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行语对青少年影响机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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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时代，偶像生产主体以及生产过程都发生了改变，而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则是青少年参与偶像生产、偶像商品消费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在参与过程中网络流行语也会成为某一群体性符号标志，以特定的语言交流、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表达特定群体的情感倾向。网络流行语成为网络时代青少年偶像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其出现及流行的背后是青少年个性心理和媒介生产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对青少年的语言规范使用观念造成冲击，模糊了网络与现实的使用边界。

关键词:偶像生产；网络流行语；青少年

网络流行语的形成多以某一热点事件为契机，引发网民通过语言进行创作生产，并在一定范围、时间内流行。国内网络流行语与青少年关系相关研究始于郑丹娘在2001年发表的《网络流行语与青少年“自说自话”》，文中提出网络流行语中存在的“自说自话”现象是青年文化的一种表现；之后，学者陆续从消费心理、社会文化、隐私保护、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二者间关系的研究，对青少年网络流行语的内在生产机制，尤其与偶像生产相结合的研究则少有涉及。而网络流行语作为青少年的一种意义生产，往往与其媒介内容消费行为相互关联，作为媒介偶像生产中的重要符号要素——网络流行语，也往往产生在偶像的生产、流通过程中，偶像生产借助网络流行语的符号建构、加工、传播实现。

1网络流行语是青少年创造偶像的生产要素

传统偶像生产，其创造的主动权在于大众媒体，在注意力经济下，通过媒体叙事性添加，视听手段的聚焦和放大，快速将人物符号化、故事化，努力将个体转化为与大众有一定距离，进而产生审美效果的文化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刻意通过符号的选择性添加来建构偶像，实现将人向商品的转换。互联网时代，偶像生产的权利机制发生转化，互联网改变了人与媒体之间的连接方式、人与内容的交互方式，受众的传播地位得以提升，以往在信息的推式传播中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在网络平台可以自主选择信息，并传播自身的意见、观点，基于共同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形成基于网络平台的聚集，而这种权利转化突出表现在受众的偶像选择和制造的主动性上，受众成为生产者，通过点对点的交互式传播，原本散落、零星的个体聚集成合力，影响和改变了偶像的生产机制。偶像生产过程中，由于受众的主体性参与、创造，颠覆了传统偶像形成过程中的话语机制，以往相对封闭的媒体叙事被迫与受众发生互动，而这种互动突出表现在语言的生产、再生产上。

1.1作为生产符号的网络流行语

网络时代，传受双方角色很难严格区分，受众基于节目内容进行多次创造，进行相关的内容生产，受传者便转为了传播者，尤其是基于社交媒体，受众在内容创造过程中，往往出于构建社交身份、传播社交符号，达成社交资本的目的。在《创造101》中，王菊作为偶像形成的过程中，其自身言论经受众传播、再创造、加工生产形成了独特的节目派生内容，借明代陶渊明爱菊一说，喜欢王菊者将自己称为陶渊明，并借助社交平台，发表追求押韵、对仗的“诗句”式评论，形式上从打油诗、表情包，再到专属的“菊话宝典”。而这种受众自发创意生产的方式和王菊独特的偶像生产符号关联在一起，形成一种天然的语言屏障和社交门槛，进而构成了一种社交群落标识，既与其他粉丝团队相区隔，同时也形成了比较强的偶像与粉丝间的维系能力，通过这种语言性的框定，王菊的粉丝将群体之外的人称为“菊外人”。粉丝受众基于网络平台围绕偶像符号形成的社交群体特定语言习惯和交流风格，并在群体内部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语法组合，甚至创造出新的语言词汇，并通过群体协商机制对符合群体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信息加以强化，对不利言论加以反驳，逐渐达成群体共识，从而形成一定的准组织形态。也就是说“菊言菊语”一方面成为偶像符号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成为群体与偶像间的重要关联。

1.2作为消费符号的网络流行语

生产出偶像并极力维护偶像的形象，粉丝受众会自觉屏蔽掉对偶像不利的信息传播，并通过正面信息的规模性覆盖，冲淡不利信息对偶像形象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个过程是受众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节目消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菊言菊语”系列的语言性生产成为《创造101》中王菊身上的特定消费符号。伴随王菊在整个比赛过程中的排名起伏，创作出“菊菊可危”表示其排名有危险，可能会被淘汰的境地；创意式拉票：“你一票，我一票，菊姐还能继续跳”“半杯星巴克，菊姐变快乐”“一杯一点点，菊姐走更远”等流行语。粉丝受众在群体内命名均含有“菊”字，并通过语言上的生产，对比赛过程中“黑粉”进行回击，“菊粉多说对不起，王菊才会了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骂我我骂你，不如我们在一起”“骂完投一票，身体好的呱呱叫”“对不起对不起，常说对不起，菊姐翻盘起”。通过“菊言菊语”系列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既实现群体内交流的目的，又实现对群体外统一形象的识别性符号传播目的，同时也完成了粉丝受众具有参与性、生产性特征的偶像消费过程。

1.3作为文化镜像的网络流行语

语言的生产往往与背后的社会、文化关联在一起，“网络流行语实际上也反映了现实社会系统运行的结构性特征，是社会结构特征的一个镜像。”[1]粉丝受众通过这种基于内容的语言生产建立一种临时性社交关系，以偶像在综艺节目《创造101》中的竞技表现、比赛结果设置议题，形成群体内的讨论热点，推动下一步社交行为发生，粉丝受众以想象中在场的方式参与，甚至左右偶像在竞技中的结果，并由此引发某种群体性行为，比如投票、制作表情包、生产流行语，由此形成一种文化群落，并在一定人群范围形成流行性、规模性传播。在这种群体性传播中，粉丝受众以自生产的方式形成的内部文化本身就具有吸纳流量的能力，偶像的生产和加工具有非常强烈的小众群体文化色彩，在《创造101》节目竞技机制推动下，这种小众群体文化须向大众文化进行转化，进而吸引后续粉丝的加入，有些网友表示，“看到王菊的粉丝这么好玩，我也入粉了”，甚至以往对偶像持有反感情绪的网友，也通过这种群体性文化的转化、传播，转变对偶像的态度，“黑着黑着就黑出感情来了”。而这种文化间的转化，显示出“网络流行语从具有颠覆精神的小众文化群体走向具有各种大众文化特征的群体是标出性的历史翻转。”[2]

2网络流行语折射青少年的偶像审美和价值认同

偶像是系列性符号商品，“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实质就是个人在认知、情感和个性化发展上的欣赏、接受另一个人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及外表形象，并加以崇拜和模仿。”[3]偶像崇拜也是青少年一种社会化的方式。

2.1文化审美

从发展心理学看，个体的青少年阶段逐渐完成了生理自我的实现，开始向社会自我与心理自我过渡，价值观也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创造101》中王菊等偶像的出现，迎合了大多数平凡却拥有梦想的青少年心理需求。王菊个人在外形、才艺上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偶像的定义，也因此遭受了诸多非议，流行语中“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反映了受众普遍认为其并不符合中国女团的审美标准。而王菊不仅在节目中借此自嘲，还通过与媒体名人的交流，展示自身与众不同的观点，表现出她对现代女性应具备的独立精神的推崇，基于精神认同，粉丝受众创造了许多与王菊相关的流行语，甚至王菊名字本身就成为了网络流行语，创造出“王菊现象”。粉丝受众自制偶像宣传海报、宣传画，称呼其为“菊姐”，编出了一系列宣传口号，如“菊姐放心飞，菊粉永相随！”。而这背后恰恰是青少年在心理上对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观、审美观寻求突破的表现。虽然《创造101》是一档综艺节目，但其背后受众的心理实际上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价值观的调适过程，在传播流行语的过程中，也是受众获得审美认同的过程。

2.2价值认同

“网络流行语首先体现了文化的当下性特点。”[4]“菊言菊语”的盛行背后是价值观认同的支撑，粉丝受众会通过自媒体传播王菊在节目中所讲话语，也会在该话语的基础上按照既定的群体内部规则进行加工、发展，进一步传播。这背后有粉丝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女性对王菊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独立、个性的偶像形象认同，粉丝受众在其身上添加了“追逐梦想”“努力上进”“独立”等多个标签，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中独立女性的象征。其后续的言论，以及粉丝受众对言论的加工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引下蔓延、传播。粉丝受众为这种独立、奋斗、有趣的“菊言菊语”激发成为“菊粉”，在小众群体范围内掀起亚文化风潮，“文化话语生产的对抗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批判和对抗方式，反映着青年群体反叛的精神内质，运用结构主义的方式，以幽默或自讽的方式和社会精英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模式做斗争，从而完成自身的身份认同，完成对自身文化本质的阐释和话语地位的争夺，释放压力实现自身的话语权。”[5]

2.3情感共鸣

网络流行语以夸张的情感表达呈现了青少年对外在环境的自我抗争。粉丝受众为《创造101》的王菊拉票，以小众群体力量抵抗娱乐公司经济支持下的其他竞技选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青少年个体以一己之力对抗社会环境压力的缩影。这种移情效果表现在对“菊风菊语”的创造性生产上，“你不怼，我不怼，爱豆各有各的美，专心护菊，送菊出道”，也表现在对偶像王菊的符号性添加上，也就是说在整个偶像商品生产的过程中，粉丝受众出于情感共鸣获得的假想性符号添加，在王菊成为偶像商品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粉丝受众源于王菊特立独行的言论而产生追星行为，但其后续的群体性生产行为往往表现出更多情感倾向下的群体性创造。也正因为如此，其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更多表现出娱乐化、戏谑化、幼稚化的特征，缺乏理性判断和正常逻辑思维，比如“菊粉多说对不起，王菊才会了不起”，情感认同成为偶像商品标准，网络个体在节目内容基础上进行改造、加工，表现在语言上的混乱、缺乏逻辑性、世俗化，以此表达个体在网络空间上的情感自由，释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情绪。在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中，情绪代替理性判断、拼接代替逻辑，甚至基于节目内容创造出一种伪语境，这种建立在特定情绪、情感基础上的语言创造，获得的是一种表面上、暂时性的使用，其不能为人提供一种可行的、深入表达现实世界的符号工具办法，而只是停留在缺少文化活力的娱乐消遣层面，无法持续有效使用。

3作为偶像符号的网络流行语对青少年的影响

3.1群体性传播冲击语言使用上的规范化

以综艺偶像为基础的语言成为流行，是基于网络节点间的传播，前文分析了这种节点间传播的媒介基础和心理基础，在这两个基础上，青少年既是网络流行语传播的主体，也是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主体。偶像生产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往往是偶像作为商品系列符号中的一种，并且极易流传开来。无论是偶像本身所说的话语，借助节目包装，成为偶像商品的符号，还是通过粉丝受众创造，再生产出来的流行语，都具有一定的流行基因，通过网络节点，借助流行基因，传播出去，并通过语言本身的生命力，不断扩充、赋予新的内涵。综艺节目《创造101》中的菊言菊语：“你不投，我不投，王菊何时能出头”“菊外人”等流传甚广，甚至受众还自己创造出了“菊唯己友”“菊势不妙”“这菊稳了”等多个网络流行词语、句子。粉丝受众在一定群体内基于网络平台，发挥自身创造力，完成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再生产、传播、再传播。虽然，网络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6]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群体内按照一定规范、标准生产、使用网络流行语，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青少年对规范化语言的尊重以及传统意义上谨慎的语言使用态度，夸大自身在语言使用的主体性，对青少年语言符号规范化使用造成误导。

3.2流行语的“流行”加剧青少年语言生产上的随意性

语言生产者不仅是“主体”，更是“行动者”[7]。网络流行语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青少年的价值观，从生产逻辑看，流行的背后实际上是青少年基于网络平台个体间，个体与社会间互动过程中的一种认知性反映。“身处于这一语言场域中的青年人能以更快的方式习得公认的语言符码，从而表达独特的价值观。”[8]网络流行语形成在偶像生产的背景下，常出现日常化的生产特征，由于生产主体是青少年受众，流行语本身也具备激发青少年多次传播的特质，故网络流行语，尤其是以网络节目内容为源头的流行语常具有叛逆性心理反映和日常化、口语化的语言特征，而相较于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词语，网络流行语往往具有反规范化的特征，借助文化中已有的成语、词语进行加工、改造，赋予新的词义，甚至转变其原有词义，达到表达新语境下意义的目的。“菊唯己友”“菊势不妙”“这菊稳了”等均在原有成语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无论是用词还是词语本身表达的意思，均与原词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些词常常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网络热词，频繁被使用，迎合了青少年反主流的青春期叛逆心理需求，但随着综艺节目的下线，偶像光芒在受众视野的消退，这些网络流行语的流行周期也会结束，但网络流行语对青少年语言认知的影响却是深远存在的。这种文化上叛逆表现在语言生产上随性、肆意，“反传统”的过程中获得了反叛带来意义生产上的快感。

3.3网络流行语泛化造成语言使用环境上的模糊

从心理学角度看，青少年对环境认知还不成熟，对于媒介塑造出来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还不能做明确的区隔，这导致了网络流行语的流行不仅仅表现在网络上，还表现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在自媒体、社交媒体，甚至日常交际中使用网络流行语的频率呈现增长趋势。这一方面源于青少年自我表达的个性需求，另一方面，网络媒体拉近了受众日常生活和偶像间的距离，受众生产的门槛消弭，而这种流行语的生产在使用环境上的边界愈发模糊，每个个体都在网络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对流行语的加工来迎合、驳斥对偶像的认知、定义，语言在其中以一种快速更迭、动态演变的方式被改变着。诸如以上提到的，“对不起，对不起，你骂我我骂你，不如我们在一起”“对不起对不起，常说对不起，菊姐翻盘起”。这种语言修改上的狂欢带来的不仅是语言野蛮生长的生命力，更主要的是语言在媒体和受众的双重推动下的滥用。语言使用过程中，规范是基本前提，随意更改、修改权的泛滥，会严重影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甚至会造成语言符号在不同人群中传播上的困境，而这在偶像生产的情况下，青少年对网络流行语的创造性使用中表现尤为突出。“一旦负效应的网络流行语被较小年龄的网民所接受，则这类网民的三观会受到不利影响，并且网民还会对传统文化持片面认知，再加上，这类网民正处于模仿学习的关键阶段，如果负效应网络用语巧妙渗透到其生活，还会间接影响网民的语言表达习惯，这对网民身心健康发展具有消极作用。”[9]网络流行语冲击了青少年所接受的主流文化支配地位，在网络流行语中所强调的自由、释放，消解了传统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规训，青少年在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过程中模糊了网络语言的使用边界，在语言意识中，淡化了语言传播中使用范围和规范等约定俗成的使用意识。综上，“语言是社会的，社会性是其本质属性。流行语的本质是特定人群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一定社会现象的反映。”[10]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是媒介技术进步提供青少年语言创造平台的结果，另一方面网络的点对点传播模式放大了青少年主体语言生产的权利。此外，在网络节目内容生产机制作用下，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往往和某一具体偶像商品、文化现象、社会问题关联在一起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青少年内心既有融入主流文化的意愿，同时又要彰显独立、个性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还伴有青春期的焦虑，也决定了网络流行语的“流行”具有失效性、小众性，满足了其特定年龄阶段的内心需求，但也造成了诸多语言使用上的问题，并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语言观，为后续青少年的文化学习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凤兰，彭红秀，等.焦虑中的反叛与韧性：青少年网络交往中的话语表达[J].中国青年研究，2018（8）：17-22.

[2]管静.从符号学视角解读网络流行语的大众文化特征[J].东南传播，2018（7）：73-75.

[3]岳晓东，严飞.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偶像崇拜的年龄差异[J].青年研究，2007（3）：8-14.

[4]李海平，郭慧敏.网络流行语的文化内涵及翻译策略[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7）：100-102.

[5]王琦.互联网公共空间中青年文化的话语生产——基于青年网络流行语的一项研究[J].北京青年研究，2018（2）：59-66.

[6]魏青霞.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网络流行语“中年少女”[J].戏剧之家，2018（12）：6.

[7]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M].肖文明，吴新利，张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0-11.

[8]杨扬.青年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及其管理[J].青年记者，2018（9）：38-39.

[9]贾新.热点新闻事件中网络流行语产生的原因及其传播效应[J].新闻传播，2018（3）：35-36.

[10]高秋玲，李海英.“尬X”系列年度流行语考察[J].现代语文，2018（7）：122-128.

作者：巴丹 单位：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