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投资减值与资产质量试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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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实证检验与分析；结论与启示，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单项长期资产（长期投资）上的减值会计行为，通过对2001-2005五年总共2324个长期投资减值观测值进行分年和混合截面线性回归，本文发现，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计提一定程度上确实考虑了以资产获利能力表征的质量因素、减值受资产质量因素影响的证据，同时，也验证了减值受盈余管理因素影响的主流文献结论，相对而言，盈余管理因素比资产质量因素对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更为显著、文献回顾、理论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资产减值与经营业绩下滑之间存在联系，根据长期投资的特征所选择的资产获利能力变量GIi,t，在减值幅度相对较大的两个年度（2001年，2005年）和混合截面回归中都跟减值比例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考虑了资产的质量。⑵盈余管理会计因素对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配股和回避ST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影响了长期投资的减值比例，检验结果与前期文献关于整体资产减值的结论一致，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单项长期资产（长期投资）上的减值会计行为，通过对2001-2005五年总共2324个长期投资减值观测值进行分年和混合截面线性回归，本文发现，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计提一定程度上确实考虑了以资产获利能力表征的质量因素。本文的研究补充了减值受资产质量因素影响的证据，同时，也验证了减值受盈余管理因素影响的主流文献结论，相对而言，盈余管理因素比资产质量因素对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长期投资减值；资产质量；盈余管理

一、引言

资产减值的各项经验研究表明：影响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分为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其中，经济因素主要是指由于行业和企业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而导致企业资产的价值损毁；盈余管理因素主要包括经理人变更、利润平滑、大清洗等(戴德明等，2005)。由于减值计提的原因与资产类型存在密切联系，上市公司会利用不同的资产进行盈余管理(蔡祥，2004)，而且长期资产减值缺乏确认的标准，更接近国外文献中关于“操控性减值”的概念。因此，本文通过考察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计提的会计行为，试图回答如下的问题：长期投资减值信息是经理人向市场传递资产质量降低的公允披露，还是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由于本文的样本期间与国外研究中缺乏具体准则规范阶段的自愿减值研究具有类似制度背景，因此，重点关注该阶段自愿减值研究中关于会计选择行为特点和动机的文献。该方面大部分研究在肯定资产质量毁损对企业计提减值的时机与金额具有显著影响的同时，都发现资产减值被用于盈余管理的明显证据。其中，达成共识的结论是管理者变更(StrongandMeyer，1987)，其他盈余管理动机包括大清洗或利润平滑(ZuccaandCampbell,1992)，以及债务契约(ElliottandShaw,1988)等。但是也有文献认为，特定资产的减值是管理人员对企业所处经济环境变化的正确反应,并非操纵盈利的行为(Francisetal.,1996；Rees，GillandGore,1996)。国内实证文献一致认为，亏损公司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大清洗的证据(肖星，2004；戴德明等，2005；赵春光，2006；薛爽等，2006；王建新，2007)；资产减值的主要盈余管理动机是规避或迎合证券市场的政府监管政策(王跃堂，2000；李增泉，2000；蔡祥等，2004)。

（二）理论分析

资产的质量通常与其产生的收益和未来期间的现金流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资产的减值相应与之存在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选取了两个直接反映长期投资获利能力的会计指标度量资产的质量：

1.利润表所报告的投资收益是企业进行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所取得的，短期投资的损益主要在当期实现，而长期投资的损益是跨期实现的，投资收益对净利润的贡献越大，说明投资的获利能力越强，则减值比例就相应越低。

2.现金流量表所报告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来自企业的债权、股权投资，以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处置，下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占当期资产的比例越大，说明资产获取现金流的能力越强，则减值比例就相应越低。本文假定长期投资产生的是未来现金流量，而短期投资产生的是当期现金流量，因此，在下期短期投资和当期长期投资之间分配下期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①。为了检验经济因素对A股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本文提出假设H1-1和H1-2：

H1-1：长期投资取得当期投资收益的能力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

H1-2：长期投资取得下期现金流入的能力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

影响资产减值的另一因素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会计因素。王跃堂(2000)的研究表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管理者的自愿性减值抉择具有显著作用，李增泉(2001)发现，当被强制要求执行资产减值政策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处于临界边缘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而具有大清洗动机、经理人变更和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选择增加未来期间收益的减值政策。为了检验盈余管理会计因素对A股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本文分别从扭亏(包括大清洗，规避ST/PT，保牌)和配股(包括临界，配股和增发)两个角度提出假设H2和H3：

亏损公司的扭亏动机：

H2-1：上期亏损，当期也亏损，从而当期被ST的公司具有大清洗动机，会更多提取减值，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正相关关系。

H2-2：上期亏损，当期扭亏，从而在当期规避ST的公司，会更少提取减值，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

H2-3：上期亏损且上期已经被ST，当期扭亏，从而在当期摘帽的公司具有保牌动机，会更少提取减值，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

盈利公司的配股动机：

H3：当期实施配股、增发，或者具有配股动机②的公司，会更少提取减值，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

对于国内外文献所归结和验证的其他减值影响因素，以及常规上需要控制的一些因素，本文选择了其中主要的部分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经营业绩③、企业规模④和管理者变更⑤。

三、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01-2005年年报信息中，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账户的期末余额、本期增加数(计提)、以及本期转回数中的任一项不为0的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以下公司：(1)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数据缺失以及数据异常⑥的公司。最后得到在2001-2005年总共2324个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观测值。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统计软件为EViews5.0。借鉴前期文献，本文以2001-2005年每一年的截面数据(式1)和五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式2)分别进行回归。

WDi，t=α0+α1GIi，t+α2CFIi，t+1+α3ST1+α4ST2+α5ST3+α6PGi，t

+α7ROAi+α8MEXi，t+α9SIZEi，t+ε(1)

WDi，t=α0+α1GIi，t+α2CFIi，t+1+α3ST1+α4ST2+α5ST3+α6PGi，t

+α7ROAi+α8MEXi，t+α9SIZEi，t+α10YR01+α11YR02+α12YR03

+α13YR04+ε(2)

被解释变量：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的长期投资减值比例均值2005年和2001年最高(3.7%)，而跟资产质量相关的两个变量——长期投资获利能力与获取现金流能力也是2005年最高（分别为24.6%和61.6%）。对于2005年的这种相悖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即使股市处于五年的熊市周期，同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却不断增长，国家宏观调控，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升值，QFII进驻，都给上市公司创造了持续的发展机会，虽然被投资公司的市值随着股市的整体走势下跌，但是这并不妨碍使用权益法进行长期投资核算的公司确认在被投资企业的权益增长。这说明，鉴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在长期投资的公允价值计量上应用市价并不比应用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更公允。对于盈余管理因素的4个变量，各年样本中配股、增发（PG）的盈利公司数最多，而在规避ST的三类扭亏公司中，回避ST的（ST2）的较多，大清洗的（ST1）次之，摘帽的（ST3）最少，四类公司占总体样本的比例在5年间无明显变化。在当期实现扭亏的公司是ST2和ST3，混合截面中二者相加不过0.087（0.072+0.015），只占总体样本的8.7%，因此，在长期投资上，亏损公司的减值行为并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总体特征。

（二）回归分析

表2对减值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显示，除了CFIi,t+1以外，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预期完全一致，检验结果再一次验证了现有主流文献关于规避和迎合监管政策的盈余管理动机影响资产减值的结论，在资产质量毁损经济因素影响减值方面，本文找到了更多的支持证据。⑴资产质量经济因素对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本文验证了资产减值与经营业绩下滑之间存在联系，根据长期投资的特征所选择的资产获利能力变量GIi,t，在减值幅度相对较大的两个年度（2001年，2005年）和混合截面回归中都跟减值比例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考虑了资产的质量。⑵盈余管理会计因素对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配股和回避ST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影响了长期投资的减值比例，检验结果与前期文献关于整体资产减值的结论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长期投资减值的两类影响因素：资产质量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在单项资产上找到了资产获利能力和规避与迎合市场监管共同影响减值计提的证据。我们的研究补充了减值受资产质量因素影响的证据。在我们考察的5年间，2005年值得特别关注，该年无论在减值金额还是减值相对比例上均是样本期间内最高的年份，公司之间在该年亦存在极大差异，描述性统计显示该年出现了资产减值与资产获利能力相悖的现象，而回归结果显示两类因素对资产减值计提存在混合的影响，这也说明，我们顺应会计国际协调趋势应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同时，对于单项资产减值迹象的认定需要考虑资产的特征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资本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王跃堂.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12）.

[2]李增泉.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的实证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1，（12）.

[3]蔡祥，张海燕.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追溯与市场效应.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12）.

[4]戴德明，毛新述，邓璠.中国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研究.财经研究,2005，（7）.

[5]王跃堂，周雪，张莉.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会计研究，2005，（8）.

[6]StrongJ.S.,andJ.R.Meyer,1987,AssetWritedowns:Managerialincentivesandsecurityreturns,TheJournalofFinance,Vol.42(3):643-661.

[7]ElliottJ.A.andShawW.H.,1988,Write-offsasaccountingprocedurestomanageperceptions,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Vol.26: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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