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论文2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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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现状

1.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特殊性。2004年5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的第十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明确了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采取缴费确定型(definedcontribution,DC)模式。在这种模式的运行中，职工的退休收入取决于退休前的缴费额和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因此，在缴费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企业年金基金是根据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企业和职工按照企业年金计划规定的缴费，即企业年金基金本金；二是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而形成的收益。企业年金基金实质上是商业基金的一种，与证券投资基金相类似，但是由于年金基金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这一特点，其投资原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根据其特性加强投资管理。企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在预测未来时期企业年金需求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可以保证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收支平衡的总平均缴费率，并将基金积累需求分摊到计划参与职工的整个工作期，使在职职工把一部分劳动收入积累起来，并在职工退休后，用基金积累兑现当初的企业年金承诺。因此，计划参与职工在工作期间的缴费积累就会形成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储备基金。但在企业年金基金的累积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上各种风险的存在，必须要求企业年金基金进行投资运营，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让企业职工“老有所养”。

2.我国企业年金基金规模及投资管理现状。随着企业年金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社保机构、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机构逐渐参与到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中来。2004年出台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以及2011年修订出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为规范我国企业年金的运营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特别是明确了企业年金基金可以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营。目前，我国使用的企业年金投资工具主要包括银行存款、债券、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2011年公布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47条规定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债券回购、万能保险产品、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以及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可转换债(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金融产品。从年金基金的规模来看，自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十分迅速。博时基金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底，中国只有16000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560万人参加，但企业年金基金规模已经积累了191亿美元。至2009年底，我国已有超过33,500家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与人数达到1179万人，基金规模为2533.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226.18%，年均增长率33.27%，远远高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8月30日,企业年金基金法人受托机构管理的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为72171个,参加职工2210.46万人,积累基金7092.39亿元，投资管理机构实际投资运作的企业年金基金金额为6855.99亿元，投资组合数为2689个。2014年三季度以来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累计收益额为368.24亿元,加权平均收益率为2.46%，累计收益率为6.01%。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年金基金规模增长迅速，其投资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健全。

二、我国现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企业年金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虽然企业年金在我国开始运作已有十余年，但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却仍未完善。例如，我国法律法规中缺乏对自我投资的限制。目前我国企业年金运作模式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即企业自行管理、社保机构经办和保险公司经办，在这三部分中都会涉及到自我投资的问题，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除了规定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以及各种投资工具在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最大比例外，并未限制企业年金的自我投资，即并没有对养老金投资于购买基金缴费人(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进行限制。而对企业年金的自我投资不加约束，一旦该企业经营发生危机，将可能严重危及企业年金资产的安全性。

2.企业年金投资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中规定，在年金基金的投资过程中必须有由受托的投资管理机构提供的，作为风险补偿的风险准备金。但是风险准备金毕竟有限，从国际经验来看，我们还可以考虑由企业年金理事会或受托人在企业年金年度投资实现收益高于最低投资回报率时，从高出的部分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盈余准备金。当风险发生，企业年金实际回报率低于最低投资回报率时，可以先用盈余准备金进行弥补，再用风险准备金弥补。

3.企业年金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涉及到财政、税务、劳动社会保障以及专业监管部门等多个监管部门，虽然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些监管法规，但规定比较分散，不够统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管部门，企业年金协同监管协调的机制还不健全，这就使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安全性得不到充分保障。同时，现阶段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风险分散主要是靠政策明确投资比例限制来完成的,这就使得风险分散机制缺乏灵活性，一旦出现政策性风险，风险分散机制必将难以迅速适应，导致投资风险的增加。

4.资本市场发展水平有限，投资工具可选范围狭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市场机制不完善等种种原因，我国资本市场存量远远小于世界水平，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育均落后于发达国家，公司债和资产证券化债券甚至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资本市场上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品种不多，缺乏有效的避险工具。发达的资本市场是企业年金保值增值的重要保证。根据现行制度的规定，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营运选择具有较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投资范围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短期债券回购、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等，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金融监管水平不高，证券监管部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等各种原因，使得本来已经受限的投资渠道变得更为狭窄。

三、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方式改进探讨

1.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对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进行规范。目前，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专门规范企业年金的法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市场的发展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不同的投资主体探索着不同的模式，市场存在无序状态。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政策和规定，从立法角度对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进行规范，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对基金管理机构的资质条件、基金投资方向、比例限制以及基金投资监管等方面做出更为详细、严格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险的关系及其保障范围，确立企业年金的组织体系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其次，在完善律法的基础上，还应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缺失与年金基金收益率低下是很多企业积极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巨大阻力，税惠政策的实施已经是刻不容缓。从国外实践来看，EET税制模式最为符合我国企业年金现状。第一，在企业年金缴纳时给予税收减免；第二，对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给予税收减免或延迟征税；第三，在受益人领取资金时征税，以规避税收漏洞问题的出现。目前这方面已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13年底实施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为企业年金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建立完整的企业年金投资风险补偿机制。我国在《企业年金管理管理办法》中提出了企业年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的概念，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受托的投资管理机构提供的风险补偿，但在欧美等国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会被要求建立投资储备和盈余储备两种储备金，以防止重大风险的突然发生。因此，借鉴国外经验，我们可以建立同时包括盈余准备金和风险准备金的风险补偿机制。风险准备金由相当于基金管理资产1%的自有资本构成，盈余储备金则由基金一年的实际投资收益率超过所有的年金基金平均收益率的1.5或2个百分点以上的差额部分构成，是年金基金的资产，不属于基金管理公司。而当基金的年实际投资收益率低于所有的年金基金平均收益率的0.5到2个百分点以下时，基金管理公司首先要用盈余准备金弥补差额，如果不足，再用公司的风险准备金弥补；如果仍然不足，则公司要被强制进行破产清算，由政府来弥补基金收益率的剩余差额，个人账户余额被转移到其他基金管理公司。

3.加强投资管理人的监管，健全企业年金风险管理机制。

3.1事前预防，加强投资管理风险控制流程。第一，由投资管理人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如基金管理公司一般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在总体上对投资策略进行把握；第二，投资组合经理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根据研究部门提供的研究成果以及其自身对市场的分析判断，进行投资。投资组合原则上应由备选库选定的投资工具构建，超过此范围的也应由报请批准。

3.2事中监控，贯穿投资管理全过程。第一，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机构的内部监察部门应实时、全面地对投资部门的投资业务进行监控，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并出具书面反馈报告；第二，为防止操作风险，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内部应对一些投资品种做出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第三，借助一系列投资分析及风险控制软件，对投资风险做出定量化分析，做到对风险的提前规避。

3.3事后反馈，总结此前风险控制工作。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机构应建立并严格执行监控报告制度，由内部监察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及时跟踪投资的进展情况和结果，并编制监控报告，这一环节不仅保证了投资管理风险控制流程的完整性，而且也可作为对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公司进行评估和作为业绩考核的依据。

4.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的投资组合。

4.1逐步增加权益类产品的投资比例。从国外企业年金投资经验来看，股票及基金投资是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率的重要途径。适当提高权益类产品在企业年金投资中的比例可以增强企业年金投资的盈利性。我国经济正在稳定快速发展，我国股市也在向理性，成熟的方向迈进，因此，可以逐步加大股票及基金等权益类产品的投资，使企业年金基金充分获取投资成熟市场带来的收益。

4.2投资不动产、国家基础设施等产业经济。以我国目前经济形势来看，产业经济方兴未艾。一般来说，当经济周期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通货膨胀时，债券、存款方等投资会有贬值的风险，但产业投资会出现上涨空间。因此，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机构可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的前提下，投资技术含量高、产业回报率较好、继续发展和有市场潜力的产业，追逐其中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效益好、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项目，以提高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收益率。

4.3适当进行海外投资。现在是经济金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企业年金进行跨国投资是十分可行的。由于全球资本市场并不同方向发展，各国产业发展周期也不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暂时减缓可能在其它国家反应出来的相反的效应。因此将企业年金进行国外投资可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同时，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才刚刚起步，政府监管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的上下限做出严格规定。

作者：席悦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二篇

一、年金投资组合优化模型演变脉络

现实中大部分企业年金基金都是采取混合资产构造组合策略，前文的纯理论模型没有能解释混合资产投资策略，瑞德克(RadcLiffe，1987)、凯瑞(Kehrer，1991)和格瑞德和詹金斯(GuerardandJenkins，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年金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必须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多元化投资以分散风险，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组合优化模型研究是指在一定的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下，运用最优化技术，寻求最优组合策略，以达到分散风险、确保收益的目的。自莫顿(Merton，1969;1971)用随机动态规划技术研究了最优投资消费问题之后，这一方法近几十年来一直被应用到相关研究领域，养老基金投资领域的优化模型构建同样沿袭了这一思路。在这一类研究中，多以效用最大化为投资目标，利用随机优化方法得到最优策略，如:汤姆森(Thomson，1998)在期望效用最大的目标函数下，以动态规划的方法得到了养老基金多期模型的最优投资策略;巴塔西欧(Battachio，2002)在一个完备的金融市场环境下，用随机模型刻画了利率和收入的变动特征，而后以员工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研究了企业年金基金在各资产间的资产配置问题，得到了基金在无风险资产、债券和股票间的最优配置策略，发现最优资产配置策略具有生命周期基金的投资特征;高建伟(Gao，2008)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完备的具有随机利率的金融市场中运用随机最优控制的方法，研究了终端财富对数效用最大的养老基金最优投资策略，得到了最优投资策略的最优解并用随机模拟的方法考察了最优投资策略的动态特征。上述研究大都是基于经典的GBM模型(即风险资产价格用几何布朗运动刻画)的研究，肖建武，翟红，秦成林(Xiao，Zhai，Qin，2007)将其拓展到CEV模型下进行研究，CEV模型由考克斯和罗斯(CoxandRoss，1976)提出，作为GBM模型的拓展，弥补了GBM模型中风险资产价格波动率的非时变刻画，可以解释波动微笑特征，鉴于此，肖建武等在用CEV模型刻画风险资产价格的金融市场中，在对数效用函数模型下，运用勒让德变换和对偶定理得到了DC型年金基金最优投资策略的显式解，但这一研究没有得到其他效用函数下的最优解;高建伟(Gao，2009)延续了这一研究，在CEV模型刻画风险资产价格的金融市场，利用让德变换和对偶定理，分别在幂函数和指数函数两种效用函数下，得到了DC型年金基金最优投资策略的显式解;没有止步于此，高建伟(Gao，2010)在扩展的CEV模型下，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E-CEV模型刻画风险资产价格的金融市场中，利用让德变换和对偶定理得到了DC型年金基金最优投资策略的显式解，此模型中的效用函数分别为CRRA和CARA效用函数。国内运用效用最大化模型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且多基于对国外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借鉴，在为数不多的成果中，比较突出的有:郭磊和陈方正(2008)两资产的连续金融市场中，构建了CRRA效用函数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模型，在风险规避系数偏好系数为常数的假设下，利用随机优化技术得到了企业年金在积累期、发放期的最优投资策略，发现企业年金基金在积累期的投资策略相对积极，但配置在高风险资产上的最优比重具有随时间推移而降低的特征，企业年金基金在发放期的投资策略相对保守，但配置在高风险资产上的最优比重具有随时间推移而增加的特征。朱茂然等(2010)在两资产的连续金融市场中，构建了指数效用函数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模型，求出了企业年金基金积累期和发放期的最优投资策略，发现投资在高风险资产上的最优比重主要取决于基金积累速度与连续时间无风险利率的比较:若基金积累的速度超过连续时间无风险利率，投资高风险资产上的比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若基金积累的速度低于连续时间无风险利率，投资高风险资产上的比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当二者速度相当时，投资高风险资产上的比重则保持稳定，缴费投入与消费支出对投资在风险资产比重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都是基于效用最大化模型的研究，该模型最大的不足在于不同的效用函数可能得到的结果不同，而效用函数该如何选择目前尚无定论，这使得研究结论存在不可避免的随意性。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实中的许多决策是以达到预定目标为抉择标准，而不是以效用最大化为抉择标准，基于此种考虑，巴德利和考兹(BordleyandCalzi，2000)提出了一个有别于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决策方法，该方法是一种基于目标(target-based)的决策分析方法。由于养老基金的投资决策目标更注重是否可以达到一个合理的养老金水平，而不仅仅是追求终端财富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构建合理目标的基础上，以实现目标作为决策的依据更加符合实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魏格纳和哈伯曼(VignaandHaberman，2001)将这一决策思路应用于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选择问题中，通过基于目标的成本函数(costfunction)(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提出)首次构建了成本函数模型，将实际基金水平与目标基金水平的期望差定义为成本函数，并以成本函数最小化为决策目标，通过动态规划技术得到了企业年金基金在股票、债券两资产间的最优资产配置策略。2002年，哈伯曼和魏格纳(HabermanandVigna，2002)做了进一步研究，对原有的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目标偏好”引入模型，这样的模型将上侧偏差和下测偏差分别对待，如此考虑更接近现实中的投资者对待上侧偏差和下侧偏差的态度，该研究得到了考虑目标偏好的目标决策模型，得到了年金基金在股票、债券两相关资产间最优配置策略。以韦格纳和哈伯曼(VignaandHaberman，2001)为代表的研究中，目标基金水平仅由缴费积累与积累阶段平均收益率的乘积确定，没有考虑基金积累是否能保证退休者领取的年金达到预定的替代率水平，鉴于替代率是衡量年金基金投资经营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因此与目标替代率挂钩的目标基金水平尚待确立，国内学者翟永会、王晓芳、闫海峰(2010)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成本函数最小化模型，构建了与替代率挂钩的目标基金(使得期末基金积累额能够达到预定替代率的目标基金)，弥补了现有成本函数最小化模型的不足，利用随机动态规划方法求得了企业年金积累期在货币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间的最优动态资产配置策略，并对最优投资策略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探讨了最优资产配置策略的变动趋势及最优策略对模型中可控制参数的敏感性，考察了不同群体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最优配置策略的差异。效用最大化模型和成本函数最小化模型之外，用于企业年金投资优化模型的还有第三类模型，即收益－风险模型。该类模型基本思路沿袭马克维兹(Markowitz，1952)提出均值－方差投资组合选择模型，此类模型可划分为:①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研究。例如，迪伦哥等(Delongetal．，2008)和富姆博里等(Fombellidaetal．，2008)运用均值－方差模型研究了DB型年金基金的投资决策问题，魏格纳(Vigna，2012)运用均值－方差模型研究了DC型年金基金的投资决策问题，运用此类模型对年金基金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文献还有科伦坡等(Co-lomboetal．，2005)、黄等(Huangetal．，2005)、周等(Chiuetal．，2006)、里卡多等(Ricardoetal．，2008)，但以上研究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姚海洋等(HaixiangYaoetal．，2014)拓展了上述研究，在考虑通货膨胀风险的因素下，运用均值－方差模型研究了DC型年金的投资决策问题。②基于均值－CVaR(或VaR)模型的研究。VaR、CVaR等下滑风险测度提出之后，弥补了方差作为风险度量工具把收益的正、负偏差都视为风险的不足，下滑风险测度把资产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部分看作风险，如此刻画更接近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基于此，林源(2003)、王建俊(2007)VaR风险控制下的养老基金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得到风险控制下的养老基金最优投资组合策略;庄新田等(2009)、郭辰等(2013)用CVaR度量风险，构建了企业年金基金均值－CVaR投资决策模型，并得到了优化模型下的资产配置策略。

二、年金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实证研究探寻

理论模型得到的投资策略是否可以更好的指导实践?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策略进行实证分析，此类研究，主要依据市场中实际数据对实践中的各种投资策略进行评判，通过分析投资策略在不同环境下的投资绩效，给出指导意见以供现实决策时参考。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对企业年金的投资策略进行实证探索。首先是对生活方式(lifestyle)投资策略的实证考察。生活方式投资策略是美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中常用的策略方式，该策略在企业年金基金积累的早期主要将资金投资于股票等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而在积累期的后期(通常是员工退休前的5至10年)会将资金投资向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转移，以下文献考察了这种策略是否合理，但观点不一:以埃克斯利(Exley，2000)和诺克斯(Knox，2003)为代表的研究认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到人们对风险规避的态度与年龄呈正相关的结论，布斯(Booth，2012)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退休前将基金资金配置转向银行存款或是债券类资产，都不能证明可以有效的对风险进行规避，是否可以有效降低风险也尚无定论，只有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包括海外资产的投资)的才是有效规避风险的手段;以大卫、安德鲁和凯文(David，AndrewandKevin，2001)为代表的研究认为对DC型企业年金基金而言生活方式资产配置策略是最合适的，艾斯(Arts，2008)支持了这一观点，通过模拟分析，认为生活方式策略在实现目标收益方面有明显优势，凯恩斯(Cains，2013)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该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投资策略配置方式，将投资风险、利率风险及员工的收入风险加以综合考虑，被称为随机生活方式投资策略，经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机生活方式投资策略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总体福利水平。

其次是对海外资产是否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投资工具进行考察，此问题的实证研究目前也尚无定论。如:布雷克(Blake，2002)依据英国的实际数据考察了养老基金对海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的绩效，研究结果发现投资收益既低于本国市场平均收益又低于被投国的收益，这表明海外投资并没有有效的分散风险;瑞森(Rwisen，1997)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他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由于尚不成熟，风险波动较大，因此应该放松海外投资的限制，允许养老基金投资海外资产以分散风险，大卫(Davis，2012)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通过对OECD国家的养老基金的国际投资进行考察，发现海外投资确实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并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最后是对企业年金持股(即持有发起公司的股票)投资方式的实证考究，但所得结论也莫衷一是。如:莫布瑞克(Meulbroek，2002)通过对企业年金持股的成本进行考察，发现企业年金持股计划的投资绩效并不好于多元化投资，这种投资策略并不能为员工带来额外的收益，且还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即使对高科技公司和蓝筹股公司也是如此;乔伊(Choi，2002)通过对企业股票的历史收益与企业年金持股决策进行考察，发现公司的历史收益高的企业持股存在的可能就高，反之则相反，可见公司的历史收益是员工投资决策重要依据;麦秋(Mitchell，2012)对企业年金持股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并依据战后美国的历史数据对企业年金持股的投资绩效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历史收益并不能作为公司是否选择企业年金持股计划的决策依据，因为企业年金持股一般而言风险较高，还是应该施行多元化投资以分散风险。

三、结语

通过对企业年金基金理论模型的回溯、优化模型的梳理及实证研究的探寻，我们发现在亟待提高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确保年金基金保值增值以纾解养老金危机的当今，国内对此问题进行探索的文献仍不多见，因此亟需结合中国实践、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模型、方法及经验的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拓展:一是探讨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中的风险预算与风险防范问题。风险预算方法其实是根据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特征，以及不同投资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不同的投资对象间对风险进行合理配置的方法，近年来国外机构投资者已经将该方法广泛应用于投资运作中，因此将风险预算方法引入至年金投资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应用前景;二是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中对风险防范和约束，这可以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风险衡量指标来实现，比如运用VaR、CVaR等下滑风险测度来衡量组合潜在的风险和可能遭受的损失，并通过事前阶段的调整控制可能发生损失的风险，同时，考虑到年金基金中大量债券类资产的存在，面临着巨大的利率风险，因此需要加强对久期等风险指标的管理，以降低利率波动的影响;三是加强将金融衍生工具引入年金基金投资问题的理论研究，金融衍生工具是投资时规避风险的重要工具，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衍生品会进一步得到开发和应用，这也将为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开辟新的领域，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四是对年金投资范围和投资工具作进一步探讨，当前，宏观层面上的统计数据及发达国家企业年金投资的实践经验表明，当前国际对年金的投资有逐步放松对海外投资的限制、投资监管模式向审慎人模式过渡、投资结构更加多元化、投资限制放松渐进、可控化的趋势，中国当前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完善、各种金融产品也不够丰富发达、年金的投资品种尚少，仍集中投资于股票类、债券类和货币市场工具类三大资产，考虑到一个有效的市场组合应该包括更多的投资品种，故应该拓展年金基金的投资渠道和范围，可以考虑在房地产、权证、抵押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等资产间进行配置，另外，海外市场投资也可以作为资产分散化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对年金基金投资工具的选择研究十分必要，而在多资产选择优化模型下的理论研究也可以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作者：翟永会胡伊琳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数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