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固论文：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稳固的对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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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健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大众传媒与西南边疆地区发展的研究

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动作用。近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侧重考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实际情况，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在产业化、集团化进程中的新进展。研究方法除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外，调查统计、内容分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成为民族新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报业的发展方式，阴卫芝在《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报业发展的思考》中提出：“一、以强做大,尽量提高地区报纸在本地的影响；二、用渐进渗透的方式,逐渐走出地域传播的局限；三、利用互联网集聚人气，为成立报团做准备；四、开发新型的报道模式。”

②而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经济的发展，周建民以新疆地区的媒介为例，指出“影响新疆媒介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地理条件造成人口居住分散，使得传播成本加大，信息严重滞后；本来就绝对数量较少的受众，由于行政、民族等原因被分割成几块；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古老的人际传播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媒介市场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欠发达是影响媒介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媒介自身的因素也影响其发展。”他同时提出对策及出路。③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则首次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了一次有关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尝试。作者选择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独龙族主要聚居地——独龙江作为研究个案，通过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结合相关研究资料，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指出：“在独龙江这样的少数民族社区,电视机还是一种稀有品,其拥有和使用受到极大限制,拥有和使用电视成了一种十分突出的‘象征资本’意义。这种由电视带来的‘象征资本’在发挥作用的同时,或是与原有的权利系统实现有效地‘嫁接’，或是促使乡村社会的权利发生转移。这种变化发生在政府的基层组织身上,使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利，几乎已经瘫痪了多年的农村基层组织有了电视后似乎重新在村民心目中获得了地位；发生在家庭内部,一是使权利从老年人转到青年人,二是男性在这其中拥有较大权利。”

④相关的研究论文还有：周德仓《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的藏汉双语传播》（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单晓红《报纸传播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载《大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刘红《大众传媒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载《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阿斯买•尼亚孜、金玉萍《新疆民文党报传播效果调查分析》（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1期）等。

民族新闻理论、信息传播、媒介

素养等与西南少数民族发展的研究关于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学界还从民族新闻的特殊规律、民族新闻的发展趋向、网络对民族文化关系的影响、媒介素养等方向进行了广泛而较为深入的探讨。

徐利提出，民族新闻的受众绝对数量不大,但意义重大。他认为，民族新闻的特殊规律包括：“民族新闻要受到民族政策和新闻政策的双重影响；民族新闻应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新闻的内容包罗万象，不是像某类新闻，如政治新闻、娱乐新闻等涉及某一领域，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有民族新闻的题材。少数民族受众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边防的稳固，不仅要大力发展，更应采取慎重认真的态度。”⑤陈峻俊指出，民族新闻的发展趋向包括：“一、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统一起来；二、更加注重发展和稳定的报道；三、强调民族特色与跨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四、强调民族新闻要向经济领域倾斜。”

⑥《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张宇丹主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1992年云南大学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的课题，有针对性的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要素进行探讨，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信息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化程度较低，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信息化程度也有悬殊。因此，该研究提出了“媒介教育”的构想，并详细加以论证，主张充分利用传媒手段达到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最终完成社会发展目标。《现代信息传播与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肖迎，《社会主义论坛》，2005年第8期）则以云南省福贡县赤恒底村为研究个案，详细探讨了在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开发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来记录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

《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庄晓东，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将网络媒介及其激发的社会文化变迁置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理论背景下考量，从三个不同的向度——作为媒介使用者的少数民族族群成员及相关社会文化变迁，虚拟世界的真实文化话语建构，民族地区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现代性变化的过程中网络传播的现代性效能——展开了较为细致和全面的分析。同时，这项研究也期望通过多元化教育途径，努力建构云南少数民族的现代网络媒介素养。

周竟红在《网络信息与民族关系》一文中提出，“网络信息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了解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远离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人口较少，于是在文化交流中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结构，即汉族文化以其特有的强势形成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特点限制了其在传统媒体条件下的外部传播。网络民族信息对现实的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调整来说利弊互现，不同民族间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是民族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的闭塞或非完整性信息交流会直接引发民族关系的失调,也会限制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⑦徐晓华利用近一年的调查统计，通过调查的数据，推翻了目前学界对于农村传播的一些主观臆判。其中，最主要的发现是：大量的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入不敷出，经济情况总体较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地区农村的电视、电话的拥有率很高，农民人均看电视的时间高于全国平均数约1小时。虽然看电视的时间长，但是七成以上的农民在种植业、养殖业活动中从没有借助过媒介。这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对该地区的经济起到“提振”作用。在《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徐晓华，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中，徐晓华从媒介素养角度探讨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提出了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政府、媒体、少数民族。在这三方之中，政府负有主导、协调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大众媒介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有社会责任感；而少数民族农民则应主动增强利用大众媒介的意识与能力。最后，他提出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民族地区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为依托，初步构建我国少数民族媒介素养的教育体系。

相关的论文还有：李成连《民族新闻理论构架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记者》1999年第10期）、白凯文《中国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载《民族教育研究》1999年第2期）、沈广彩《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黄新宇《少数民族地区亲子关系中的媒介接触差异研究——基于广西两所师范类高校中的大学生与其父辈的调查》（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林晓华《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喻健《地方民族高校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特点分析》（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等。

综上所述，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系研究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显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潜力。概括地讲，这些著作主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立足于滇桂两省区边疆地区，从横（与发达地区的对比）纵（历史沿革）两个方面，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系统考察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生态环境、信息传播的内容、及信息传播对内对外（国外）效果和影响等问题的著作还没有出现。为此，学界可从这方面着手，通过调查和研究，以期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参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借鉴与启示。

今后研究方向的探讨

1.拓宽视野，调整角度

近代中国饱受侵略，因而传统边疆史研究主体往往以受害者视角而发言，如反侵略研究。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进行传统边疆史研究的同时，不再就中国而谈中国，以全球化的视野，以信息传播角度切入边疆和谐稳定研究，期待通过边境地区信息传播，提升中国的“软力量”，塑造中国不是该地区的挑战者而是建设者这一新形象，本命题期望这是一个突破。

从“信息传播与边疆地区和谐稳定”角度来审视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是把传播学的理论资源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大胆尝试。一方面着眼于学界所言的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民族化”，另一方面为目前实证研究相对缺乏的中国传播学提供一些数据，更重要的是要为民族地区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利用信息传播进行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

除了以上我们所提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之外，加强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涉及的新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我们只有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立体的多维透视，才能得出准确科学的结论。今后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研究，学者们还得在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除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外，调查统计、内容分析、民族志等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

2.深度研究，重点挖掘

边疆史传统命题以边疆管理、边患、边界问题等为常，而方向上又以西藏、蒙疆为重。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及特点，梳理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状况、特点，考察传媒的力量打破该地区封闭、狭隘、守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将有可能更全面、准确、完整理解边疆地区社会文明发展横向向度复杂和多元的历史互动，深化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理论思考。此为该命题另一突破。

3.与时俱进，以史鉴今

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以史鉴今。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研究也不例外，我们的研究成果要与实践相结合。就现实而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大多数东盟成员国出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与中国保持良好的邻居关系；但同时，又认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对它们构成威胁。在“周边是首要”这样的国家大战略下，国家于1992年启动了“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工程，意在恢复与重建环北部湾地区在古代环南中国海的交往通道作用。西南边疆新闻传播的综合研究在实践上既可为边疆地区参与国内、国际经济竞争，提供新的科学依据和参考；也可为该地区在全球新经济形成过程中建立地区新型的经济交往关系，提供可实际操作的策略与方法，从而有利于该地区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国内外的竞争，有利于该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的桥头堡，实际应用价值当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