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期间优生学的传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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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人口素质相对低下的状况及其原因

1917年5月，《新青年》刊登陈华珍的《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一文，对中国社会早婚的陋习及其对人口素质的不利影响表示不满：“欧西各国，无不崇尚自由结婚者，而于身体之健强与否，亦极注意，故所生儿女，鲜羸弱夭折者。近日中国女界，亦有抱自由思想者，奈程度幼稚，往往反陷于野蛮，良可慨也。迩年来中国仍盛行早婚，男子年未弱冠，女子年甫十六，而父母急欲为其结婚，以致心身均不能完全发育，所生儿女，不克强壮，甚有夭折畸形者，贻祸子孙，为害不浅。试观印度女子，年方十二三时，已有抱子者，年未三十，即呈衰老之象，故卒致罹灭国之祸。今中国若不打破此风，长此以往，恐不免履印度之辙矣。泰西各国，早婚之禁，载于民法。我国早婚陋习，已牢不可破，非由国家严行取缔，决不能达革除之目的也。”①7月，郑佩昂在《新青年》发表《说青年早婚之害》一文，对早婚陋习造成的不良结果进行了分析，文章写道：“吾侪青年，生兹贫弱之中国，处此竞争之世界，狭而对于国家，广而对于世界，莫不肩有发达国力，促进文明之重大责任。欲完全尽其责任，则非有健全之精神，坚固之身体，丰富之学问，高尚之道德，饶裕之资财不可。而有一事焉足为青年之梗者，其惟早婚乎。夫婚姻者，所以谋后嗣之绵远，种族之繁殖，故于缔婚之始，当以年龄之幼壮，精神之健否，身体之强弱，学问之有无，道德之优劣，资财之贫富为标准……早婚之风，欧美近渐减少，惟吾国尚盛行之，此国家所以贫弱也。”②文章接着指出早婚有六大害处：损精神、伤身体、荒学问、败道德、害国计、弱种族，并且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1918年9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二十五》，首先称赞了严复当年注意到优生问题的敏锐性，然后有感而发地写道：“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鲁迅于是呼吁：“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1]295

介绍西方的优生学理论

1923年8月，沈钧儒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家庭新论》。该书对于婚姻家庭问题的许多方面谈了看法，其中涉及优生学的问题：“优生学亦译善种学，就是人种改良的意思……（一）可以知道生殖细胞和身体间的关系，是一种营养关系，吾人实有整理自己生活的必要。此从优生学上观念发生，对于自体应守的第一义务。（二）小儿得自遗传所赐，两性负绝对平均的责任，无一方可以幸免，则吾人当知结婚关系的重大，须为尽力于结婚以前种种研究和结婚以后（避妊）种种研究的事。此从优生学上观念发生，对于两性结合应守的第二义务。（三）后天特征虽不能直接侵入遗传，而以母体和儿体生理尤为密切之故，其结果危险终不可避，则吾人当知两性平时须常以勿妨碍第三者健康为目的，有注意行为嗜好与胎教等等的必要。此从优生学上观念发生，对于儿童个人和人类前途应守的第三义务。”[2]155说到优生学的传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努力。潘光旦，江苏宝山人，年轻时就读清华学校，1922年至1926年在美国留学。他注意研究社会学、生物学，对家庭问题、遗传与优生问题有独到见解。1923年10月，潘光旦在《申报》发表《合众国绝育律之现状》一文，文中介绍说：“优生行政有两面：一是积极的，即鼓励民族中之适宜分子多生子女是；一是消极的，即限制或禁绝不适宜分子之传宗接代是。目下已具规模的优生行政，大都是消极的；可以分为二类，一是治标的婚姻制裁，二是治本的生育禁绝。生育禁绝又有两种办法，一是隔离制，二是绝育制……一民族中，果何者为适宜分子，何者为不适宜分子耶？此其区别之标准有二：一为个人之社会顺应力，二为个人所有之特出的技能或缺陷。有充分之顺应力，可以独自与社会相周旋而无大碍者，有特出之才能，可以福利人群者，皆属适宜分子。反是不能与社会作相当之顺应，或有特异之生理的或心理的缺陷，始终须他人之提携或约束者，均属不适宜分子。”[3]1761924年，潘光旦又在《留美学生季刊》十一卷四号发表《优生概论》一文，对优生学的产生、定义和影响等方面作了介绍。文章首先解释了优生学的概念：“优生学英文谓之Eugenics，系由希腊字根意义为‘优’‘生’之二字凑合而成。国人有直译作‘优生学’者，有译作‘善种学’或‘淑种学’者，又有译作‘婚姻哲嗣学’或‘哲嗣学’或‘人种改良学’者……兹数译名中，国人将何择乎？作者尝根据字义，复参考各国译名，以为‘优生学’比较最为妥切，允宜一致采用。”文章接着介绍了优生学的社会意义和作用：“（一）普遍的健康之促进；（二）传染病抵抗力之增益；（三）一切身体上性情缺陷之铲除；（四）神经之创作力及刺激抵御力之加强；（五）感官效率之加大；（六）智力之渐进的提高；（七）求一切良善品性之彼此和洽无间，且与身体上一般的生活机能有相须之功而无冲突之患。”[3]18文章又谈到优生学领域：“优生学所从事者不外三大端焉，其一为人类一切品性之遗传问题。果一切品性皆经血统遗传耶？其遗传者，遗传之际果循有一定之法则耶？此法则又何若？凡此我侪应先有具体之答案，以为行事之根据。二为文化选择与社会选择之利弊问题。……第三步之研究，即如何可以使此种知识发生实效？如何可以使新观念新组织之形成不再与种族卫生之原则相背？如何可使社会分子于举行婚姻生产之际，知所选择、知所规避，一以民种图强之大旨为依归？……”[3]91925年6月，潘光旦又在《妇女杂志》发表《生育限制与优生学》一文，强调加强教育和宣传，使人们明白优生对于个人、家庭、社会的意义：“最理想的办法，生育限制运动应该和教育普及运动及社会卫生运动等协力并进；或比较它们略后一步。第一，我们应该对于社会的生理病理种种状况明白得一个大概，知道人口之何一部分应该多加限制，何一部分少加限制，或不加限制。第二，教育发达的结果，应该使普通人明白限制的真意义，即应知其不止涉及家庭经济与个人自由各问题，而亦与种族之竞存及进步问题有直接关系。”[3]166著名学者张竞生也注意到优生问题。张竞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讲义《美的人生观》，从生理学的角度提出优生的主张：“可是家庭有小孩，如能养育得好，确是父母的乐趣，也是人生应尽的责任。但须父母到极强壮的时期，与有良好的身体后才可产生。又要各量其力确能使多少儿女得到极高的教养程度，而后去定其产生多少的数目。如因要小孩而交媾时，当于山明水秀的地方，惠风和日的时节，在自然的中间，……乘兴作种种欢舞高歌的状态。如此情景，男女彼此所享受的不仅是肉体的快乐，而且精神上的和谐几与自然相合一，宇宙相终古了！如是而生的胎儿，不是英雄，便为豪杰。”[4]81另一位研究家庭问题的学者麦惠庭在所著《中国家庭改造问题》一书中也谈到优生问题：“优生是以遗传的法则，从事选择优良的配偶，以求人种（生育的品质）的改善为目的的，所以生育品质的优劣，要以遗传的品质为根据……男女在结婚以前，应以优生学的眼光，来选择善种的配偶；换言之，即要选择身家清白，健康，美好的容貌和体格的人，使得优良的遗传性，以求改良生育的品质。”[5]有的学者还特别谈到胎教问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22年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提出设立“胎教院”的主张：“推到优生学，但至少也要从胎教起点。我从不信家庭有完美教育的可能性，照我的理想，要从公立的胎教院与育婴院着手。公立胎教院是给孕妇住的，要设在风景佳胜的地方，不为都市中浑浊的空气、纷扰的习惯所沾染……总之，各种要孕妇完全在平和活泼的空气里面，才没有不好的影响传到胎儿。这是胎儿的美育。”[6]张竞生也认为优生应该从胎教做起：“我现在所主张的‘新的优种学’乃实实在在地单从胎儿的身体上做起。所谓‘新的胎教’，即使孕妇常有充分精良的食物，衣服宽便温暖，身体洁净，运动合度，精神上常有极端的满足与快乐……据人种学家所调查的结果，凡缺乏营养料的产母，所生儿童多成猴形，尖头细脑，颧骨高耸，唇腮突出，鼻凹耳歪，眼眶平露。总之，面部上各孔窍堆做一团，彼此不见明晰的界线。其他如四肢不发达，体魄不强壮，甚且身内各机关构造不好，以致百病丛生。反之，养料供给充分的孕妇所生孩儿多是面庞丰满，身体肥壮。而我以为这样强壮的婴孩，同时必能得到将来聪明与德性上较良好的成绩。因为凡身体好的孩儿，其性情必温和。若身体不好的则常多号哭。故要使婴儿好脾气，当使他先有好身体。他所快乐与痛苦者惟有在身体一件事，身体好则一切皆好了。其身体衰弱者因生理不愉快而多号哭，必至于神经起过分的刺激，养成将来神经变态的各种疾病，而一切凶暴顽劣的性质随此而生了。”[4]55此外，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兼善的《胎教》一书，中华书局出版了宋嘉钊的《胎教》一书，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华汝成的《优生学ABC》一书，都是当时反响比较大的著作。

提出提高人口素质的对策：优生和优育

儿童出生后在什么环境中成长，用什么方法养育他们，与他们将来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沈钧儒所说：“儿童是种姓改善之试验者，种姓改善为人类进步上一重要事件。中国素重胎教，即含有此义。但胎教是注意在未生育以前的。儿童坠地至满六岁，完全是受家庭翼卵。即六岁以后至达成年期，亦仍以在家庭时间为多，其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父母之教，影响毕生。若能施以有意识的组织，于遗传的改正，本能的发展，及必须注意之点，如强体益智等等，收效必突过于学校。”[2]121因此不少人士谈到如何科学养育儿童的问题。陈华珍认为应该讲求科学的育儿方法：“吾国女界，于育儿问题，素不讲求。夫长江九曲，流必有源。高木千寻，伐当求本。女子非国民之母乎。盖小儿由襁褓以及成童，凡哺乳衣服沐浴运动眠食教育等事，一举一动，无不依赖母氏，而受其感化。试观孟母断机择邻，孟子卒成亚圣。夫小儿之心地，无先入之言为之主，无偏僻之见蔽其明，如水之澄清，如纸之洁白，其天赋之良心，未遭戕贼也。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凡家庭之习惯，邻里之陶冶，俱足影响以及于小儿，而尤赖母氏指教，以轨入正道。他日之为英雄，为盗趾，其基础实出于幼年时代母氏之手。中国妇女，教育儿童，每施以柔弱保育，以过度之慈爱，养成儿童软弱之体质。例如冬日，风雪交加，为亲者恐其子之受寒，裹以重裘，围以火炉，使之任意食过量之食物，如酒类香料等有刺激性者，皆不之禁，事事悖理，无怪国势不振，国多病夫矣。东西各国，于教育儿童，最为注意，广设产科生育等专门学校，即普通之女学校，亦多注意及之。故外国妇女，无不具育儿知识者。吾愿吾国女界入校读书者，宜竭力注意，以养成他日为国民贤母良妻之资格。二万万女同胞，其各勉之。”①著名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向警予1920年5月发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论述了妇女解放的多个问题，其中特别提到实行儿童公育问题：“我国的儿童，真可怜极了！生在穷家小户里的，他的母亲，自己并没受过教育的洗炼，什么叫做儿童心理？什么叫做儿童教育？什么叫做保育学？他一点也不知道，并且他一天到晚，奔走衣食去了，还有什么时候看顾他的儿童？至于游戏的场所，玩具的设备，不消说是一点没有，儿童不能行走的时候，不是把他丢在囚笼式的轿椅内，便把他捆猪样的绑在背上，儿童能够行走的时候，听他在市井内，打架骂娘，一日到晚。生在富有的人家，他的母亲，不是太太，便是奶奶，太太奶奶的知识，大多数也和穷家小户的女人一样，不过他多几个钱，不要忙生活，却又要忙游玩，打牌，看戏，修饰头脸，诸如此类的事，也把他闹个不了，所以他也没时候养育儿童，只好凭他的臭铜钱，多请些乳母，这乳母又有什么知识呢？至于曾受过教育的高等女子，他于儿童的养育，自然要比较的合法一点，但他又是社会需要的人材，虽然现在我国女子的社会方面，没多的活动，而从事教育事业的却也不少，所以他虽富有养育儿童的能力，而时间上精神上都支配不来，所以大多数也是请乳母的。据此看来，我国儿童，都是这些无识无知的妇女保抱长养的，真可怜极了。我们从各方面观察，都觉得有组织儿童公育的必要，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组织儿童公育，必定选择那富于保育学识，曾研究儿童心理、儿童教育的女子，来当保姆，对于儿童的衣食住，必力求精美而适合卫生，游戏场所以及一切恩物玩具，必当应有尽有，力求完备，这比较那家庭窟里，各养各的，实有天上人间之别了，所以说组织儿童公育，是增高儿童幸福的。”[7]沈兼士在《新青年》发表《儿童公育》也认为：“社会先当立一调查机关，酌定每若干人口之间，于适当地方设一公共教养儿童之区。其中如‘胎儿所’、‘收生所’、‘哺乳所’、‘幼稚园’、‘小学校’、‘儿童工场’、‘儿童图书馆’、‘儿童病院’等，及其他卫生设置，均须完备。担任教养之人材，以体格壮健、常识完备、秉性亲切为合格之三大要件。此外更当设一‘儿童学研究会’，聘任‘儿童学专家’……随时调查讨论；每年联合若干区，开一‘儿童比赛会’请专门‘儿童学者’评定成绩之优劣，以期竞争改良儿童公育之组织，至于尽善尽美。”①

提出开展科学的性教育，普及性知识的问题

张竞生对于性教育问题有深入研究，他在《美的人生观》中大力呼吁开展性教育：“说及性教育一问题，关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性与情感有直接关系，而对于理智也有莫大的交连。饮食是生命的起始，性欲是生命的发展。现在许多政治家专心去讨论经济，而世界的教育家竟忘却了这个比经济更重大的性欲问题……况且性教育不止在肉体与病形上的讲求，它的最重要的任务乃在考求由性所生的情感与文化的主动力在何处。所以性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教育，又是极严重的教育。”[4]203周建人在《性教育与家庭关系的重要》文中写道：“现在性教育的道理，便是想顺着儿童长发的顺序，用一种教导的方法，使儿童长成起来的时候，得到正当的‘性的知识’，使从前视为神秘黑暗的性的本能变为光明，从前视为秽亵的变为尊严，性的卫生及品行，基础就在这上面。”[8]林昭音在《两性教育之研究》文中明确指出：进行性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科学素养，有利于倡导卫生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促进优生优育，提高种族质量。他说：“我国人种，所以如此之孱弱者，其主因不外早婚和人民不知摄生之道耳。我国社会以‘多男子’为荣，为父母者莫不乐其子女之早婚，他日可早享‘龙文绕膝’之幸福。甚或未及成年（约十四五岁）之男女，即行结婚，而对于其子女身心之发达是否有妨，不问也；后嗣之健康与否，亦不问也。于是社会早婚之风日盛，而劣性之父母，遗传劣性于其子女也亦日甚，更如女子缠足之恶习，使活泼之女子，转为残废无用之人。禁锢家庭之内，绝无户外充分运动之机会，安望其有健全之身体乎？试问此种孱弱之女子，安望来日有健全之国民乎？……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我国人不欲强种则已，如欲强种，非提倡优生学不为功；欲实行优生，非推广两性教育，仍无济于事。二者互相进化，始克奏效。”[9]87林昭音还比较详细地提出性教育的内容：“若再就其内容而分析之，则包含以下诸科学：（1）两性卫生学（个人的和社会的），（2）生殖的生物学（含生理学），（3）遗传和优生学，（4）两性伦理学，和两性社会学，（5）两性心理学，（6）两性审美学。夫两性教育之意义既明，则两性教育之目的，自然易解。约而言之，可分四种：（一）使人对于人类生活上一切两性问题，保持一种开明的，严正的，科学的，尊重的态度。（二）使人对于个人健康上，及效能上，有直接关系之两性机关，应有适当之卫生智识。（三）使人审虑两性本能和行为，对于社会之关系；质言之，使各人对于两性之社会，伦理，心理，优生各方面，发展自己之责任心。（四）使男女青年，明白两性之不道德和社会疾病之关系。”[9]81以上结合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剧烈变革的现实，从几个方面叙述了一些知识分子主张优生优育、改良人口素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主张。与传统观念相比，这些新的思想主张是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是当时激进知识分子探索社会变革和发展道路的努力的一个方面，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变迁具有积极的影响。当然，推进优生优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与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与社会文化的进步、与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密切相关。社会的核心是人，人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更有效地推进优生优育工作，达到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知识分子的追求，也应该是当今中国谋求科学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本文作者：关威单位：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