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选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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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疫情防控任务需求、各微观经济主体的诉求需要，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自的特点，来选择两者的协调方式，进而分析其在相应的传导机制下所取得的效果，最后根据经济运行现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未来经济走势做出合理的研判，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实施给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IS-LM模型;政策建议
一、疫情发生后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一）选题的依据
肺炎疫情使得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国内学术界很快就从各个视角对我国“疫情下的经济”进行研究。郑江淮等学者分析了对消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疫情将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方面改变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既包括疫情的客观影响，如社会零售总需求下降、投资放缓、CPI波动、进出口萎缩等；也包括各方采取应对措施后对大环境的改变，包括企业融资环境、税费环境等[1]。周邦分析了对外贸出口企业的影响，他认为我国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着接单难、履约难、国际物流不畅等共性难题，全球产业链共振的蝴蝶效应在外贸行业开始显现[2]。朱军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征，一些物资“短期需求”呈现超常规性，应有期限地放松政策管制，服从应急生产，财力应进一步下移，放松对各地区的债务约束，动用预备费、多渠道筹集资金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为中小企业解难纾困需要财政和金融协同发力，但要防止政府点菜，企业买单和不切实际的减税减费两种倾向[3]。安国俊、贾馥玮通过与“非典”疫情不同情况的分析，提出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遵循“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精神，加大调节力度，防治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避免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化的倾向[4]。于海峰则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大力提质增效，应设立短、中、长期计划，应适度“普惠”精准“定向”，要把握好短期刺激与长期振兴的平衡，要把握好积极财政与财政风险的平衡，要把握好增加投资与振兴消费的平衡，要把握好提振消费与保护新动能的平衡，把握好应急管理与长效建设的平衡[5]。范思立提出要更好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好各地疫情防控资金需要，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同时增加政府债券发行量并适度提高政府杠杆率十分必要[6]。张成栋认为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张成栋则认为中国央行即将推出数字货币，这将极大地提升货币的功能和效率，使货币最本源的功能“记录核算”得以充分展示。通过区块链等现代技术，将记录功能进一步放大。当数字可以全面履行货币功能而脱离对实物货币的依赖，将导致实物货币消亡。货币起于数字，同源于会计，消亡于数字。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字将被赋予无限的力量[7]。邓文硕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央行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央行政策如果不跟随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可能面临人民币被动升值的严重后果，损害国家和实体经济济利益；另一方面，鉴于国内经济发展又受到了新型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直接冲击，很容易使得我国经济增速重新陷入失速的不利形势，进而影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8]。
（二）研究的现实意义
疫情背景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辅相成的实施更成为必然选择。宏观政策最重要的逻辑仍是直接对接实体企业的财政刺激，关键这是带动货币政策效力发挥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简政放权的改革力度，尽快完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发展。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者的观点基础上，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向视角下，根据基本经济学原理和政策传导机制，分析疫情以来各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形势以构建政策调节引导下的经济恢复发展脉络、分析政策效果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基于分析结果对未来政策提出建议。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基于IS-LM框架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机制是指国家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而政策效应则是指国家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一般并不是直达终点的经济目标，而是首先选择相匹配的政策工具，通过这些合适的政策工具来作用中间变量从而影响到终极目标。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工具既包括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政府支出，又包括征税收费、发行公债等政府收入；货币政策工具既包括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三大货币工具，又包括其他辅助性货币工具，如信用控制、道义劝告和窗口指导等。中间变量的选取则依照一定的原则进行，例如财政政策选取可支配收入为中间变量，货币政策以利率、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变量。而最终目标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如图1所示，一般来说国家财政政策影响市场经济的总需求，而社会总需求直接影响国民总收入，国民总收入进而影响货币市场上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导致利率变化，从而最终影响市场投资与总需求，进而改变国民收入。以政府购买支出增加为例，财政政策的作用过程可以表示为：G↑→AD↑→11-bY↑→kL↑→hR↑→dI↓→AD↓（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从而减少投资和总需求的作用称为“挤出效应”。）近年来，国家初步完善了从“央行到金融机构，到企业和个体，再到国民收入”的相互传导的环形体系。如图2所示，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控金融领域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进一步影响银行放贷行为和市场融资条件，从而实现对社会实体经济和居民投资、消费的变化，从而改变社会的产出和价格水平。由于封闭条件下的IS-LM模型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弗莱明—蒙代尔模型，在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效果时有相似相通之处，为简化问题研究，本文仅列出封闭条件下的IS-LM模型推导过程及其相关经济学含义。
（一）IS曲线的推论封闭经济包含居民、厂商和政府三部门，涉及产品和货币两大市场。市场总需求可表示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需求三部分的加总，若AD代表社会总需求，C代表消费，I代表政府投资，G代表政府投资，则即有AD=C+I+G（1）考虑到税收和转移支付，消费函数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C=a+bYd=a+b（Y-T0-tY+TR）（2）（注：a为自发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Yd为可支配收入，Y为国民收入，T0为自发税收，t为税率，TR为政府的转移支付）若将利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看作线性方程，则有：I=e-dR（3）（注：e为自发投资，d为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R为利率）令G=G0（4），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Y=AD（5）由（1）（2）（3）（4）（5）式即可得IS曲线的方程：R=a+b（TR-T0)+e+G0d-1-b（1-t）dY（6）（易知IS曲线为负斜率的直线）
（二）LM曲线的推论在货币市场中的均衡大致可根据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得到，货币需求又可分为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需求，前两者可视为收入的正比例函数，后者则可视为利率的反比例函数，又考虑到价格水平的作用，因而货币的需求函数可写为：L/P=kY-hR（h＞0,k＞0）（7）（注：L表示货币需求，P表示价格水平，L/P则表示实际货币需求，k表示货币需求的收入边际变化量，h表示货币需求的利率边际变化量）假定名义货币供给为央行单方面决定，为一个固定值，于是，实际货币供给可表示为M0/P。再由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得LP=M0P（8）由（7）（8）式即得LM曲线的方程：R=khY-M0Ph（9）（易知LM曲线为正斜率的直线）
（三）财政政策与IS曲线的变动财政政策工具既包括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政府支出，又包括征税收费、发行公债等政府收入。为了研究国家财政政策工具的效应，就应该先依据产品市场均衡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构建相应乘数。产品市场均衡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可由（6）式变形得来：Y=a+e+G+b（TR-T0)1-b（1-t）-d1-b（1-t）R（10）进而对相应自变量求偏导可得其乘数，如下：(1)政府购买支出乘数：Kg=坠Y坠G=11-b（1-t）(2)政府转移支付乘数：Kr=坠Y坠Tr=b1-b（1-t）(3)政府税收乘数：Kt=坠Y坠T=b1-b（1-t）（1）（2）（3）（4）（5）（6）（7）（8）（9）（10）[9]通过层层推导可知，如果增加政府投资支出，IS曲线会向右移动；如果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实际上等于增加个人收入，进而增加消费支出，IS曲线也会向右移动；如果政府增加税收，若是对企业征税就会减少其投资需求，若是对居民个人征税则会减少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减少消费支出，无论哪种情况，IS曲线均会向左移动。
（四）货币政策与LM曲线在我国现行货币体系中，一般由央行来发行货币，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在部分准备金制度和非完全现金结算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具备信用创造的功能，其货币创造能力可用货币乘数来表示，即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10]。若央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则实际货币供给增加，LM曲线向右移动。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及应对经济衰退的有效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其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具有客观必要性。如图3所示，假定经济起初位于E点，此时对应的收入为Y0,利率为R0，而达到充分就业时的收入为Yf。为克服经济困难周期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右移，又可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LM曲线右移。虽然分别实施这两种政策可使经济体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也会带来利率的大幅上升或下降。如果既想要收入增加到Yf，又要将利率维持在原有水平，则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使用的方法。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能够刺激总需求，但也有“挤出效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会导致IS曲线右移至IS`，均衡点为E`，利率上升至R0之上，就会发生“挤出效应”，产量不会达到Yf。因此，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要有相应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尽可能消除对国内居民和企业支出的挤出效应。如果采取温和的财政政策，即按利率不上升的要求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右移至LM`，则利率可保持不变，投资不被挤出，产量能够达到Yf，就能实现在利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刺激经济的目标。如果一方面给大企业注资和实施优惠，向大项目投资，给低收入人群补助，另一方面却忽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致其大量停工、倒闭，从而向外挤出更多的劳动力，即使将速度拉起来了，但与损失的就业相比，得不偿失。由疫情防控的三大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可知，感染肺炎病毒的人群会受到后续医治所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企业延期复工复产、居民居家隔离等防疫举措也会对经济造成间接影响。而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表现则可从社会总供求的角度来探析：供给端受疫情冲击，造成原料运输受阻、生产劳动力不足进而导致供给侧产量下降；而需求侧根据防控要求，居民居家隔离减少出门购物，因而线下零售、餐饮、旅游、实体经济等行业营收匮乏。根据以上分析，结合经济学原理，建议国家层面在面临疫情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衰退时，一方面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促使IS曲线右移，稳定经济增长。比如通过划拨防控疫情资金等方式增加政府支出，拉动消费增长，启动重点专项建设以社会化投资引导带动私人投资，从而增加社会投资总支出，发行防疫特别国债稳定市场信心，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减轻企业经济压力，助力复工复产。另一方面，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右移，支持经济增长向潜在增速回归。如适度增加社会货币供应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样，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之下，IS曲线和LM曲线均向右移动，即可带来较为稳定利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增长。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经济因受疫情影响遭遇下行压力，笔者以为可在增支减税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保持流动性适度宽松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下尽量减少负面影响。2020年以来，中央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为内需恢复创造条件，加大用新增内需抵消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2020财政政策力度显著大于2019年。增发地方债、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还在路上，将会继续支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各项调控措施。央行采取多频次、小步调、精准式宽松模式，既不大水漫灌，但也要在满足经济需求的层面上，适度宽松，根据复工复产情况，合理安排宽松的节奏，同时对融资难的中小企业采取定向支持，精准滴灌，稳住民企现金流，从而稳住就业。二季度经济将开启全面复工，需要的资金量也会增大，上半年经济处于压力较大的阶段，更多的宽松力度会集中在上半年进行。宽松节奏利好股市以及债市。
四、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财政金融政策选择建议
当前，我国疫情总体呈零星散发状态，境外输入病例也基本得到控制，四种疫苗已进入临床三期实验，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就经济恢复状态来看，前期复工复产政策推行顺利，生产端复工复产情况较好，但以大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复苏速度还不容乐观；在社会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也在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得到较快恢复，但消费行为则展现惰性；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进口贸易和服务消费也在逐步恢复，且恢复效果良好。可以说，我国疫情防控已取得重大成效，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本文结合现实情况，针对未来疫情防控研判的走势进行了合理的政策建议，分为三种大类情况：
一是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疫情缓步向好。我国政府应结合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状态，即绝大部分企业基本实现复工复产、货币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的现实，着重考虑居民的就业问题和企业的中长期融资问题。具体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减费降税，帮扶企业发展，保企业以稳住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社会消费，引导私人投资；加速地方债发行、集中发行特别国债，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做到精准滴灌，对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实行信用扩张，通过银行体系保持合理的流动性，使得社会融资与M2同比处于合理位置，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套利。且随着国内经济态势逐步向好发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逐渐减少，财政政策要逐步恢复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货币政策要重点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在二者的协调之下，让市场发挥作用，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是疫苗研发进展顺利，全球疫情可控，确诊病例大幅减少。针对这种疫情走势，推测可能存在的报复性消费和过热的经济恢复。餐饮业、旅游业、实体购物、文体娱乐等行业热度或大幅提升，带来行业发展失衡。我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快速反弹的状况，应采取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缓解经济上行压力。具体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应该适当继续减税降费或停止减税降费，阻止企业临时进行投机性发展或者生产，从而全行业稳步恢复到疫情前的基础；停止扩大政府支出，减少对以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刺激，正确引导私人企业投资；适当增加国债和地方债发行用以政府引导行业正确稳定发展，或减少、停止政府债务发行，减少社会资本流动性。与此同时，央行可以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回购证券以减少资本市场流动性；采取适当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限制银行信用扩张与借贷，从而适当减少社会融资量和M2投放数量。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资本市场估值过高形成过热的金融资产泡沫，避免大起大落的市场行情。在后疫情热的情况调整恢复之前，我国政府主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市场调节作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合力推动经济向实向稳发展。
三是我国疫情出现反复，疫苗研发出现新困难，全球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针对我国出现的疫情走势，推测可能存在的社会心理落差与经济回退。在此基础上的经济走势与乐观情况下应相反，即部分地区企业可能再度停产、相关紧密联系的第三产业萎靡不振，特别是国际贸易难以大规模发展，跨境旅游难以实现。我国政府面对疫情反复、经济回退的状况，应该继续加大政策力度，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树立信心、引导经济恢复。具体来说，我国财政政策应该加大对停工企业的扶持，继续减税降费，控制失业率，保就业、稳民心，引导工人停产期间有所劳，有所得；更加注重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工作，对可能因无法生产而造成的新的贫困户予以支持；适当加大政府赤字和国债发行，适当倾向于生物疫苗研发与社会保障。与此同时，央行考虑采取公开市场操作进行逆回购操作，购买有价证券释放流动性；适当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引导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调整社会融资与M2规模，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同时注意宏观审慎政策的运用，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从而保证全国经济发展不显著受到局部地区疫情而产生的经济回退影响，为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财政支持。
作者：刘家昊 周铭浩 马春惠 邹确 单位：青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