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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女性所独具的母性天性使女性记者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从而使其对所担负的社会公职具有天然的承担责任感。在我国2003年抗击SARS的报道中,女性记者没有在这场人类大灾难面前退却,她们深入一线采访,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有统计显示,投身一线采访和受表彰的以及获得新闻大奖的女记者比例都高过了男性;在残酷的战争中,战地女记者凭着非凡的勇气、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把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而获得了读者的肯定,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第二,女性记者具有敏锐的直觉、观察力和高度的敏感性。她们能发现男性经常注意不到的细枝末节,往往能发掘出一些问题的闪光点。当然,“敏感”并不等同于“过敏”。女性记者能以高度的敏感力和观察力在采访过程中捕捉到男人感觉不到的信息,甚至是下意识的信息。她们能捕捉细微的东西、微妙的环节,从小中见大,抓住获得成功的契机。“对于采访对象的性格和情趣的敏感以及事态发展的敏锐力使得她们在采访活动中易获得成功。”对于女性战地记者而言,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反映出人性的弱点,这恰恰符合了女记者对外界事物比较敏感的心理特点。女记者用特有的耐心和细心去挖掘新闻,组织素材。因此,她们笔下的新闻作品常常渗透出女人的敏锐和细腻。“由于对某个新闻故事已经感同身受,已经或哭过或笑过或怒过或恨过,因此写出来的作品才更加真实、感人和生动”。
第三,女性情感细腻,富有同情心,考虑问题周到得体,善于理解人、体贴人、关心人、团结人,也容易被人理解。女性记者在采访中往往是注重以情取胜的。这种特点在突出人与人之间团队协作精神和创造性的今天,无疑是一种宝贵财富。生活中处处需要情感,如果不理解感情,就会失去大多数人,失去成功的机会。
第四,女性记者既能充分认识被访者的长处,也能细心体察他们的情绪,具备协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的能力。在采访活动中,她们往往会用特有的纤细情感和谦逊的态度去打动被采访者,然后深入探究被访者的心理,从而比男记者更容易得到更多、更详细的信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竞争总是充满激烈情绪的,甚至是敌意的,以此来证明男人们的竞争本能。而女性则有一套折衷、迂回、妥协、调解和听取别人意见的方法,这种“战术”在竞争中往往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采访中,采访对象特别是男性采访对象在面对女记者的提问时,会表现出更多的真诚。因为男人天性好战,喜欢与对方竞争,他们经常把谈话当成了竞争。当被采访者面对男性记者的时候,被访者如果太坦诚了,就会觉得自己处于“下风”了。因此,在他们回答问题时也就会处处设防,或者只回答一些浅层次的问题;而当面对女记者的时候,因为她们的倾听方式很像学生,而且讲话也比较谨慎,并且善于用自己的一些举止来说明自己已经融入被采访事件中,这就让受访者特别是男性受访者有种处于“上风”的感觉。”这些优势的良好运用能给女性记者带来强大的自信心,为她们参与激烈的新闻竞争提供了充分条件。
二、女性记者主体意识的表达对信息传播的消极影响
人的主体意识是人的高级意识,当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主体时,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对客体的主导作用。女性主体意识将“人”这个主体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所以,女性记者的主体意识的表达对信息传播过程势必会产生影响,而且往往可能带来负面效应。
第一,女性记者用“有我”的叙事视角代替受众去体验,影响受众对新闻信息的理解。作为一名记者,在对新闻事件进行叙事的时候,是不能有自己的影子的,亦即达到“无我”;或者在新闻事件中,记者只起到串场的作用,即“假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新闻的客观独立性。但女性记者对女性案件、突发灾难等事件的叙事上,往往表现出“有我”的立场,这种立场的表现使得记者代替受众去体验新闻事实,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可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柴静,即是上述阐述的生动例子。有人诟病于她的采访方式,有人质疑其做新闻过程中“观点先行”的态度。而笔者认为,柴静在某些采访中的“有我”的叙事角度确实影响了受众对新闻事实的认知。2011年8月底,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妻子李金(Kim)在微博上公开曝光李阳对她实施家庭暴力。柴静就此事专访了两位当事人。在对李阳的采访中,柴静采取的采访方式明显地显现出柴静对李阳的愤怒与不满,把女性的主体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李阳提到仅把妻子当成是个好母亲时,柴静表情惊讶地说:“但她(kim)还是你的妻子……”她与李阳对话中出现了“那一瞬间给人的确实是人性的恶”、“你比kim要更自私”等过于主观和片面的结论式评判话语。记者的这种观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对新闻当事人的看法。很多受众在看了柴静的采访后,都把李阳当成了虐待妇女的坏人,严重影响了受众对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的解读与分析。另外,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她认为,新闻报道中的公正性是不存在的,客观性是虚伪的,甚至是假想出来的。她认为记者不应该做冷眼旁观型的记者,而是应该带着千百种情感去采访。这种观念亦直接体现其新闻作品中,一些学者就对此做出批判,认为其新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突出、喜恶分明的个人特征正是主体意识的表现,这种主体意识却远远背离了新闻的客观主义原则。
第二,女性记者的女权主义立场使得采访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女权主义提倡妇女在人类生活的领域里具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而这种女权主义从女性解放的政治话语来看,应该得到尊重,但是放置信息传播的场域,记者如果表现出过分的女权主义立场则往往会对新闻传播带来消极影响。法拉奇对待男性政治家往往比较冷酷,问题提问刁钻,而面对女性政治家时,她和采访对象往往会很亲密,给人以很亲近的印象。在面对当代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时,法拉奇对她的从政能力推崇有加,对巴基斯坦的政坛新星阿里•布托却暗含嘲讽。这两个专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待男女性分殊有别的态度正是法拉奇女权主义思想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女记者正在男性话语依然占据优势的领域里不断开拓前进,她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特的性别优势使其能在自己钟爱的领域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当然亦不可否认,女性记者的主体意识的过度展现亦会对信息传播造成消极影响。如何能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展现性别优势的独特魅力的同时,有效地把控主体意识的展现,将成为女性记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侯晓辉单位:肇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