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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凸显“公平优先”,同时注重效率
实证研究表明:新体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一些相关的社会矛盾也有所缓解。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相当一部分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政府缺乏足够财力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难以解决目前农村义务教育中存在的经费缺口问题;“一费制”仍没有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学生公用经费大幅度削减等。2005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袁桂林(2006)调查,2006年率先实施“新机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经费已经落实到位,学校、学生、教师、家长开始受惠。其他省市如云南、重庆则再次分配地方承担的份额。[2]在此体制下,其价值抉择转变为:
(一)公平优先首先,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明显“城市偏向主义”、忽视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转为优先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倾斜;从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重点校、培育精英的学校教育模式转向重点攻坚尚未“普九”的学校;此外,中央专项转移资金较之“九五”期间投入规模更大,惠普面更广。其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逐步上提到“以县为主”“以省统筹”。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了最底层的利益———农民不再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而免费义务教育被写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这也标志着中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性转变。[3]再次,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保障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优先照顾了不发达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顺利完成“普九”,保证了入学机会的平等。
(二)注重对效率的探索与实践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一是“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初步实现规模办学,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二是撤销乡镇教育管理机构以利于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简化与优化,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尽管在现实中,委托中心学校代行乡镇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会产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学校的均衡发展,不利于对乡镇中小学、学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综合协调。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当前讨论的焦点。在资金投入的回报上,最能集中体现的是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目标在2007年底如期实现: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个攻坚县中,368个通过了“两基”验收,其余42个最困难县也按计划要求达到了“普六”标准。
二、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教育均衡发展
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及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的教育公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日益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仅就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均衡发展”较之“公平优先”的价值有三大特点:一是范围的扩大。从纵向上不仅局限于中西部攻坚地区,而是包括整个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横向上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可见,今后对农村教育财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质量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育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翟博(2007)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追求起点公平)、初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条件的均等)、高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阶段(追求教育结果的均衡)。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进入了初级均衡阶段和高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在整体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5]可见,实现均衡发展并非平均化进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条件为基础,既要鼓励因地制宜寻找发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区域。
三、结语
政府在公平与效率的抉择中把何者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由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受国家财政改革的变化而变化。总体上其价值抉择遵循了“效率优先———公平优先———均衡发展”的路径。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和主要责任人应该是国家而不是最底层的农民,从“以乡为主”———“以县为主”———“以省统筹”以及“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村义务教育政府办”,说明了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和责任重心在逐步上提。而完全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首先从薄弱农村再到城市,体现和维护了最广大农民的利益,也是现代社会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作者:彭佑兰单位:百色学院教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