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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重商学派的财政理论到古典经济学派的中性财政理论,再到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这三次西方财政理论的大发展,尽管它们的主张不同,但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都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财政理论流派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表现为理论内容的相互承接,更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财政理论发展的互动关系。对立中蕴含着统一,正是其发展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重商学派功能财政理论经济结构
一、重商学派向古典经济学派财政理论的转变
最早从事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的当推重商学派。重商学派财政理论的核心集中在国家聚财理论方面,将聚敛和贮藏财富于政府中的货币差额理论和通过贸易顺差聚敛他国金银财富的贸易差额理论,作为国家的聚财手段。论文百事通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首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少数国家,如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确实通过贸易掠取他国财富,增强了本国经济实力。
但是,随着西方其他国家相继推行重商主义理论政策,重商主义所倡导的贸易差额理论和为取得贸易顺差而执行关税壁垒政策的示范效应,使各国贸易壁垒纷纷建立起来,在客观上阻碍了国际商品流通,切断了通过贸易顺差掠夺他国金银的国际通道。同时通过分配手段过分搜刮国内财富的手段,不仅要受到本国经济能力的限制,而且由于集权暴敛伤害了本国经济发展,使财源枯萎,减弱了政府在国内的聚财能力。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使国家富足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在客观上却把国家推向了贫困的窘境。盛行一时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由此走向了破产。
18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由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从实践上推翻了“唯商是富”的国家富足理论,使产业发展重新受到重视,过去那种仅仅重视商业的畸形经济结构转向生产流通并重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孕育了自由经济理论的财政思想。以反对国家集权垄断,倡导经济自由发展而著称的古典经济学派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提出了反映早期资本主义产业发展需要的国家财政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
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以倡导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除必要的公益事业外,政府不得干涉经济的自由发展,认为政府支出是一种纯消费性支出,只要保证了政府非经济职能需要即可。政府支出必须实行节俭原则,政府只有将更多财富留在经济领域,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古典经济学派的这种支出理论原则被称为财政支出的最小原则。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由于适应了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小规模的经济竞争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经济竞争。经济竞争规模不断升级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规模效益的提高,增强了社会商品的总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竞争加剧了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程度,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能力相对减少。在“总供给>总需求”的经济结构中,私人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要求,纷纷压缩投资规模并裁减工人,不仅无助干缓解整个社会的供求矛盾,而且会导致经济萎缩。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使仅靠市场作用无法解决经济中的供求矛盾,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由此宣告了古典经济学派中性财政理论的终结。
二、凯恩斯功能财政理论体系的创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供求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在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的特定经济结构下,凯恩斯以缓解社会供求矛盾,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为突破口,以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重新发展了国家财政理论,论证了国家活动范围和应该担当的职责。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为了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建立适应特定经济结构和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样,凯恩斯改变了过去固守于财政自身收支平衡的“就财政论财政,不干预经济”的传统中性财政理论思维方式,把财政发展为用来调控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杠杆,创立了宏观功能财政理论体系。
从功能财政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来看,包括财政支出理论、财政收入理论、财政赤字预算理论、公债理论、货币理论以及投资乘数理论和边际消费理论等。在财政支出理论中,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包括消费支出,还应该安排适量的政府投资以扩大国有企业,容纳失业人员。在消费支出方面,不仅应该包括政府消费,还应该安排一部分转移性消费支出,以提高社会消费能力。通过财政支出,增大对社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购买力,以缓解整个社会需求相对不足的供求矛盾。
在财政收入理论中,凯恩斯主张,必须以现代直接税取代间接税,通过“收入-成本-税金=利润”向“收入-成本=利润”核算模型的转变,增大利润这一利益引导机制对私人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在赤字预算理论中,凯恩斯论证了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并将公债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于赤字预算理论中,即通过政府减税和增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一方面可以扩大公债发行量,间接地增大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向银行“透支”,直接增加货币供给量。无论通过什么途径来满足增大支出的需要,其结果都会导致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并由此引发物价上涨和存、贷款利率的下降,最终减少整个社会的储蓄规模,达到鼓励消费和刺激私人投资的目的,从而扩大私人总需求。
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及其在此基础上构筑的宏观财政运行模式在美国得到首先应用,在取得一定成效后,西方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纷纷效仿,在客观上缓解了当时西方国家由于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但是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和政策,在调整社会供求矛盾的过程中,历经一个时期的发展后,又面临着“滞胀”这一新经济结构矛盾的实践挑战。
三、功能财政理论的分化发展
经济“滞胀”这个曾经一度困扰西方经济发展的顽症,既是长期执行凯恩斯功能财政政策的结果,又与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存在着一定联系。从推行功能财政理论政策的结果来看,一方面,政府为刺激社会消费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而采取的“劫富济贫”政策,使低薪阶层和失业人口的福利待遇相应提高,使社会失业人员不再惧怕失业,由此滋生的失业人员排斥就业现象成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最大阻力。另一方面,持续执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产生了其功能方面的边际效应,使原有刺激成本(政府支出带来的物价持续上涨等)所获得的解决社会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效不断减弱。
从促成经济“滞胀”的其他条件来看,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与应用程度的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同等经济投资规模可容纳的就业人员大为减少。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工会势力的增强和劳资双方长期斗争的结果,促使在岗工人工时缩短,劳动收入提高,使在职工人待业选择理想职业的经济担保能力增强,从而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摩擦失业现象。“滞涨”这一新型经济结构矛盾从根本上否定了物价上涨与就业充分化的联系,使凯恩斯功能财政政策陷入了新的困境。在解决经济“滞胀”问题的对策选择上,西方财政学界出现了分化。
立足于从总需求入手缓解社会供求矛盾的社会需求学派大致分化为两大分支:以美国某些财政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财政学派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有所区别,但他们都以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为基础,对功能财政政策进行了修补式和替换式调整。由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发展为根据不同年度预算需要,对盈余财政政策、平衡财政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进行相机抉择,形成多年周期上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其财政政策目标具有了双重性,既要防止失业导致的经济萎缩和达到充分就业目标,又要防止“用药过量”产生“滞涨”现象。
立足于从社会总供给人手解决社会供求矛盾的社会供给学派则以“供给创造需求”为理论基础,从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的角度,提出了一套与凯恩斯学派理论基础不同而在某些运作机理上又完全相同的财政理论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的一任时期收效较大,但里根二任时期功效即开始减弱,等到这种政策足以矫正了由经济“滞涨”造成的不合理经济结构时,其财政政策的功效已经发挥殆尽。持续执行的供给学派政策又进一步将社会经济结构推向了凯恩斯财政政策借以发挥作用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再次得到复兴。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国情不同,各国的经济结构变迁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在同一时期,有的国家选择了需求拉动的财政政策,而有的国家则选择了供给推动的财政政策。这样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在财政功能理论的发展与运用方面就呈现了一种多维化的趋势,但无论哪种功能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都是立足于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持续增长和解决国际收支平衡的财政目标,是对功能财政理论的具体研究和发展。由经济结构变迁决定的财政理论发展的内在统一,逐渐发展为各理论流派之间内容上的现实联系,推动着财政理论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