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城新市民信息素养评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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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城新市民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土地扩张或城市建设重心区域的迁移而失掉土地、变更户籍、就近集中安置的新城市居民[1]。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可以分为外化和内化两个过程。外化是指围绕主体的外在环境的变化，如户籍、住房、社保、医疗等，这些都是在征地迁移过程中可以短时期依靠国家相关政策可以强力推进并迅速实现的问题。但农民的内化过程，即如何从内心思维方式、外在行为模式的转变和调整来真正实现一个农民到城市市民的角色扮演和再造过程，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群体视角考虑，大部分需要在二代，甚至三代才能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影响农转城新市民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的因素有很多，包含思想观念、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等。这些因素是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决定整个市民化程度的关键。在这些因素中，信息素养作为一个信息社会的基本素养，是一个事关新市民的终身学习能力、职业可迁移能力、城市适应能力等的重要因素，与其生活、就业、社会保障等息息相关。国内外对城市新市民的研究，多从其角色再造和城市融入的社会学、经济学角度开展对其多维度、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基于信息时代背景下，信息素养作为一种终身学习的基本技能和一种重要的职业可迁移能力，却鲜少系统性地对城市新市民素养开展研究，更未见信息素养标准编制和实践案例研究。虽然国内外较少农转城新市民信息素养标准，乃至信息素养的研究，但却可以整合到一些相关研究以供借鉴。

1国内外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研究

1.1信息素养评价信息素养评价是在依据信息素养标准，采用科学的测评方法，依据一定的测评指标体系，“对个人和组织进行信息素养综合能力的评估过程”。信息素养评价是对评估对象在信息素养培养、教育这一过程中的自觉性和反思性的反映，其测评结果也是开展其教育及相关设施建设的重要依据。信息素养评价研究大体分为两个类型的研究：一是评价标准的研究，一是评价的实践活动研究。信息素养评价标准是信息素养评价的依据，是对信息素养能力和水平高低进行评价时所规定的指标及其要达到的要求，它一般采用具体的指标体系来体现。信息素养评价的研究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通用信息素质评价标准，也有了很多成功信息素养评价实践案例。国内对信息素养评价研究，评价标准方面，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国外信息素养标准介绍、引进，二是国内信息素养标准的构建；信息素养评价实践方面，研究多集中在评价指标或体系的制定、评价模型的构建、评价方法的选择、评价结果的比较以及改进措施等。

1.2信息素养评价标准信息素养评价标准是准确测评个体或群体信息素养水平的标尺，是事关测评结果是否科学、切合实际的关键。无论是信息素养标准的理论或实践研究，以美英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信息素养标准研究都走在前列，研究方向已经逐渐从标准的制定向标准的落实、评价方向发展。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一般由权威机构制定，拥有比较成熟、通用性比较好的评价标准，如美国不但有全国性指导标准，各州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也会制定州级标准，并通过州立法付诸实施。一般而言，这些州级信息素养标准是以全国性指导标准为框架的，如《科罗拉多州信息素养标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信息素养标准系统性比较好，不但有针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评价标准，也有针对学科的评价标准，如《科技信息素养标准》《学科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的内情报告》《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信息素质标准》等。国内的信息素养标准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者为部分学者和专业人员，研究也多倾向于信息素养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较为零散，实践开展很少，没有权威的全国指导性的标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中以在2005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联合的《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指标体系》最为突出。（陈延寿，2006；陈文勇、杨晓光，2007；何晓阳，2011；曾晓牧，孙平，2006；张东，吴贺新，张德，2007；王朴，2004；杨林，2004；李萍萍，2012；张晶，2012；李芳涵，2013；杨鹤林，2014）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基于学科，特别是医学学科的信息素养标准研究稍显突出，如张士婧《医学信息素养研究与实践》之医学生信息素养标准、何晓阳《医学本科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

1.2.1国外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研究国外较早开展了信息素质评价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形成了许多较为完善的信息素质评价标准，以美国1998年基础教育信息素养标准《学生学习之九项信息素养标准》为标志和起点，一批通用性好、较为成熟并得到典型应用的信息素养标准开始呈现，逐步深化和改进，从而更好地引导、指导信息素养培育，这其中，“美国ACRL标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ANZIIL标准以及英国SCONUL标准最为著名”。梳理国内外文献，我们整理汇总国外一些典型的信息素养标准如表1。通过梳理文献对比分析，国外的信息素养有以下几个异同点：（1）标准主要基于个体信息行为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描述和评价，有详细的被官方所认定的评价方案和操作细则，标准操作性较好。（2）由权威机构组织信息素养标准的研究和，且图书馆色彩浓厚。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信息素养标准的研制和项目发起、研究者多为权威学会或专业机构，图书馆协会处于主导地位。如英国高校与国家图书馆协会、澳大利亚图书馆馆员协会（CAUL）、新西兰信息素养学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下的信息素养教育委员会、美国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协会，特别是199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信息素养论坛”，更是将行业协会的组织上升到国家层次。这些组织是美国信息素养标准的制定者，也是系列评价标准研究项目的发起和推动者。（3）标准多以借鉴美国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并根据国情各有侧重。美国2000年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提出了5大标准、22项执行指标、87项具体表现指标，为信息素养教育和评价提供了框架，故得到各国借鉴，译本不下15种。不同于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原则、标准与实践》，英国SCONUL版没有信息道德指标考察，但在2011年的修订版中却率先提出了信息素养应作为一种重要的可迁移能力（transferableskills），标准重点定在培养以产生新知识为目标。（4）标准通用性、系统性较强。通用性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都有全国、通用性的信息素养标准，这些标准多起着指导性作用，地区可以根据指导标准结合实际制定自己的地区性标准，如《科罗拉多州信息素养标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等。系统性方面：标准针对教育的不同层次，制定了不同阶段的标准：既有针对基础教育的、也有服务高等教育的，同时还有基于某一特定学科或专业的信息素养评价标准，形成了一套系统性较强的评价体系。（5）标准研究逐步转向学科性标准。由于信息素养标准相对比较成熟，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近年将标准研制重心逐步转向学科信息素养标准：美国2004年制定《科技信息素养标准》（草案）、2007年制定《英美文学专业研究能力指南》、2008年《人类学与社会学领信息素质标准》、2010年《心理学信息素养标准》等。专业化、分层次将会是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的主要研制方向。

1.2.2国内信息素养标准研究国内的信息素养标准研究总体起步较晚，有了初步的研究方向，理论上提出了评价标准的框架，但还没有具体内容和评价细则，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性的、官方认可的信息素养评价标准，更没有国家层次的信息素养标准。国内信息素养标准研究主体多以个人，较少以权威性的组织和政府机构为主体展开，由权威机构或者专门研究机构制定的成果不多；对标准及指标的理解基于个体而有很大不同，对具体指标的选取稍微随意；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较少经过实践检验。虽国内较少成型的、权威的信息素养标准，但也有不少的相关研究为国内信息素养标准的研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和依据：（1）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件提出了6个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标准，分别为：研究和判别信息、使用各种信息工具、获得继续自我教育的基础以及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2）2000年，教育部《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对21世纪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目标和教育提出了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加工、信息创新、信息利用、信息意识和信息交流的能力。（3）2000年，陈文勇等在《高等院校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研究》一文中提出了“高等院校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标准”，有9大标准共40项指标，包括信息需求、批判性的评价检索到的信息、查找信息源、了解影响信息查找和利用的公共政策及伦理问题等。（4）2001年，孙建军等在借鉴美国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在评判性接受ACRL的信息素质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应结合我国实际，加入信息意识等指标”，并建议从8个方面制定信息素养标准[7]。（5）2004年，杨林提出了信息素养评价标准应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划分不同层次标准。他认为，不同层次的人群对信息的获取方法、组织利用不尽相同，因而个体对信息素养的需求也不同，评价标准如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则会缺乏针对性，也不容易面面俱到。因此，他认为应该根据人群类别分层次制定信息素养标准，并提出了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素养四个层次:基本应用信息素质，专业应用信息素质，基本服务信息素质，基本服务信息素质。（6）2006年，刘孝文在硕士论文中构建了一个有5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33项三级指标的信息素养评估指标，并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该指标体系较为详细地对信息素养标准、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进行了论述，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9]。

1.2.3国内外信息素养标准研究现状评述通过国内外信息素养标准研究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由于研究历史不一，标准研究成果有巨大差别。国外研究历史较长，其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的成熟度也相当高，系统性较好：有全国性的指导性标准，也有指导具体实践的地区性标准，还有基于学科的行业标准，评价体系比较齐全；国内的信息素养标准研究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只是有了初步的研究方向，评价标准多为理论框架，没有具体内容和评价细则，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性的、官方认可的信息素养标准，更没有国家层次的信息素养标准。（2）信息素养标准研究发起主体不一样。国外信息素养标准的编制和项目实践、研究多为学术机构或专业机构，如美国的“国家信息素养论坛”、英国国家与大学图书馆学会、新西兰信息素养学会等。而国内信息素养标准研究大多由研究者个人自动发起，较少由专业机构组织，现有的标准中仅有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高校图工委编制了信息素养标准。（3）研究发展方向不一样。国外由于已经具备成熟的信息素养标准及其评价体系，除继续根据信息技术、人文环境的发展而逐步修订、完善信息素养标准外，比较重视信息素养标准的实践研究，近年来，研究方向更是逐步转向学科性信息素养标准的制定和实践；国内信息素养标准研究大多停留在基于理论层面、浅层次的信息素养标准框架的提出和编制。由于研究主体多为个人，其对信息素养标准和指标体系的理解程度不一，对具体指标的选取也多根据个人理解，较少经过实践检验，可操作性差。（4）多局限于学校情景。国内外的信息素养标准，如美国《学生学习之九项信息素养标准》、英国SCONUL版标准等，国内的《北京地区高等教育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高校学生信息素质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其评价对象都是中小学生、大学生等，局限于学校情景之内，较少有针对社会特定群体进行信息素养标准研究。

2城市新移民信息素养相关研究

在国外，“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机构的户籍制度，城市新市民的概念基本与城市新移民的概念相同”群体成员构成来自各个阶层，与社会其他群体的信息素养差异不大，在新城市的融合问题其实更多的是身份认同、文化距离等问题，因群体性信息素养能力弱势造成社会融合的障碍的因素不大，因此，国外对新市民信息服务也多集中在信息资源和信息获取渠道的介绍和展示上。美国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在城市新移民的信息培养和教育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伴随其移民发展史，其相关的移民信息素养教育和资源也有悠久的历史，达百年之久，累积有丰富的特色馆藏。在移民的信息服务和信息教育中，图书馆也积极参与其中，根据移民不同阶段、不同群体针对性的提供不同的资源和培训服务，如初期的语言培训、移民指南参考等。并经常性地与社区开展合作拓展信息交流和信息融合，以期加强新旧居民的融合，促进他们信息的相互渗透，拓展信息的渠道。

3农村居民信息素养标准研究

中国期刊网CNK“I文献”模块关于信息素养（信息素质）的文献共49318篇，其中关于农民信息素养的文献65篇，所占比例为0.13%。梳理、研究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农民信息素养研究多集中在信息素养现状调查描述和基于政策层面的对策建议方面，实证研究不多，有较少文献涉及农民信息素养评估研究，也尝试构建初步的指标体系，但无对农民群体的信息素养标准研究。在现有的农民信息素养评估研究中，测评方式多根据现有国内外成熟的评价标准，选取部分和全部维度指标，进行指标设计，并结合问卷形式进行调查评估。

（1）余姣萍等在《我国中部地区农民信息素质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中从信息素养的三个维度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手段来对农民的信息素养进行测评。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中，每个维度指标又包含不同的表现指标：“信息意识包含信息重要性意识、信息获取性意识、接受新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包含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加工能力、信息使用能力”；“信息手段包含信息获取工具和信息获取渠道”。

（2）李群在《山区农民的信息素养量化研究———以昆明市官渡区为例》文章中借鉴陈吉利的《信息素养的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及其权重》的指标设计思路，设计了山区农民信息素养测量指标，可以说是针对农民群体较早的信息评价指标体系，但对信息素养评价指标的取舍原则，文中并未给出合理的论据，实践性指导意义不强。

（3）苑春荟等为了对农民信息素质进行量化测量，设计了“农民信息素质量表”，量表基于信息素质过程模型的基础上修改编制而成。包括信息需求意识、信息价值评价、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理解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五个维度，共43个描述指标，每个问题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方法进行测评。以上文献，在详细研究信息素养评价的基础上，尝试开展对农民信息素养评价指标的设计研究，苑春荟更试图将定性的信息素养通过李克特5点评分法直接转化为量化指标。这些研究研究成果，对以后的农民信息素养标准和评估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对农民信息素养评价标准本身的研究，而直接越过标准开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这和国外信息素养评价的研究路径是相悖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国内农民信息素养评价指标的选取中，参考和借鉴的信息素养标准基本上都没有明确交代，这会使指标本身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大打折扣。农民群体的信息素养，有其基于国情和自身特质的实际，与国外农民有本质区别，国外农民更多的是基于农场主的概念，计算机能力比较高，信息素养能力和城市居民群体性差别不大。因此，国内农民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时候不能简单借鉴、模仿国外信息素养标准，特别是基于学校情景的信息素养标准，这会严重影响农民信息素养的实际测评效果、对策建议和政策制定。

作者：张必兰 吴诗贤 刘军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 重庆工商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