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舆论反转事件健康传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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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传播在网络舆论反转事件中呈现出新的特征，部分媒体的错位、健康领袖缺乏发声平台以及受众的健康恐慌，共同促使涉及健康知识的网络事件一波三折，“反转式”发展让健康知识空前发酵。只有媒体、健康领袖和公民联动发挥优势作用，才能将健康恐慌控制在稳定状态，才能减少网络舆论反转事件的发生，同时尽可能向公众普及健康知识。

关键词：舆论反转；健康传播；健康恐慌

关于健康传播，目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是罗杰斯曾为其下的一个定义：健康传播泛指在人类社会中一切跟健康知识相关的传播行为。当前学界对健康传播已进行了诸多研究，主要围绕健康传播运动的发展、医生与患者的关系、突发事件中的健康传播以及大众传媒与健康传播的关系等。［1］笔者发现目前针对网络舆论反转事件中的健康传播及健康恐慌类的研究较少。网络舆论反转事件中健康知识的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实际上是媒体、健康领袖以及公众的行为发生改变促使舆论反转事件的发生。舆论反转是指网友随着对某一事件的深入了解，立场发生根本性逆转。例如，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人们认为的“真相”发生巨大反转，前期舆论骂家属，后期舆论发生反转斥责医院。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舆论反转事件中都涉及健康知识，并且网络舆论反转事件从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开始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所以本文只将2008年以来涉及健康知识的网络舆论反转事件列为研究对象。本文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5个案例，分别是2018年的“王凤雅事件”、2017年的“榆林产妇跳楼事件”、2016年的“右肾消失事件”“山东潍坊纱布门事件”以及2014年的“湘潭产妇死亡事件”。

一、部分媒体错位

网络舆论反转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反转，是因为开始传播时即出错，才有后来的“打假”，继而出现舆论反转。纵观这5个案例，传播源头分别是微信公众号“有槽”、新闻App“二三里”、《新安晚报》、山东电视台《生活帮》以及华声在线。不难发现，网络舆论反转事件的传播源头均是媒体，“把关”严重缺失导致虚假信息泛滥。在这些涉及健康知识的网络舆论反转事件中，部分媒体缺乏相关医疗知识，忽视客观真相，甚至刻意扭曲编造事实、滥用医学术语以及对事件过度煽情化等。在这些事件中，媒体只注重事件的影响力，进行的议程设置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了社会利益。这种做法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公众被情绪操纵，沉浸于谴责某个群体中，却忽视事件本身涉及的健康知识及其背后的真相。在2016年的“右肾消失事件”中，《新安晚报》在报道中采用“出院第二天”“肾失踪”等词造成公众对事件的误判，事实上当事人在做完手术两个月后去医院检查时才发现右肾“不见了”。部分媒体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更是大肆采用“瞬间萎缩”“偷肾”等词语，不实信息的错误引导致使公众情绪爆发。在“山东潍坊纱布门事件”中，山东电视台《生活帮》栏目盲目相信患者家属一方言辞，在获悉患者手术过后纱布有遗留的情况后就认定这是一起重大医疗事故。在此过程中，栏目组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对医生用纱布填塞止血的保守治疗方法进行歪曲解释。为了追求节目效果，栏目组通过剪辑刻意忽略关键信息，“坐实”医院失误。其后发表的致歉声明中“不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基本事实报道基本准确”的说辞更是被人诟病。

二、健康领袖缓速还原“事实”

在网络舆论事件中，“意见领袖”的身份日渐趋于多样化，有“草根领袖”“公知领袖”“媒体人领袖”“明星领袖”等。在健康传播事件中，有两类“意见领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分别是具备医疗背景的医学专家和第三方权威医疗鉴定机构，他们是此类事件中的健康领袖，他们至关重要，但往往参与不及时。医学专家的发声是健康传播舆论反转事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有拨乱反正的“重任”，是此类事件中的健康领袖。医学专家与媒体同样是高可信度信源，相比低可信度信源来说，两者能更快地获取普通群众的信任，但是医学专家在事件开始缺乏发声平台，发声平台完全被媒体把控。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本身成为获取公众信任的关键，专业的医学知识压倒媒体错漏百出的报道，引导舆论激浊扬清。例如，在2016年的“右肾消失事件”中，出现众多健康领袖的声音支持医院，从现实角度为公众破除了“右肾被摘”的谣言。医学专家在为大家普及健康知识的基础上拨开层层迷雾，还原了真相。第三方权威鉴定部门则负责调查事件的真相。一般在事件发生后期，双方各执一词，激起舆论海啸的情况下，第三方部门才介入处理，给事件定性。在2017年“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在榆林医院与家属互相指责的情况下，榆林市卫计局介入调查，认为医院的诊断、产前告知手续、抢救措施等符合规范，不存在故意不实施剖宫产的情况，但在关怀产妇、监管力度、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还有不足。在2018年的“王凤雅事件”中，太康县公安局查明，王凤雅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善款并未遭挪用，其弟所做的唇腭裂手术费用由北京嫣然天使基金承担。

三、公众心存健康恐慌

社交媒体时代，单向传播模式发生改变，尤其是在舆论反转事件中。普通公众会运用社交媒体主动获取健康信息，来靠近他们认为的“真相”，与“意见领袖”进行“对话”。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健康知识不断丰富。当事件双方各执一词时，公众便积极呼吁权威部门介入处理。涉及健康知识的网络舆论事件发生反转，根本上是由于公众对健康的恐慌，一遇到与健康相关的事件，公众就容易失去理智，盲目跟从网上的偏激声音。［2］生活中处处充斥着各种“疾病”，这直接导致了公众对涉及健康知识事件的敏感。当“剖腹产”“偷肾”“纱布残留”等字眼进入舆论场后，人们发表各种言论不是因为对事件中的当事人多么关心，而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往往把自己代入事件中，把自己假想成当事人，导致了舆论的非理性爆发。在2017年的“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前期由于医院公布产妇下跪视频，顺产及剖宫产流程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受关注程度可见一斑，“术前家属签字”“推行无痛分娩”等一度成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后期舆论完全逆转，公众痛斥医院没有履行监管责任，没有给予适当的人文关怀，公众对于产妇心理健康、围产期抑郁症空前关注。发生在2014年的“湘潭产妇死亡事件”，反转前公众对湘潭县妇幼保健院全体医护人员失踪感到震惊，一时之间矛头直指医院和医生不负责任、罔顾人命。随后事发当晚患者家属打砸医院的视频曝光，众多医生详述羊水栓塞的高死亡率，“羊水栓塞”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快速普及。四、结语健康传播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涉及健康知识的网络舆论事件极易发生反转，媒体不经审核虚假消息、健康领袖普及健康知识还原事实以及公众迫切想要掌握健康信息共同促使整个事件发生舆论反转。在普及健康知识的基础上控制健康恐慌，需要媒体、健康领袖以及公民发挥多重优势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瑛.美国之健康传播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1（25）：99-106.

［2］汤先萍，杨露露.生活医学化与健康恐慌的关系及其反思［J］.医学与哲学，2014（35）：4-22.

作者：王毓娟 李敏 单位：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