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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筛选假设理论”
研究与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追随者从“人力资本理论”阵营分离出来,创立了“筛选假设理论”。1973年,迈克尔·史潘斯(M.Spence)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论文,系统阐述“筛选假设理论”,成为该理论标志性成果。197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明瑟(J.Mineer)出版《学校教育、经验和收入》一书,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书“,筛选假设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属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教育、婚姻、经历等。后天属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号”。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同,同样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这就是说,能力低的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为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支付过多的费用,从而得不偿失。该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与工资收入关系极为密切,教育水平反映求职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训所需成本较高,生产率也较高,雇主应支付他们较高的工资。教育主要的经济价值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该理论认为,较高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是雇员们固有的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个人的能力,但没有提高个人的能力,强调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称作“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价值是:1.教育文凭作为筛选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来就业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人们普遍希望获得较高文凭,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将为追求高学历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推动了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导致了企业不断提高雇佣标准,造成人力资源的“炫耀性消费”。受社会发展制约,高水平教育与高失业率往往并生,出现“教育膨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应当适度。3.就职后的在职培训,能提高雇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种培训应克服“集团培训”,针对雇员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多样化培训。应当大力实施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以考查人的真才实学。主张无论上过什么学,都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国家要承认其“学历”,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4.教育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水平也应当越高。“筛选假设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创立就在许多国家获得传播。社会在人力资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凭为信号的能力;雇主对雇员工资的确定,除依据其教育水平,还要依据其实际生产率并不断调整,使工资与生产率相吻合。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点,适度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倾斜。
二、西方“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研究与贡献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平等;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不稳定,工资低,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一些国家政府对高层次教育过度的财政支持,助长了高等教育过度。政府应缩小高等教育投资份额,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比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却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或关系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有满意职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教养,具备根据一般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管理原则进行运用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认知能力,通晓特定技术、专业知识、公司资本价值、利润和运营情况。这些职位占有者的行动,将影响公司全局的生产率和利润,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能获得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晋升机会。由次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条件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虽然有些妇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当劳动后备军,成为廉价劳动力。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着接受教育,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只能获得较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多林格、皮奥里等)认为,雇主往往根据雇员的种族、性别、举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试成绩等特征,做出就业分配和安置,从而将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雇员的工作有规律,要准时、守纪律、周转率低;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容忍雇员迟到、缺席和周转率高,很多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短期和临时的。许多工人被挡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是必然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卡诺·爱得华兹·戈登、罗思等)认为,在资本主义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过程中,大企业制度形成了工人同类化趋势,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长期牢固控制,有意识地把劳动力场分化,把劳动力分割成白领和蓝领,白领加入到公司管理队伍,以优惠方式提升,蓝领工人由于不具备某些资格,不能进入白领队伍,成为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具有的价值是: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图把穷人从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劳动力主要市场,改善他们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受当时经济制度制约,为穷人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适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训改变就业与收入。
三、国外教育投资理论研究贡献小结
概括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积极调整各级教育投资结构,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有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投资结构,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希望改善社会就业和分配。上述政策对缓解过度教育压力,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的影响,使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国教育投资行为,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筛选假设理论”主张将教育文凭作为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使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张加强在职培训,加大了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各国政府加大在职教育与培训,重视次要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起到了指导作用。上述理论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政策改革的实践看,仍显示了重要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国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政府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拨款的比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分析、个案分析和国际比较,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和由谁来承担教育投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多项研究证实,人们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与具有较高的收入相关联。学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过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的经济实体中,国家政策应重视发展教育,以鼓励人员参与的机会均等,以刺激企业的革新创造。研究指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证实了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在培养劳动力适应激烈竞争、变化多端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证实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关键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历代以来,受教育程度总是决定代际社会与职业流动的重要机制。提出,应寻求新的经费来源、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改进教育投资决策。著名美籍教育经济学者曾满超(M.C.Tsang1998)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文献证实: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质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学术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认为,应鼓励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对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标的研究,应当周期化进行,以用于监控和诊断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促进教育适时地发展。
四、西方教育投资理论对职业教育投资影响
20世纪50~70年代,战后经济迅速恢复,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适时、快速、空前规模的发展,不仅为战后西方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懂技术、有专长的中、高等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实的人力资源保障,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5%提高到13.5%,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提高到13.5%,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大学、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沟通的体系,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包含本科,乃至硕士、博士水平层次。当然,专科仍为主要层次。
作者:牛征张彤单位: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