应关注上述属性变化。不同地缘关系及其引申出来的语言、文化、饮食、风俗及习惯等都会对企业成本产生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经营的某些方面。优秀的团队需要不带情感的思想撞击，而在地缘上高度一致的高管团队很有可能会错过因思想撞击而产生的进步机会。在相同地缘关系的作用下，人的思想相互融合、同化，同一地域的人更有可能产生相同的价值观、相似的思维模式以及更高的彼此认同感，给企业带来缺少辩论、视野不够全面等问题。从委托的角度讲，现代企业普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地缘关系深的高管组合还有可能缺少监督制衡，为了自身利益合谋而侵占其他股东利益，Francis等（2013）跨国研究发现问题会降低公司治理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损害企业价值。[21]相反，地缘关系浅的高管间的合作反而能为企业输入新的思维，投资也更为谨慎。由此我们推断地缘关系越深（紧密）的高管，越有可能快速做出投资决策，使得决策不够缜密，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据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高管间地缘关系越深（紧密），则企业投资效率越低。最终控制人不同也会导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投资、运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由于内部自有资金重新配置缺乏外部融资所需的严格审核监督，在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内部人倾向于过度投资（魏明海和柳建华，2007）。[22]而民营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不少是二职合一的，聘请有地缘关系的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这种地缘优势通常体现在信任与信息传递方面。徐莉萍等（2006）认为与地方所属国有企业相比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厉的监管，[23]因为其更可能在其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发挥一个控股股东应有的监督职能，即中央国企由于受到国资委、证监会等多方监管，投资约束较多，投资更为谨慎。而地方国企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削弱了国企常见的投资约束，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控制受到地区间GDP横向竞争的影响，容易下达旨在繁荣地方经济的政策和指令，促使企业做出低效投资行为，降低企业投资效率。考虑到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薪酬管制，与创造性活动带来的有限收益相比，在职消费等隐性收益更吸引国企管理者（陈冬华等，2005）。[24]管理者很可能为了更便利地获取隐性收益，任用与自己地缘关系紧密的人，从而在未来做出风险较低的投资决策。据此提出以下进一步的假设：假设2：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高管间地缘关系对投资效率影响更明显。假设3：相比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高管间地缘关系对投资效率影响更明显。董事长与企业紧密度往往会对地缘关系与企业投资效率二者产生重要影响。当企业不处于董事长出生（或成长）地所在省份时，董事长个人人际关系也许不足以支撑整个企业，这时多任用关系网络丰富的本地高管更利于企业发展，董事长与总经理间的地缘关系看似会显得相对疏远；反之，董事长本身就具有所在地区得天独厚的网络优势，任用自由度扩大，而如此一来，通过任用与自己地缘关系紧密的人，可以构建自身的绝对权力。因此，若董事长与企业较疏远，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地缘关系对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会加剧。据此提出以下进一步的假设：假设4：相比同省企业，董事长不在同省的企业高管间地缘关系对投资效率影响更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研究样本为2003-2013年沪深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根据研究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筛选：（1）研究需以高管个人详细资料为基础，因此剔除高管信息缺失严重的样本；（2）剔除其他财务变量缺失的样本；（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考虑到异常值问题，我们对连续控制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我们依据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高管信息（名单、任期等），通过招股说明书、公司年报、公司网站、新浪财经、金融界等公开渠道手工收集其个人资料，再根据高管出生（或成长）所在地的经纬度量化高管间的距离以刻画地缘关系深浅，主要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设定参考Richardson（2006）的预期投资模型，[25]在考虑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的基础上分离出维持性投资、预期投资和过度投资，通过“行业-年”回归来估计企业当年正常的投资额。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投资效率（Investef）f，解释变量为高管间地缘关系，通过两个维度来刻画地缘，第一个为同乡关系（Province），即高管出生或成长地在同省即为同乡；另一个为高管间距离（Dis-tance），用高管出生或成长所在地间的距离表示。而高管出生或成长地需要精确到地级市，通过两种方法①来确定：第一种最为精确，使用从公开资料收集到的高管出生或成长地信息；第二种精度略弱，由于有些高管出生或成长地信息无法获得，使用该高管专科以下的就读地点进行替代，因为高管该阶段就读地点一般接近家乡所在地。在确定了地点后，通过GoogleEarth②取得该地的经纬度信息，即可计算董事长与总经理间的地理距离。

五、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根据表2的描述性统计来看，用第一种地缘确定方法获得4673个样本，用第二种方法获得6016个样本，两种方法下指标特征基本相近，表中列示了第二种地缘确定方法的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结果①。不难发现，大部分高管层是同乡关系（62%、57%），大部分企业与其董事长拥有相同地缘（73%），国有企业依然占有主导地位（72%）。总体上看，样本企业不存在明显的非效率投资。

（二）回归分析我们使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13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主要回归分析中对自变量进行滞后一期用来解决同期相关问题，考虑到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公司层面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控制。表3第1-2列验证了同乡关系与投资效率负相关（Investeff越小，投资效率越高），说明高管间同乡关系会降低投资效率；表3第3-4列也验证了高管间出生（或成长）地间距与投资效率负相关（Investeff越小，投资效率越高；Distance越小，地缘关系越深），表明距离缩短也对投资效率有负面作用，说明董事长与总经理间地缘关系越亲密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降低，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从控制变量来看，规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规模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负债率和资产收益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负债率和资产收益率越大则投资效率越低。基于产权性质不同考量地缘关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时，表4第1-2列验证了同乡关系与投资效率负相关，从交乘项符号说明国企影响更为显著，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4第3-4列从高管出生（或成长）地间距这一维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与上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相似，总体而言，结果支持假设2。区分国企隶属性质考察地缘关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时，表5的第1-2列验证了同乡关系与投资效率负相关，从交乘项符号说明央企较地方国企影响更为显著，均在10%水平上显著；表5的第3-4列从高管出生（或成长）地间距这一维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在1%和5%水平上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与上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相似，总体而言，结果支持假设3。同理，在对董事长与企业亲密度交互关系来考量地缘关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时，表6的第1-2列验证了同乡关系与投资效率负相关，从交乘项符号说明董事长不在同省的企业高管间地缘关系影响更为显著，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6的第3-4列从高管出生（或成长）地间距这一维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均在5%水平上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与上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相似，总体而言，结果支持假设4。

（三）稳健性检验1.民营企业样本测试我们通过优化实验环境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测试。众所周知，这两种产权性质的企业中高管选任制度有很大区别，民营企业的自主性更强一些，更支持我们的假设，因此在稳健性测试中首先剔除国有企业样本，以民营企业的数据测试假设的稳健性。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后，均值检验表现出更明显的地缘差异，与董事长具有亲密地缘关系的企业中高管间距离远小于和董事长出生或成长所在地非同省的企业，回归分析同样支持假设，证明我们的结论具有稳健性。2.主要变量重新衡量投资效率的衡量分为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法两种，由于中国的R&D数据严重缺失，资产负债表法得到的投资效率有所偏差，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显著性有所下降，但系数方向与预期一致。地缘关系中距离变量的衡量，将Distance由百公里改为对数化处理后，得到的回归结果仍然稳定。

六、结语

我们尝试从地缘关系视角探索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果，基于手工收集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13年地缘关系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国有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出生或成长地的平均距离普遍小于民营企业，并且地方国企较央企的高管间距离更近。第二，当企业所在地与董事长的出生或成长地在同省（紧密度）时，即该企业处于董事长的关系网络范围内，董事长更愿意聘用与自己地缘紧密的总经理，此时董事长与总经理间的平均距离明显小于企业所在地与董事长地缘不深的企业，并且样本中绝大多数企业位于其董事长出生或成长所在省，他们之间存在亲密的地缘关系，这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地理偏好，即董事长更愿意在家乡创业或者国资委在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时也倾向选择当地人做管理者。第三，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间地缘关系越深，该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国有企业中的这一关系较民营企业更明显；中央国有企业中二者的关系较地方国有企业更明显；董事长不在同省的企业高管间地缘关系对投资效率影响更明显。这或许是因为出生或成长地相近的人之间的一致性对创新能力的束缚可能会随企业向外扩展而越发明显，因而降低了投资效率。从“管理者权力”的角度看，这种高管间的亲密关系一旦结成统一战线，极易导致管理层权力过分膨胀而缺乏约束力量，问题加重，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被扭曲，为了个人利益诉求，管理层在决策时会降低对投资效率的关注。因此，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适时地调整高管选拔策略，避免陷入行为惯性中。囿于笔者水平和数据限制，我们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一些问题度量的主观性。由于高管个人资料有限，有些需要根据推断来确定，尤其是在确定出生或成长地时，高管资料的准确性依赖于公开数据的准确性，导致数据质量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样本选择偏差也有待于未来进一步检验完善。其次，我们对于高管层地缘的研究只局限于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实际上高管层的外延非常丰富，未来可以扩展研究边界，例如对更多职位的高管之间的地缘或者其他职位的成对关系，抑或对其他企业行为的影响等进行研究。

作者：俞俊利 金鑫 雷光勇 单位：南京大学 商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经贸管理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