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企业风险管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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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不仅面临着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所可能遇到的一切风险，而且还面临着制度转轨时期所特有的风险，从而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变。企业风险的存在，不仅可能引起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发生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可能由于风险的积聚和传递引起社会总财富下降，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因此，有必要对现阶段我国企业风险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可行、有效的管理对策，尽量避免企业风险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一、企业风险背景

21世纪以来，企业活动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交易方式已从实物型向信息型转变，虚拟经济、电子商务、数字模拟、信息高速公路等形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方式；世界范围或一国之内企业的合并与收购事件层出不穷，企业的生产、交易范围和企业信用体系扩大；WTO等通行的世界商业行业规则在各国普遍推广，跨国企业大量涌现，经济趋于全球化。从国内的形势看，中国正面临向市场经济转型深化的关键时期，企业既要面临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下来体制问题，如：产权不清、对政府的依赖性强、政府寻租现象严重等，又要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外企业之间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还要面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中所特有的现实条件限制，比如：基础设施（如金融市场、法律体系等）不完善，资源匮乏等。

从企业本身来看，企业风险的载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财”和“物”，即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变化

这些是最通常意义上的企业资产，同时也是企业风险载体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它们变化的趋势是：“财”的形式更趋多样性，“物”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更加广泛，如果不能有效掌控，都会使企业预期的财物损失加大。

2.法律责任范围扩大

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政府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使得各经济主体的责任和利益更加清晰明确、行为规范性增强。另一方面，入世后，我国商业的运作规则将逐步向国际惯例、国际规则靠拢。因此，企业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无论是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有扩大和加深的趋势。

3.信息和技术资源占据战略性地位

知识经济时代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信息已经作为一种要素，同技术一道参与到企业的竞争力组成中。技术是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而信息就成为企业赢得市场、赢得机遇的核心要素。反过来，信息的缺乏或不及时很可能导致企业发生严重损失甚至生存危机。

4.企业品牌等无形价值凸显

这里所说的企业品牌不仅包括企业本身的声誉、企业的信用，还包括企业的产品、注册商标、专利权、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知名品牌意味着获得人们普遍的信任与认可，意味着可以创造价值。如果品牌受到损害，企业受到的损害将是长期的，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

5.人力资源含义外延

现代企业所应拥有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人力”的存在与否，更主要的，还要考虑企业决策者、管理者、员工等人力要素的身体、心理与文化素质、行为的合意性以及对企业的诚信度等。

今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后三类风险载体在我国企业所面临风险中将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

二、企业风险触发条件

风险载体和风险因素的存在未必一定会导致损失，风险的发生往往存在“导火索”，也就是触发条件。如果可以提早发现、控制或切断这些导致风险发生的“导火索”，那么企业就可以在企业风险管理中拥有主动权。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同时也将是入世所做的承诺在更基础、更核心的领域兑现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企业风险的触发条件将突出表现为：

1.经济利益驱使的过度竞争

市场供求理论告诉我们，当产品市场价格上升时，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会选择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进入市场的企业也会增加，生产者数量和产量的急剧增加带来供给量大量增加。而对于生产性企业来说，扩大规模简单，反之就不易了。当供给大大超过需求时，生产投资的短期不可逆性，就必然引起企业要进行“亏本生产”或者开工率不足，资本闲置。从而引起一连串的支付危机、信用危机、企业品牌危机，甚至导致全行业亏损。这种规律在中国的市场上不止一次的表现出来。如：中国的彩电行业仅在1994年到1999年之间，就进行过7次价格大战，其结果是，目前中国的彩电价格已比美国市场低20％～30％，属全世界最低。而目前，这样的趋势又出现在能源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如：煤炭价格的上涨导致各地小煤矿大量涌现，房价的成倍上涨导致大量投资涌入房地产开发行业，这些利益驱动的过度竞争的危害在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就会有所显现。

2.国际能源价格陡然上升

国际能源价格的陡然上升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对能源行业本身的影响。国际能源价格的陡然上升会极大刺激国内的相关能源行业的生产投入。由于这些行业往往是以采掘业为主，因此单纯重视数量而不重视质量、只考虑产出而不考虑经济成本等因素的粗放型经济生产方式就会表现的尤为明显。特别是，当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是以当地的GDP来衡量的时候，就会对这种价格引起的生产刺激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对关联行业的影响。能源行业的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各行各业中以这些能源为原材料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相应的产品价格上升。如果这些产品价格的上升通过产业链上的价格传导机制传递到下游产业，就会导致更大范围的产品价格上升，甚至全社会范围的价格水平上涨，诱发通货膨胀。

3.政府政策的应急性特征

宏观调控是政府弥补市场经济缺陷很好的方式，但倘若运用不当，反而容易成为引发企业风险的诱因。我国政府的政策实施往往有应急性的特征，即针对出现的紧急状况而即时出台相应的政策，而当外部环境变化之后，又再紧急修正。这虽然可以称之为与时俱进，但是同时我们也该认识到企业的生产是有自己的周期和规律性的，特别是生产周期较长的行业，企业的生产投入不可能迅速转变。如果在一个生产周期还没有结束时就遇到政府转变政策，企业将会面临很大的损失。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政策风险是企业难以控制，难以把握的。

三、企业风险管理对策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企业风险管理都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防患于未然”是避免社会财富净损失的最佳途径，也是风险管理追求的终极目标。企业风险管理的对策也应主要放在损失发生前的风险规避和控制工作上。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其风险不仅仅会给微观个体即企业本身带来严重、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失，而且通过风险的积聚和传递，还有可能对某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都产生严重的危害。因此，还应该从宏观和全局的角度，审视企业风险，引导各个行业、各种类型的企业积极应对企业风险。本文基于风险管理上述两个方面的含义，对中国企业风险管理提出如下对策。1.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提高企业应对危机能力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企业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有的还会成长为跨地区、跨行业、资产规模大、关联企业多的企业集团。这些企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扩大社会就业、增加财政税收、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作用显著。但同时，企业规模的扩大也使得企业的经营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控制。因此，企业应该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定期对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风险状况的影响做出评估，力争在损失发生前做好预防工作。同时，企业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状况有所预测，并提前根据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好危机预案。

2.转移法律责任风险，降低企业责任损失

鉴于企业面临的法律责任范围越来越广，遭受责任损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企业应该通过建立法律顾问和专业律师相结合的法律事务体系，适当运用保险等风险转移工具，转移法律责任风险，降低企业责任损失。企业的法律事务体系应是分层次的，对于一般性质的公司法律事务由企业的法律顾问解决，而针对特殊的、专业性较强法律案件则聘请专业律师来解决。企业应该在对自身面临的法律风险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选择适合投保、可以投保的责任风险，利用保险工具来转移其责任风险，将自身责任风险成本降到最低。

同时，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和正在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应该注意研究国际商业、行业规则、法律规定的差别，避免由于对规则了解不够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强化信托责任，重视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曾经在我国极为严重的呆、坏账问题，以及前面提到的政府政策突然转变问题，我们认为都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在一个信用缺失的阶段。这种信用缺失不仅表现为个人，如管理者、员工对企业的信托责任意识差，而且也表现为企业对社会的信托责任意识差。比如：有的资金经营机构或个人擅自挪用客户的账户金额从事其他投资活动。从表面上讲，信用的缺失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信息传递机制。而从本质上讲，其原因是全民信用意识的缺乏，即缺乏“信托责任”。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完备、坚实的信用基石，而这种信用基石的建立要靠全社会的努力，要从个人信用、商业信用、国家信用等各个层次上，保证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实现。

4.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促进增长方式的尽快转变

在我国企业采取何种类型的生产方式往往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有着巨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政府可以给企业创造更优越的发展环境，如：提供优惠税率、给予特别审批等，这使得企业愿意围着政府转，受政府的指挥；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数量影响着当地的GDP的总量和增长速度，而我国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考核制度中的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就是当地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和官员、特别是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获得较好的政绩，鼓励企业尽最大努力提高生产数量和规模，在技术和资本条件有限情况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只能采取高投入的生产方式，以至于忽视了生产的其他方面，形成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因此要改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除了要从经济制度上加强企业生产的管理和监管之外，地方政府的官员考核制度也必须要改革。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