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投资论文2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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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一)调查基本情况说明

在调查研究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过程中，由于调查对象为农村家庭的父母，考虑到其文化程度不高，为保证调查的客观真实性，采取了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方式。2013年4月，为保证调查对象的代表性，我们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选取了江西省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南昌市、经济发展居中等水平的抚州市以及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吉安市三个地级市的农村地区进行了随机调查，调查对象为家有高三在读子女的农村家庭的父母，共发放调查问卷235份，回收224份，回收率为95.3%;有效问卷212份，有效率为94.6%。

(二)变量的选取及统计方法

选取“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意愿”作为衡量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因变量Y，投资意愿从“很不愿意”“不太愿意”“一般”“比较愿意”到“非常愿意”共划分为5级，统计时分别用1、2、3、4、5来标识。调查共选取了25个自变量作为影响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分别以X1，X2，…X25来编码。现将自变量的统计方法作如下说明:

第一，父母因素中，选取“X1父亲受教育程度”“X2母亲受教育程度”“X3母亲决策权”“X4父母利己程度”“X5家庭年收入”“X6是否依靠家庭自身力量解决大学学费”等6个变量来反映。X1和X2两个变量按文化程度由低到高分为5级;X3设为虚拟变量，即划分为“是”(=1)与“否”(=0);X4按利己程度由低到高分为5级;X5按收入值由低到高分为5级;X6设为虚拟变量，即分为“是”(=1)与“否”(=0)。

第二，子女因素选取“X7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X8就读高三的子女性别”“X9家庭子女总数量”三个变量来反映。X7具体包含“学习成绩好坏”“学习态度”“做事能力”“做事的精力集中情况”“兴趣爱好广泛度”“读大学的意愿”等6个子变量，分析时采用德尔菲法将各子因素的权重分别对应设置为:0.18、0.16、0.15、0.16、0.15、0.2(权重总和为1)，采用加权平均法得出“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的数值;X8设为虚拟变量，划分为“女”(=0)与“男”(=1)。X9的最小值为“1个”，最大值为“4个及以上”。

第三，家庭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选取“X10家庭所在地的地理位置”“X11家庭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X12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三个变量来反映。X10按经济发展状况由低到高分为5类;X12按态度由消极到积极分为5级。

第四，拟选择高校的因素通过“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X22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资助政策”三个变量来反映。“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变量具体则由“X13是否选择位于家庭所在地附近的省内城市的高校”“X14是否选择离家庭所在地较远的省内城市的高校”“X15是否选择位于中西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X16是否选择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等4个子变量反映，各变量以虚拟变量的形式编码为“1=会选择”“0=不会选择”;“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具体则以“X17是否选择就读重点本科院校”“X18是否选择就读普通本科院校”“X19是否选择就读独立学院或民办本科院校”“X20是否选择就读公办高职高专院校”“X21是否选择就读民办高职高专院校”5个子变量来体现，各变量都以虚拟变量形式编码为“1=支持子女上学”“0=让子女放弃读书”;X22则按照资助政策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选择的影响由小到大划分为5级。

第五，高等教育成本因素以“X23读大学的直接成本”和“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两个变量来反映。X23通过家庭所能接受的上大学的最高学杂费数量来考察;X24则通过子女选择务农或选择打工所获得的预期收入两个因素来体现，并分别赋以0.4和0.6的权重来计算获得“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变量的分值。

第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划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大类、共有“教育质量风险”“专业选择风险”“就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个性风险”“预期收益风险”7个二级指标。风险指标在问卷中均以“发生某风险后家庭会不会觉得让子女读大学是不划算的”来体现，划分为“肯定不会”“不太会”“有可能会”“比较会”“肯定会”5级，分别赋值1、2、3、4、至5，分别代表风险认知由低到高的水平。各种风险因素利用德尔菲法测出权重，然后利用加权平均法算出“X25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的总得分。

(三)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

“X4父母利己程度”“X5家庭年收入”“X7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X12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X16是否选择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X17是否选择就读重点本科院校”“X18是否选择就读普通本科院校”“X22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资助政策”“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X25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等10个自变量顺利进入了模型，它们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其它因素由于显著性水平未通过检验、共线性等原因无法进入模型。

1.父母因素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因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是0.021(P=0.757)、0.056(P=0.419)，且两因素在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中的显著性检验值均偏大，故未纳入回归模型。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所以对其决策并无显著影响。“母亲决策权”未进入模型可能是因为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母亲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特别在对孩子是否读大学这件事上，和父亲一样有决策的权力，因而其对决策的影响并不明显。“父母的利己程度”变量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为考察“家庭年收入”变量对“父母的利己程度”变量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两者相关性的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为－0.258，两者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仍可以认为，父母越是考虑自身利益，不让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越大。反映家庭学费支付能力的两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不一。“家庭年收入”对因变量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有能力供孩子读书，也越有可能投资高等教育;相反，家庭收入水平越低，越是希望孩子尽早参加工作，为家庭分担经济压力。“是否依靠家庭自身力量解决大学学费”变量则无法进入模型，这说明大学学费无论是否依靠家庭自身力量解决都不会对农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决策产生明显的影响。

2.子女因素

“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变量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变量回归系数为0.147，P=0.017。结果说明农村家庭的父母已注意考察孩子的学习情况、综合能力，并且日益尊重孩子读大学的意愿。“就读高三的子女性别”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法进入模型，但其与因变量有较高的相关性。但是，负相关的结果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说明农村家庭可能更愿意让女孩儿读大学，这或许是因为在农村，男孩放弃上大学可能会比女孩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家庭子女总数量”与因变量呈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071)，这说明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家庭可能基于经济压力而选择放弃高等教育投资。但是，由于其变量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257)，被剔除出模型。

3.家庭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

“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47，P=0.017，表明该变量对农村家庭让子女读大学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可见，农村家庭所处的相对封闭的人文环境和光耀门楣的传统社会观念对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显著。“家庭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家庭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两个变量均无法进入模型，说明当地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等客观条件不会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选取的调查地区均位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江西省，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并无显著差异。

4.拟选择高校的因素

如前文所述，“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和“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分别分为4个子变量和5个子变量，也就是重点考察高校所处的不同地区及高校所处的不同办学层次和类别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方面，除“是否选择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外，其它几个变量均无法进入模型，这说明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对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高校以及省内高校与家庭距离的远近与否则没有明显影响;“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方面，除“是否选择就读重点本科院校”和“是否选择就读普通本科院校”外，其它几个变量均无法进入模型，这说明重点本科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对农村家庭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其它较低层次的院校则对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无显著影响。“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资助政策”变量进入了模型，其回归系数是0.062，P=0.043，说明高校的学生资助政策由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村家庭经济压力，则会促使农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投资决策。

5.高等教育成本因素

“读大学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学杂费)变量未进入回归模型，而“读大学的间接成本”(机会成本)变量进入了模型，其回归系数为－0.209，P=0.001。这说明，“读大学的直接成本”对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不大，而“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则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意愿”有显著影响，且两者呈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对于读大学的学杂费敏感度下降，而更加理性地将读大学与直接就业进行收益对比，从而综合考虑高等教育投资是否更有利于子女的发展。6.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变量进入了模型，该变量的回归系数是－0.193，P=0.003，它与“高等教育投资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农村家庭已经具备一定的投资风险意识，这与上述“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对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相互印证。

二、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父母利己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农村家庭的父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有可能放弃让子女读大学。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村家庭开始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产生了质疑，因而有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不投资于高等教育。

第二，“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对农村家庭的父母让子女读大学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结合“高等教育教育投资风险”因素的回归结果，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村家庭已经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性，并且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促使很多家庭宁可让子女尽早外出工作也不读大学。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提升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增强高等学校的吸引力。

第三，“家庭年收入”变量的显著性说明家庭自身的经济条件仍然会对父母是否让子女上大学产生重大影响，结合“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资助政策”的回归结果，反映出国家对于大学生的资助政策仍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校助学贷款等资助政策。同时，国家也应采取措施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能力。

第四，“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会对农村家庭投资高等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的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在父母加强家庭教育的同时，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对农村家庭的子女特别是留守儿童提高教学水平、加强教育管理、做好人文关怀等工作，使他们保持积极健康的身心状态，提高综合素质。

第五，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步发生改变，子女的性别、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已不再是影响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

第六，“家庭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只有“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当地的教育和人文环境会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我们应当努力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环境，营造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氛围。

第七，“拟选择高校的因素”中的“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资助政策”变量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一定影响，而从“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和“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来看，由于院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或高校层次与类别的差异而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农村家庭对于高校的地理位置、高校层次与类型等客观条件并不十分敏感，只是对东部地区高校及重点和普通本科院校有一定的倾向性。

作者：乐志强卢曼萍周杨平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第二篇

一、弱势群体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相关概念的确定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

弱势群体是指由于多种原因致使其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困难或不利境地的人群，弱势群体亦被称为处境不利群体。弱势群体主要指贫困农民、进城民工、下岗职工及其他低收入人群。文章所研究的弱势群体主要是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可支配收入低微的群体，包括城市经济低收入人员，农村经济收入水平低人群，农村进城务工且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员等。

(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界定

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指个人及家庭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成本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从投资理论的角度讲，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投资者为了获取收益将资本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活动过程，由于内外环境造成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致使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所面临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意愿是基于投资收益及其风险大小的衡量。人类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根据“经济人假设”原理，人们扮演投资者的角色，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同时，尽可能规避或减少风险。对于可支配资源有限的弱势群体来说，对子女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是“倾其所有”、“把鸡蛋投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高成本、高风险投资。高等教育投资所具有的收益不确定性，投资收益间接性、周期长，人力资本流动性弱的特点在无形中增加了弱势群体子女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

二、国内关于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研究现状

根据国家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和国家教育经费收费制度的转变，作为教育体系最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属于投资行为的一种，其必然具有投资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定风险。国内很多学者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进行的相关的研究。如侯晶晶认为由于社会经济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和未知因素，高等教育投资不一定能给投资者带来预期的收益。因此，高等教育投资是存在风险的。贺永革认为个人教育投资风险主要有投资者更高的风险偏好、风险更难被规避转移、教育投资具有更加剧烈的影响三个特点。民族地区相对较为封闭，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与其他地区存在的差别使得其难以理解在自己原来生活条件下未曾接触过的知识难于在全国统一的起跑线上获得公平待遇，加大了投资风险。赵江涛，聂红梅认为通过慎重选择专业和高校、提高大学生就业率、保障高校教育质量、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助学体系来防范和规避家庭教育的投资风险。张振华，王寰安认为对教育投资的长期收益的预测难度很大，教育投资的收益是无法控制的，他提出人具有成长的不确定性，未来市场供求变化、产品或劳务需求、资本价格等也是无法预见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往往与人们的预期出现较大的距离。马晓强认为教育投资对于家长及学生主体存在风险主要是因为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或易变性和个人教育投资损失的可能性或损失的不确定性。闫杰，聂亮在大学生就业困难的背景下，投资高等教育的风险明显增大，家庭投资高等教育趋于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王明进对家庭教育投资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我国，女性的教育投资风险高于男性，以地域比较分析得，我国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教育投资风险高于其他地区，这也与经济发展程度不无关系。综上所述，学者们普遍认为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存在风险，而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决策也受到家庭对其风险的衡量。但在教育经济管理中，针对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研究较少，且缺乏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分析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弱势群体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没法理性对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的风险进行判断，致使盲目决策。本研究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子女高等教育投资风险进行分析，探讨其风险来源及应对策略，以促进弱势群体子女享受教育的均等机会。

三、弱势群体子女高等教育投资风险

(一)学业竞争风险增加

弱势群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效果，即顺利完成学业工作掌握技能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未来职业的选择、工作的性质、职业生涯的规划及收入状况。在进入大学前，弱势群体由于对高等院校、专业的信息获取能力有限及判决能力局限，往往在院校和专业的选择上缺乏前瞻性和市场意识，出现“随大流”现象，导致受教育者没法将专业选择与自我认知进行有效的匹配，出现专业不对口情况，受教育者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受挫，荒废学业;再者，“中国大学在培养失业大军———不适合立即就业的人”的言论又一次引发了国人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质疑，勾起了弱势群体“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大学扩招以来，学生人数、师资数量及院校规模较之以前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其并没有与教学质量同比增长。有些大专院校升级为本科大学后，其教学水平并没有达到本科的教学和科研水准，而是停留在专科水平。甚至还有些高等院校在大学教育价值认知上出现偏差。弱势群体子女受教育者在入学前对高等院校的师资实力、教学管理等信息了解不透，对高等院校之间教育质量，教学理念信息的不对称使其盲目地选择学校。大学专业和高等院校选择上的“随大流”和盲目性给弱势群体子女受教育者带来高等教育投资风险。

(二)就业竞争愈加激烈的风险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作为能够获取高收益投资回报的一种投资行为和方式的高等教育，它是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理论:作为家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获取高收益的这一基本假设是以受教育者能找到合适就业单位为前提的，否则教育投资就不一定是件合算之事，存在潜在风险。从教育与就业关系角度，教育与就业之间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使得子女即使读了大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从当前就业形势来看，高校扩招致使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剧增，社会就业竞争越发激烈，2013年堪称“最难就业年”。高校毕业生获取就业机会的几率就愈小，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用人单位没法确切了解在校毕业求职者的能力是否与单位需求相一致，其往往偏向选择弱势群体子女就读数量相对较低的重点院校。这恰恰又是由于在选择院校前，弱势群体获取高校及专业信息弱化致使其在院校及专业上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在人情味甚为浓厚的中国，在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丰厚对于毕业求职者获得一份待遇丰厚的理想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优势群体的家庭社会关系网及社会资本较之弱势群体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社会资本能使优势群体降低其就业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其更易于获得理想的工作。社会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显然不能在就业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没法改变原来的不利境地，反而增加就业的风险。就业风险的增加扩大了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

(三)弱势群体家庭财产相对集中和靠借贷进行子女高等教育投资增加了投资成本风险

成本是高等教育投资行为产生的基本条件。对于弱势群体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高等教育的间接成本又称为机会成本，主要包括因放弃劳动而取得的收入。由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工资待遇有差异，弱势群体因放弃劳动取得收入的机会成本难以科学量化，在此主要探讨直接成本对弱势群体造成的风险。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学费、住宿费、学习用品费、交通费，考试费、生活费及其他费用支出。随着国内物价的飞速上涨，高等教育学费递增，受教育者生活费等累计超出弱势群体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为了供其子女上大学，部分弱势群体家庭高举债务，屡降生活标准，甚至倾家荡产。尽管国家相关部门试图通过设立奖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措施来缓解弱势群体的经济压力，但奖、助学金的金额低，涉及范围小;助学贷款的手续繁杂，名额有限，没法满足广大高等院校弱势群体学生对贷款的需求;助学贷款的还款模式严厉。对于弱势群体家庭的信贷学生来说，毕业后短期难以找到待遇丰厚的理想工作，收入欠稳定，并且除了要解决个人的基本衣食住行问题，还需贴补家用，在其毕业之后一两年内还清贷款实属不容忽视的有型压力。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大学生毕业后无法在银行限定的时间内还清贷款而遭受起诉的实例屡见不鲜。高等教育投资的直接成本是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弱势群体家庭做出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四)家庭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不确定性风险

苏晓旺、董路认为，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高等教育投资预期的不确定性。其风险的大小取决于投资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对比，又受到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宏观经济形势、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等的影响。理论上，只有收益超出成本，投资预期收益有可能最终实现的基础上，投资主体才会做出投资决策，否则将会减少投资或者不投资。原本就处于不利境地的弱势群体家庭作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必然要经历一个对高等教育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过程。由于高等教育投资所具有投资周期长、收益间接性和滞后性、成本不可逆转等本质特性，其投资的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未来工作单位、工作性质的不确定性致使弱势群体子女未来收益存在风险。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式”走向“大众化”，高校连年扩招、每年高校毕业生批量式生产涌向市场，就业竞争剧烈，弱势群体子女受到教学质量风险影响会加剧其就业竞争劣势，其高等教育个人预期收益风险也因此而增加。相反地，现实中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及薪酬待遇逐年上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也构成弱势群体子女大学毕业生收益的机会成本增加。就算弱势群体子女毕业后能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就业竞争中脱颖而出顺利就业，但面对大部分弱势群体子女由于种种原因普遍成为工薪阶层，收入低微、衣食住行物价上涨、信贷债务、贴补家用、结婚、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造就其经济生存能力低，恶性循环演变为新一代弱势群体。从这个角度看来，弱势群体试图通过对其子女进行高等教育投资获取收益改变弱势的不利境地的做法反倒会增加其投资风险，造就“二代弱势群体”。

四、弱势群体子女高等教育投资风险防范与规避对策

投资的回报要通过风险的调整才能实现最大化。弱势群体子女高等教育投资不得不面对学业竞争越发激烈、就业竞争压力上升的风险;更无法回避高等教育投资所带来的债务成本风险，预期收益风险。为防止“二代弱势群体”、“弱势群体遗传体”现象的出现，社会、国家、学校、家庭和个人在规避和防范弱势群体子女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社会在促进弱势群体学生就业、信息流通等方面发挥其作用并帮助弱势群体规避或降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

社会在帮助弱势群体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弱势群体家庭子女要实现高等教育投资收益就必须依赖于社会，依赖于市场，如果弱势群体子女在接受过高等教育后没法实现充分就业，没法获得就业的竞争优势和优势岗位，其必将难以通过就业所取得的收益来弥补高等教育投资的直接成本，这将意味着弱势群体家庭高等教育投入付之东流，高等教育投资的失误，致使弱势群体因高等教育投资而积贫积弱。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扩大劳动就业范围，增加劳动力岗位就成为了有利于弱势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有效措施。首先，社会要积极拓宽就业渠道，通过开设和增加“绿色就业”通道，同时，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需求信息系统，必要时可通过构建专门针对弱势群体高校毕业子女就业的咨询平台为其实现理想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帮助弱势群体毕业子女缓解就业压力、弥补就业竞争劣势，提高弱势群体子女就业率来抵御高等教育投资带来的风险。其次，通过社会成功人士的激励和榜样作用的宣传，营造有利于激发弱势群体家庭学生积极创业的氛围，鼓励弱势群体学生积极创业，树立平等就业观念，鼓励多种方式就业。最后，基于用人单位与弱势群体学生之间存在用人需求信息与就业信息的不对称，使弱势群体大学生错失工作机会，造成弱势群体大学生就业的成功率大大减弱现象，企业建立并完善科学有效的招聘信息平台，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及时、有效地传播招聘信息，并在招聘过程中，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弱势群体学生，提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业率，创造机会使弱势群体学生增加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二)政府制定并实施政策引导弱势群体家庭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

教育机会的起始公平与学费的居高不下始终是困扰弱势群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两大基本因素。为了降低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投资风险达到教育机会的起始公平，我国政府相关部门要从以下几个方便进一步努力。首先，政府部门要以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为出发点制定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在充分考虑弱势群体家庭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确定适宜的学费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把学费上涨的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源头上帮助弱势群体规避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风险。其次，国家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要研制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的助学贷款政策和学费减免政策，根据贫困学生人口数量确定贷款名额并配以适当的机动名额，进一步扩大资助范围，并建立和完善助学贷款管理制度，加强对助学贷款信息的审核，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库，强化程序的公开、透明，简化助学贷款的流程以便弱势群体子女顺利入学，同时加强对助学贷款的还款管理和教育，必要时出台相应的还款政策法律法规。最后，国家和政府相关教育部门对高校招生情况进行有效合理的引导，建立并完善报考学生与高校信息沟通咨询平台，让报考弱势群体家庭学生对报考高校、专业及未来就业有详细真实的了解，避免弱势群体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盲目性，从过程上降低其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

(三)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信息公开减轻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投资风险

学校作为弱势群体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运营的重要场所，其在弱势群体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防范和规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各高校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外公开其办学宗旨、师资实力、各专业特色及其历年就业状况、相关的收费和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勤工俭学岗位等信息，特别开设“绿色通道”供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子女咨询，以便其在报考前能更及时、准确地了解更多关于高校及其专业相关的详细信息，根据具体的家庭状况做出更加理性的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其次，高校要改进办学模式，拓展专业口径，提升毕业生人力资本的适应性。高校要通过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构建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分析预测机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相关专业，强化优势专业，优化特色专业，实行“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培养模式”，增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把学生朝着“一专多能”、跨学科、多样性发展，降低弱势群体家庭因高校教学质量弱化带来的风险。再次，为应对就业信息不畅通给弱势群体学生造成的就业风险，各高校要建立和完善就业需求信息平台，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及时高效、准确地公布就业招聘信息，同时通过合作等形式引进优质单位进行专场招聘，降低弱势群体学生就业成本和风险。

(四)弱势群体家庭及个人谨慎应对高等教育风险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因决定外因，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弱势群体家庭及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投资决策者，在决策之前需要加强对环境及形势的把握能力，力求做出与家庭实际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投资决策，在选择院校及专业时，要根据个人兴趣、家庭经济支付能力、社会需求等综合考虑避免高等教育投资盲目性带来的风险。其次，在求学过程中，弱势群体学生要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努力学习专业技能和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有意识地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己应对市场竞争、预见及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在不影响学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勤工俭学解决个人的生活费，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的同时，锻炼自我适应的能力，用自身实际行动应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最后，从自身角度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弱势群体学生需要在就业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性。在求职过程中调整心态，摆正姿态，树立平等就业观、自主择业观和“先就业再择业”、“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观。

作者：张燕妮张国磊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