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溢效应教育投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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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投资外溢效应

教育投资总收益包括两部分，一是私人收益，二为社会收益。美国教育经济学家麦克马洪（McMahon，2002）对不同地区教育总收益的研究结果表明，越是欠发达地区，教育总收益越高。以初等教育为例，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及OECD国家的教育总收益率分别为：54.8%、37%、34.2%、17.8%。[4]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基础教育总收益非常高，这不但反映了较高的货币化收益，而且反映了来自于改善健康、民主、稳定所带来的教育投资外溢效应。

1.教育投资的社会外溢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人们开始关注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内生增长理论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经济增长模型。它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发（R&D）、收益递增、劳动分工等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罗默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强调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和非竞争性。卢卡斯首次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既有内部效应，又有外溢效应。内部效应是指人力资本拥有者个人从人力资本中获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外溢效应是指技术水平或者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对生产中所有因素的效率都会产生作用。卢卡斯提出了教育市场产出的生产函数模型并通过此模型来估算教育投资外溢效应。他认为教育产出源自两部分：一部分来自物质资本和有效人力资本的贡献，即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另一部分来自人力资本的外部收益，即教育投资的外溢效应。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增加推动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导致经济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使经济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不断的资本深化。模型强调用于研发部门中刺激创新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通常是用平均受教育水平来度量，正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和存量的不断增加才促进了创新的发展。

这一相关性在OECD国家中极强，因为OECD国家引领了科技创新潮流，但是在其他130多个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要弱得多，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对科技创新实验失败的容忍。[6]在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大多数技术和知识传播得相当缓慢，人们较少有获取知识的机会，大多数人似乎远离了因特网、图书馆、印刷媒体、现代物质资本和高效的政府机构。[7]教育投资的社会外溢效应具体表现如表1所示。教育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表现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础，而人力资本又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教育外溢效应一般有5年、10年、甚至20年的滞后期，并将发挥长期动态的影响。托佩尔（Topel）利用卢卡斯新古典动态模型对国际教育市场化外溢效应进行的研究表明，非洲大约15.7%、拉丁美洲大约14.8%、亚洲14.2%、OECD国家为14.0%。[8]麦克马洪估算了作为纯公共产品的教育社会外溢效应，非洲平均为17%、巴西为6%、印尼5%、美国为4%。[9]赫克曼、克莱诺及托佩尔（Heckman&KlenowandTopel）的相关研究表明，教育市场化外溢效应占教育总收益的比重上限分别为：非洲68%、拉丁美洲64%、亚洲62%、OECD成员国为61%。

麦克马洪和阿比安（AppianandMcMahon）的相关研究表明，教育市场化外溢效应占教育总收益下限为：非洲45%、拉丁美洲41%、亚洲39%、OECD成员国37%。[11]丹尼森（EdwardDension）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美国1930~1960年的GDP增长率进行分析后发现，约2.93%的年均GDP增长率中，有23%来自于劳动力受教育后素质的提高。琼斯(GeraintJohnes)认为教育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教育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卡斯特罗（AmparoCastello）和多梅尼克（RafaelDomenech）研究发现，教育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并且这种阻碍作用要大于投资所具有的促进作用。教育对降低人口增长率的外溢效应。良好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人口增长率，而受过良好教育人群的低生育率在抑制人口增长的同时，提高了人口素质。显然，人口净增长的降低意味着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家庭贫困的减少。决定人口净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婴儿死亡率———依赖于女性的教育水平及其滞后效应；预期寿命———依赖于婴儿出生率、教育水平及其滞后效应；人均GDP。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便产生了“良好的健康水平”并产生人口净增长。接受更多的教育有助于维持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和低生育率。格罗斯曼和凯斯特拉的研究表明：在非洲，教育对降低人口增长的外溢效应较低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溢效应比较明显。较高的人口生育率主要集中在有相当比例的女性没有完成初等教育的极度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教育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导致人口出生率持续提升，如大多数撒哈那以南非洲国家。在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东亚、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数女性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了9年，对降低生育率的影响大于对改善公共健康水平对生育的影响，人口增长率正在降低。教育对民主和社会发展的外溢效应。教育民主化溢出效应所反映的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法律制度完善、党派作用与保护、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保护、军人独裁政治的减少以及其他相关项目的影响。民主和社会法律制度的发展需要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口作为基础，越是贫困和文盲充斥的国家，越容易滋生独裁专制的环境。高等教育和高人均收入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均收入提高使中产阶级人数日益增加，而它们对政治参与的渴望很高，这些在独裁专制的国家中是不可能出现的（Diamond,1992）。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人均收入低于600美元的国家基本上属于专制独裁国家，如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从相关实证研究看，在对于民主化程度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分析中，中等教育（以滞后15年的中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来衡量）、人均GDP增长（滞后5年）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巴罗（Barro,2001)和克莱格（Clagueetal.,1996)等的研究发现，当识字率纳入到民主化过程中时，T统计量非常高。阿皮亚和麦克马洪的跨国研究表明：人均教育投资的增加（人均增加13.8美元），滞后40年对民主化程度提高的比例高达36%。[15]迪伊（DEE,2003）的研究发现，若以报纸阅读的频次作为度量的标准，教育水平对于投票参与、言论自由的支持具有显著性影响。美国盖洛普机构（Gallup）的相关调查表明：在每一个收入群，愿意参与社会服务的接受过中学后教育的人和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的比例分别是22%和12%。霍奇金森和魏茨曼(Hodgkinson&Weitzman)的研究表明：在低收入阶层当中，大约有24.7%的大学毕业生能将他们的部分收入用来捐赠，而高中毕业生只有12.5%的比例。在高收入阶层中，19.1%的大学毕业生能用他们的部分收入进行捐赠，高中毕业生只有7.5%左右。[16]教育对增强慈善机构捐赠能力做出了贡献，而这些社会机构又是有效促进民主发展的物质基础。教育对自由人权发展的外溢效应。民主研究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认为，“自由”含义广泛，包括政府对其国民负责、法治、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及妇女权益等。联合国人权宣言则把人权定义为包括教育和健康在内的更广泛的含义。人权的决定因素与我们上述所讨论的民主化有相似的基本原理。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人权能显著地改善民主化程度，而军事开支与人权的发展存在显著的负相关（McMahon，2002a）。人权也被看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分享人权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教育的边际贡献对人权发展具有显著外溢效应。阿皮亚和麦克马洪的实证分析发现，非洲国家人权在过去的40年中增长了4%，人权状况的改善又促使教育投资以相当的比例增长。教育对政治稳定的外溢效应。民主化对政治稳定具有直接贡献，政治稳定又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1980年美国国际报告集团公布了“国际国家风险评估指南（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ICRG）”并提供了政治稳定性的衡量标准。ICRG评估法对3类风险指标———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及22个变量进行综合评估，其中就有教育指标。对政治稳定性的关注来自于政治科学，正如民主化、人权一样，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能够诱致更大的民主参与度、民主发展以及更大的政治稳定性。从国际经验看，OECD成员国整体上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普及化的教育水平和广泛的民主化程度，政治相对稳定；中等收入国家处在转型之中。军事开支和政治稳定性的关系在理论上令人置疑，短期内独裁专制和政治稳定性可以用大量的军事开支来维持，但长期内，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过度和高昂的军费开支也许会导致不稳定甚至诱发军事政变。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人均经济增长（滞后20年）、中等教育入学率（滞后20年）以及民主化程度和政治稳定具有显著正相关（p≤.05），而军事开支（滞后5年）与政治稳定性呈显著负相关。

虽然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是独裁政府，但政治非常稳定，这与其教育发达不无关系。阿皮亚和麦克马洪的模拟表明：初等和中等教育投资增加2个百分点，非洲政治稳定性平均提升3个百分点，非常贫穷的国家则提高7个百分点。教育对降低犯罪率及监控成本的外溢效应。犯罪和教育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威特（Witt，1997)研究发现，犯罪活动与教育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但缺乏监管的青少年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跨国实证研究发现，较高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与较低的杀人犯罪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如果控制收入增长变量，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有助于减低财产犯罪率。教育改善了同伴之间的关系，城市贫困和不公平性的减少降低了犯罪发生率。研究发现，人均中等教育增加13.8美元投资所致入学率提高使犯罪率降低9%，自杀率降低2%。然而，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财产犯罪率也有可能会提高（包括白领犯罪），这是教育的一个负外部性(滞后20年的财产犯罪率上升1.2%)，这种犯罪抵消了部分教育所带来的收益，但整体而言，教育降低犯罪率的正外部性要大得多。犯罪率降低的同时，政府可以降低监狱的修建成本、监禁成本以及安抚受害者的成本。

教育对降低贫困的外溢效应。大量的跨国数据研究表明，扩大中等教育投资与降低贫困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贫困具有显著正效应。在非洲，经济增长和扩大中等教育投资对降低贫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40年中非洲贫困大约降低了18%。但是教育可能导致的负外溢效应亦值得警惕。在中国，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成本收费政策，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贫困地区，居民分担相对较多的教育成本，这直接影响到家庭教育支出。在这种教育成本分担结构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弱势家庭与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相比，其教育投资更易受到信贷约束。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学历者就业率下降，劳动力市场上人才高消费现象严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家庭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后面临着就业困难和回报率降低，这使贫困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和投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没有降低贫困，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教育返贫现象是教育负外溢效应的突出表现。教育对降低社会不公正的外溢效应。劳动力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教育对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和教育投资增加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正现象减少，如巴西的人均收入伴随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人均收入和社会不平等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倒U形库茨涅滋结构（InvertedUoftheKuznetsCurve）。但如果控制教育资源本身的配置方式，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1977)和欧利希（Ehrlich,1975）的研究发现，教育不平等和相对收入贫困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反思教育的资源分配，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都先后扩大了基础教育的受众范围。这些举措不但带来了较快的人均GDP增长，而且大大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程度。麦克马洪的研究表明，增加2%的教育投资能降低社会不公平程度8个百分点。

塞尔维斯特（Sylwester,2002）的研究同样表明，更多教育投资和未来若干年社会不平等降低之间存在着稳健的正相关。然而，随着人口的流动，教育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流入地获益。大量流动的高素质劳动力为流入地创造出大量社会财富，也提供了庞大税收，从而为流入地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资源。劳动力的流入地区享受着输入地教育提供的社会收益，却并不需要为之提供资金等支持，显然这种负外溢性对欠发达地区来说是不公正的。教育的地理外溢效应。地理外溢效应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及大学毕业生国内和国际流动。国际上，人们从教育资源不足的贫穷农村地区向城市转移屡见不鲜，如巴基斯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卡拉奇，埃及大量移民流入开罗，阿根廷大量农民流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农民流入里约热内卢，美国密西西比流域的大批贫民流入芝加哥黑人区。这些现象部分地是技术转移的结果，也是人们渴望在城市追求更好经济和生活条件的结果。这些移民中一些人进入到了生产性部门就业，但有些人并不能如愿以偿。而城市的教育成本、福利体系等和农村地区不一样，这将在一个国家内导致教育的负外溢效应。国与国之间同样存在着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人才外流负外部效应。流出国的负教育外溢效应取决于接收国的移民政策，也依赖于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政策。如，在巴基斯坦、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的劳动力没有接受过基础教育，而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的机会也非常有限。这些外移毕业生所花费的教育成本没有得到补偿，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就是负的。中国劳动力由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和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使教育地理外溢效应明显，而溢出效应影响了流出地区政府教育投入积极性，使流出地区的教育面临着资源严重不足即地区教育贫困问题。教育经费的差距又导致经济发展新的差距，从而使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贫富差距加大，“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教育贫困会随着经济的非平衡增长而逐步扩大，教育贫困和经济贫困相互强化，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家庭有陷入低发展和贫困陷阱的危险。教育对知识创造、传播及教育本身的外溢效应。经济学家常常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这其实反映了新知识和通过教育的对外扩散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罗默、埃利亚松（Eliasson)及熊彼特（Schumpter）的研究均强调了教育对各种领域的创新贡献，教育对知识的获取、吸收和交流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主要技术领先国家大大地促进了创新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麦克马洪的研究表明，增加教育投资将会导致基础和中等教育入学率提升，基础教育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向中等和高等教育层次。教育投资促使教育层级之间有了一个良性互动，使教育不断地向更高水平发展。

2.教育投资的私人外溢效应教育除了长期的个人货币收益外，还是提高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显然，教育既具有货币化的私人内部收益，也具有非货币化外部效应———对个人未来及其家庭成员的影响。当个体不在劳动力市场而在家庭内部或社区生产中使用其人力资本的时候，就会产生教育投资的外溢效应。界定和解释教育的个人非货币化收益是很必要的，尤其要注意其与社会发展外部性重叠问题。教育投资的私人非货币化收益被认为是那些教育不但对自己而且对家庭有好处的收益。家庭享有私人收益是因为作为教育投资决策单元的家庭承担了学习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利用卢卡斯新古典经济学动态模型，麦克马洪估算出教育投资的私人外溢效应大概占到货币化收益的80%。从具体分布来看，教育在增加健康、寿命、儿童健康和降低婴儿死亡率及配偶健康方面的边际收益最大，占到了总外溢效应的40%左右。其次是教育对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外溢效应较大，大约有11.2%的贡献率。教育对降低生育率、缩减家庭规模及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占货币收益的百分比大约为6%。教育投资对减少人力资本退化的贡献率为5%，而对非市场化职位的满足、愉悦的生活环境和消费满意的贡献占货币收益的比例分别为4%、2%和1.3%。此外教育还具有在工作中享受高中和大学学校生活所带来的纯消费效果，大约占到了总货币化收益的9%。尽管家庭和学生看重健康、更长的寿命、更好的孩子教育、消费满意和生活环境舒适，但是他们在作教育选择的时候往往把这些非市场化效应想当然了。相关研究表明：有73%的大一学生认为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和得到更好的工作。只有27%的学生估计到了教育非货币化收益，即外溢效应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还表明：教育私人外溢效应存在被低估现象。包括下一代更好的教育、健康、终身学习等非货币化收益与预期收入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这些私人外溢效应能被更清楚地确定和理解，将大大激励家庭和个人的教育投资。

二、教育投资外溢效应内在化

教育投资是一个包括了政府、家庭和学生的共享事业，若将机会成本也包含在内，家庭教育投资基本占到了教育总投资的50%左右。研究教育投资外溢效应的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些教育成本应该如何在私人、雇主、政府部门及捐赠者之间进行分配以达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因为私人决策者们对教育投资外溢的认识不足，教育投资的市场失灵现象时有发生。同时，教育投资还存在政府失灵，即政府教育投资无效率及腐败现象。那么，应该如何在充分考量教育投资外溢效应的前提下，评判教育投资政策的优劣？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形成一个科学有效的教育投资外溢效应内在化机制，以使资源得以充分有效配置，促进教育长期可持续发展。

1.建立教育投资政策的科学评价机制首先，政府教育投资必须具有战略眼光，着眼未来，始终把教育投资总社会收益率作为效率标准。这是因为：第一，教育外溢效应总体趋于正向。教育投资外溢效应总体为正，这与教育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相关。国家举办教育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促进国家跨越式发展。教育事业对于受教育者个人以及整个国家来说是一项积极、意义重大、不可替代的事业。教育负外溢效应的出现大多与教育发展本身及国家教育政策相关，尽量解决教育本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教育政策，不断革新教育理念，合理调整教育发展结构和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提高教育公平等措施的落实都会有效遏止教育负外溢效应的产生。第二，教育外溢效应趋于多元。教育外溢效应在教育级别、类型、性质、区域等方面表现出差异，体现出多元化。在教育级别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外溢效应依次减弱。在教育类型上，基础学科的外溢效应大，应用学科的外溢效应相对较小。在教育区域上，农村地区教育要大于城市地区，欠发达地区要高于发达地区。基础教育之所以要义务化，是由基础教育的强外溢效应决定的。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就在于推动高等教育竞争创新，补充市场的不足。基础学科之所以要加大支持，也在于其巨大的外溢效应。第三，教育外溢效应趋于持久。教育的代际正外溢效应明显，教育对个人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教育存在于个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也是教育代际外溢效应的体现。为了缩小代际收入差距过大及代际收入固化，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公共教育政策，促进教育代际公平。其次，吸引多元投资主体，促进教育投资结构多元化。这是因为：第一，教育投资的社会外溢效应和私人外溢效应的存在，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教育投资并吸引更多的家庭、企业、捐赠者的教育投资。第二，教育投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单靠一方无法满足效率最优。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为：信息匮乏及不对称的普遍存在、人力资本投资中不完全资本市场和雇主培训项目缺乏导致私人部门培训能力疲软等。弥补市场失灵的主要途径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改善学生可获得信息的途径，减少不准确信息。这些市场失灵现象得以克服，私人和公共部门对教育投资将会大大增强。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有：政府腐败导致资源偏离培养社会精英的目标，教育投资不足，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教育投资应该以最大程度的理性和可能的低成本去实现高质量。第三，社会公平的考量。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公平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及两者逐步调和的过程。社会公正与教育投资组合密切相关，并且被认为是衡量教育投资形式独立、合理的方法。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对教育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间接影响。较高的教育总社会收益表明许多国家的教育投资比率需要提高。政府提高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能够潜在地吸引私人教育投资，同时通过适当收取学费提高大学入学率和社会公平感。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增加私人教育投资与增加公共教育投资的作用一致。

2.创新教育投资外溢效应的转化机制“庇古税”本质上是引入一种政府干预机制。它不仅是对负外溢效应经济行为进行征税或惩罚，而且包括对正外部效应经济行为进行补偿。我们已经清楚基础教育的外溢效应较大且其收益往往无法直接体现在当期的社会产出上，滞后期较长，同时收益中很大一部分无法用货币来直接衡量。无论对于个人发展还是社会整体进步，基础教育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基础教育在抑制社会犯罪、控制传染病的流行等社会非经济因素方面往往比高等教育有更为显著的效果。因此，基础教育单靠市场机制很难有效提供，需要有政府的直接介入，提供足够的公立学校，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在外溢效应转化机制上，国家应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减轻农村困难家庭经济负担，继续对农村家庭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不达标、义务教育乱收费等现象加强处罚力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继续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让所有学龄儿童都能上得起学和上好学。高等教育的正外溢效应相对较小，即高等教育公共产品的属性小于私人产品的属性。相关研究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总收益中，有75％以上被内化为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高等教育的外溢效应很不明显。在高等教育内部，研究生教育的外溢效应更弱，其私人物品属性更加明显，这一结论可为解决我国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外溢性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对于非义务教育产品，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市场本身也会提供一定数量的教育产品。然而为了使非义务教育产品供给达到最优水平，应尽量避免政府失灵现象发生，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间接地调节非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国家应坚决贯彻教育法规，规范教育投资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严惩各种权钱交易和各种搭便车行为，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利用立法、经济、行政等手段调控政府高等教育资源。

3.完善教育投资外溢效应的补偿机制首先，在稳定或适当提高学费的同时，健全国家资助体系建设。学生（家庭）是教育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教育产品的投资者，具有双重角色。消费者根据个人的边际收益及边际成本确定个人的均衡数量，这样造成了消费数量低于社会的有效消费量，为达到有效的社会需求量，应将消费者带给社会的总外部收益补贴给消费者个人，使得个人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理论上讲，政府的财政补贴等于总外部收益，从而使所有的外部收益内部化。对学生及家庭的补贴主要体现在奖学金、助学金等的发放方面。除了对学生及家庭的普惠性补贴外，对来自弱势家庭（城市及农村中的贫困家庭）的学生更应引起更多的关注。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奖)学金、助学贷款和绿色通道等政策，同时给特别贫困的家庭子女教育以特别补贴，切实减轻弱势家庭的教育负担，直至对贫困人口的子女实行真正的免费教育等措施，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改善其教育条件。其次，完善劳动力市场相关政策，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帮助其尽快回收家庭教育投资成本。国家应该对农村和城市弱势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就业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比如免费推荐，对贫困家庭子女自主创业给予特别扶持等，以提高其教育投资激励，防止教育返贫和促进社会公正。协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使受教育者提高对教育投资的未来预期。最后，建立健全对非义务教育产品供给者的补贴制度。政府通过对高等学校提供补贴，降低高等教育价格，使学生和家庭的消费预算线外移，提高其消费量，使之达到有效水平。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补贴，以平衡中西部地区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提高地方政府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弥补人力资本输出地的负外部效应。

作者：许长青单位：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