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对教育投资作用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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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状况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项目组2007－2009年对湖北的红安、孝昌和四川的阆中、富顺四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户调查。调查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遵循县内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在每个县内随机起点等距抽取3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随机起点等距抽取10个村，在每个村随机选择100户进行农户调查。这样共形成12000个左右的农户大样本。第二阶段，按照事先确定的大病标准从第一阶段调查获得的农户大样本中选择5％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共形成621户大病农户样本。调查主要收集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家庭成员的患病就医情况以及农户对医疗保障项目的认知和采用等方面信息。在621个大病农户中，6岁以上在校学生共有438人，分布在309个农户家庭中，其中，有1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196户，有2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99户，有3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12户，有4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2户。在这些学生中，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341人，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97人。在309户有子女上学的农户中，170户农户家庭发生了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发生率为55．0％，其中，11户农户借贷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子女上学，占样本户数的6．5％。从金额方面看，为子女上学而发生民间借贷的11户大病农户民间借贷金额为146355元，占170户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大病农户总金额1696931元的8．6％，户均13305元。调查地区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民间借贷用途中的8．6％用于子女上学，这与叶静怡、刘逸对云南彝良县的调查研究结果近似。

（二）概念界定

1．大病。

本文中的“大病”概念根据以下三个标准界定：一是农户当年（2006年）住院治疗费用劳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二是不符合第一条，但是农户当年门诊治疗的费用劳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三是不符合上述两条，但是当年因病误工累计超过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个判定条件中之一者，即定性为“大病”。

2．教育投资。

本文中所指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是指当年农户子女上学而发生的教育费用支出，包括学杂费用、在校生活费用、住宿费用、上学来往交通费用等。

二、民间借贷对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作用的计量分析

（一）变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本文以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作为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由于各农户家庭上学子女人数不同，所以被解释变量按家庭子女上学人数取平均值，即本研究以农户家庭教育投资的子女平均值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影响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邹小芄（2007）、刘祯（2008）通过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状况是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的主要因素。Lloyd和Blanc（1996）认为，除了家庭收入外，父母受教育程度也与子女教育投资有密切关系，且母亲通常比父亲花费更多的家庭预算在子女教育方面。ParishandWillis（1993）的研究指出，家庭人口规模、成员构成、家庭借贷约束、子女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家庭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等均对子女教育投资产生影响。

赵连阁、李旻（2008）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把家庭收入、母亲受教育程度、母亲非农就业状况、家庭在校学生人数、子女性别、家庭劳动力人数和人均土地面积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子女教育投入影响显著的因素有家庭收入水平、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子女性别等因素。借鉴中外文献研究成果和根据从农户调查中所获取的数据信息，本研究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的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民间借贷规模、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母亲教育程度、户主教育程度、学生性别、母亲是否非农就业、户主年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等10个因素。这10个解释变量与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之间的关系统计描述。贫困地区农户货币收入普遍偏低，义务教育学龄段47％的学生家庭年货币收入在10000元以下，货币收入最高的家庭，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支出也最高；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中，家庭货币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较多，占样本的35．05％，但人均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偏低。

从民间借贷规模来看，无论是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50％以上的学生家庭民间借贷都是2000元以下的小额借贷；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家庭民间借贷规模在11000元以上的学生所占比例将近20％。从家庭人口规模看，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家庭人口最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支出最低，家庭人口规模影响了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从家庭劳动力情况看，将近50％的学生家庭劳动力人数为3～4人。但家庭劳动力越多并不意味着学生教育投资越多。样本农户学生的母亲文化程度普遍偏低，55％以上学生的母亲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母亲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最高。义务教育学龄段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在户主文化程度方面差别较大，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户主文化程度偏低，55％学生的户主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户主文化程度最高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水平也最高；而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户主60％以上具有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但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最多，户主文化程度最高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反而最低。

从学生的性别状况看，无论是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男女学生比例严重失调，男学生的比例比女学生高约11个百分点，但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并不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调查地区6～24岁的农村人口共有7133人，其中男性人口有3991人，占55．95％，女性人口3142人，占44．05％。在校学生的性别失衡是由于调查地区农村人口性别比本身严重失调造成的，而非农户在子女教育上性别歧视的缘故。从母亲是否非农就业方面看，大部分学生的母亲以在家务农为主，非义务学龄段的学生母亲在家务农的比例更高（74．23％）；在义务教育学龄段，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相对较高，但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相对较低。

从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家庭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在75％以上，无论在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在50％～75％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水平最高。

从户主年龄看，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38％的学生的户主年龄在30～44岁，40％的学生户主年龄在45～54岁之间；而在义务教育年龄段，38％的学生的家庭户主年龄在30～44岁之间，但有30％的学生家庭户主年龄在55～64岁之间。年龄差显示，大部分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家庭户主为其父母亲，而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户主为其祖父母。他们成为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对于非义务学龄段的学生来说，户主年龄越小，教育投资水平越高。

（二）模型回归结果和分析

利用Stata12统计软件将438个学生样本数据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比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否因学生所处的学龄段的不同而异。

1．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分析

（1）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收入水平对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在义务教育学龄段，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变化成正比，而且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收入每增加5000元，子女教育投资将增加198．45元。但家庭收入水平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大病风险冲击下，农户家庭的收入主要先满足家庭成员看病的需要，子女教育投资需求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满足，所以，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水平与家庭收入额没有相关性。

（2）民间借贷规模。

民间借贷规模对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影响不显著，其子女教育投资支出不随民间借贷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间借贷规模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与民间借贷规模成正比，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规模每增加3000元，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将增加954．29元。模型结果表明，贫困地区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需要依靠向亲戚朋友借贷来完成学业。

（3）家庭人口规模。

无论子女是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对子女教育投资都具有较显著影响，而且系数符号都为负数，表明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水平会随着家庭人口增加而减少。但相比较而言，家庭人口规模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更显著。

（4）劳动力人数和母亲教育程度。

模型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母亲的教育程度这两个解释变量对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影响都不显著，没有统计学意义。

（5）户主教育程度。

大病农户子女无论是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其教育投资都在5％的统计水平上受到户主教育程度的影响。对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来说，其教育投资与户主教育程度成正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户主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其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会增加156．24元。但对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来说，其教育投资与户主教育程度成负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户主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其子女教育投资支出反而要减少1002．64元。这种现象在农村贫困地区出现，需要引起重视。随着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和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以往农户所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受到了现实挑战。在大病风险冲击下，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户主家庭决策会更加理性，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会以家庭成员的健康为优先考量，而宁愿放弃就业前途不确定的子女教育投资。

（6）学生性别。

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差异对子女教育投资支出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进入少子女时代以后，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歧视已经不明显了。

（7）母亲是否非农就业。

对于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的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对子女教育投资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与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家庭相比，母亲不从事非农就业的子女教育投资要少217．29元。但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对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8）非农收入比重和户主年龄。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比重和户主年龄这两个因素对于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

2．模型标准回归系数分析

在多元回归模型中，标准回归系数（Beta）用来判断和比较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作用的大小，标准回归系数（Beta）的绝对值越大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越大。从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义务教育学龄段的模型中，家庭收入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最大（0．2896），其次是户主教育程度变量（0．1412），而包括民间借贷规模在内的变量标准回归系数都非常小。这就是说，在义务教育学龄段，学生家庭的收入对其教育投资水平影响最大，而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很小。这表明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困难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依赖向亲戚朋友借钱的局面，缓解了贫困农户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的状况。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模型中，民间借贷规模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0．2524），其次是家庭人口规模（0．2234）和户主教育程度（0．2210）。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很小。也就是说，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作用和影响最大。这说明，贫困地区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要严重依赖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帮助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困难农户子女求学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利用回归模型对影响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10个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民间借贷对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影响十分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大病风险冲击下，为给患病成员看病而耗尽了自有经济资源以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上学要依赖向亲戚朋友借贷。针对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子女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农户遭遇大病风险冲击后要依赖民间借贷来支持子女上学的状况说明我国农村刚刚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对农户提供的医疗保障不力，医疗费用挤占了农户子女的教育费用。因此，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从提高补偿水平、改进补偿方式、异地住院补偿衔接等方面完善新农合的同时，建立大病医疗保险救助制度，科学界定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权问题；另一方面，增强农村社区医疗保健机构的服务功能，定期向农村人口提供体检、医疗、护理等服务，使农村人口能够“小病早治，大病早防”，切实保障农村人口的健康，减轻农户的医疗负担，使农户能够有较多的资金投向生产经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

第二，充实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保障水平较低，而且保障内容也不全面。除了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外，还应将教育补助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上学有困难的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农户子女给予学费减免或直接教育津贴。还要在农村养老、就业技能培训、家庭困难扶持等多方面，充实和完善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孔繁荣谭运进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