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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下,我国高校廉政建设应有新作为。廉政文化作为高校反腐倡廉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其内容与思想理念的传播需要凭借与依赖特定话语,话语表达成为关键环节。然而,现行高校廉政文化传播活动中,话语表达的价值与技术分割、疏离之状直接造成了廉政文化传播之困和效果不彰。为此,高校廉政文化传播依托特殊的育人语境和公平、正义之伦理精神,以客观有效的“话语表达”为工具载体,形塑法治与公共精神的话语场,构建公众认同与复合传播模式,以时代性、正当性、效应性为传播适应性的评鉴标准,从而进一步促使高校的发展优势与话语理论优势渐变成最大公约数。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话语表达;传播适应性;价值与技术的互构
高校置身于新时代凸显了其廉政文化传播的不平衡、不充分之客观现状。是故,高校廉政文化传播(或建设)过程中更应该强调话语表达的价值立场与技术效果,使之有效互构、融通,相互依赖又相对独立存在的“共栖”,使得互构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统一于廉政文化传播话语体系之中。
一、高校廉政文化传播之困:话语表达价值与技术的“脱轨”
在高校长期的廉政文化建设中,效果未及预期,究其原因在于传播过程的“价值跑偏”与“技术老套”。具体表现在:一是高校廉政文化传播内容的“传统依赖”。许多高校只注重从廉政文化理论的本体出发,缺乏与传统文化、特色地域文化和高校历史积淀有效融合,致使廉政话语体系缺乏传播的优势,内容上空洞陈旧,脱离实际和现实需求,缺乏文化表达和传播过程中应有的软实力——渗透力、影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高校廉政文化传播话语渠道的“单一狭窄”。载体单一,缺乏多元性、多样性传播方式供给的廉政文化其传播效果自然是差强人意,不仅不与党员干部的精神文明建设、师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以及依法治校相结合,也忽视了新时期下高校的特殊性与历史性。三是高校廉政文化传播认同的“基础薄弱”。四是高校廉政文化传播保障的“制度缺失”。针对性、有效性、广泛性无法得以彰显的制度体系往往被选择性使用,形式多于实质,监督保障机制仍是缺乏,从具体支撑机制来看,高校廉政文化被长期坚持与可持续的基础并不牢固。
二、高校廉政文化传播之“理”:话语表达的时代性、正当性、效应性
1.廉政话语的创新与时代性。时代是思想和文化之源,自然决定着廉政话语传播的价值准则,逻辑条件与行为界限。据此,高校廉政话语应当构建具有创新性、时代性的传者与受众之间的秩序关系。尽管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验已有对廉政文化的渊源、理念特征、价值规律的相关研究,然而,结合本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进行的创新才是廉政话语体系的要旨。廉政话语特定的结构、规则、功能也决定了其创新与时代性作为基本的传播效应和伦理标准,高校廉政话语具有时代性、本土性、创新性、实践性、开放性、一致性以及教化性。不仅可以标示身份的存在、认同,也可以完成场域内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2.廉政话语表达的规范与正当性。公平正义是当前社会治理的核心和我们追求的基本价值,而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异化、滥用,廉政文化禁止以权谋私、反对特定角色的职能违背。结合高校反腐实践,把廉政文化表达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结合起来,合理确认校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通过一系列的规则为主体的活动划定界限,将廉洁意识内化为广大师生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廉政文化传播的规范,不仅要有基本伦理问题支撑、概念支撑以及学理、范式支撑的规范性,还要有伦理基本范畴的正当性支撑,该处的正当性除了在目的实现之外考量,多是从道义层面来进行评鉴,话语表达的内容价值、技术规范构建了廉政话语的栖身之所,且这种表达与传播的规范彰显了一种正当性。
3.廉政话语表达的自洽与效应性。廉政文化的充分表达与实现公平正义具有相同的价值诉求,也是维护高校根本利益与保障师生权利的重要体现。高校廉政文化实质上是高校廉政话语体系的构成与建构,是高校发展“反腐倡廉”实践的理论表达、经验范式的理论提升,也是高等教育发展思想、现代化治理理论的话语呈现。高校在反腐过程中,凭借特色的“育人文化”自信与“高层次教育”的自觉性,以其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性自觉约束法律赋予的管理权力且避免滥用,凸显廉政文化对高校的关键部门、“关键人”具有自我警醒和“净化”的能力。从“技治主义”角度看,以形象且饱含丰富意义的立体性话语传播代替单一、乏味的线性表达,以自觉细致的现实考察和深刻的理论思考代替廉政文化传播固有的想象和臆测,都将改变高校廉政文化长期“被表征”“被拼凑”的“沉默他者”形象。
三、高校廉政文化传播之“力”:话语表达价值与技术的融通
1.高校廉政文化传播的前提——话语的定位与认同。唐代医家孙思邈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阐明了“治病”重在预防的重要思想,对高校廉政文化功能表达与重要性有所启示。当前,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深度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斗争。借此契机,高校廉政文化传播需要合理定位、给予重视。首先,定位问题。根据廉政文化特质和现实语境,把廉政文化传播作为我国反腐斗争的重要战略来抓,而不是作为“反腐倡廉教育”的一种措施。其次,规划问题。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廉政文化的表达与完善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经历带有强制性的被动规范之过程,尤其在我国廉政文化初始阶段。高校制定出廉政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主要任务以及各实施主体的职责,真正整合行政资源和社会力量,系统深化,整体提高。再者,理念问题。理念源自定位,高校廉政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加强廉政文化传播和话语表达是反腐的战略转变,是从文化层面反腐并涉及社会多方的系统性工程,突出其廉政主题和文化特征,这样才能用创新思维从全局发展的角度进行谋划。在定位基础之上,廉政文化建设与传播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示范引领和进行教育的正能量传导,而这些价值功能实现的基本则在于公众认同。该认同应是在满足公众基本期待可能性的基础上,遵从主体性—主体间性—他者性—公共性的递进范式,“本土化”“特色化”话语表达深入人心,沿着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路径逐渐展开。
2.高校廉政文化传播的“技治主义”——复合传播模式的形成。根据高校的话语特点和行为习惯,廉政文化的传播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平台,形成复合传播模式。第一,多元主体参与廉政教育活动的开展:构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相对于政府、学校之间,管理者及师生之间开展以廉政文化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目标定位和话语表达方式,“殊途”却“同归”,目的是凝聚思想形成一致性认同——构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对高校党员干部来说,更多的是规范其手中的权力,警示教育与理论教育相结合:自省——修从政之德,自律——怀律己之心,自觉——思贪欲之害。对教师来说,使其认识腐败的危害性和反腐的严峻性,重点培养他们的廉政信念和廉洁信仰,增强他们对廉政的崇尚和对腐败的憎恶,注重师德和师风建设,自觉监督党员干部的行为。对学生而言,更应以廉洁、诚信、守法、报国作为立身之本,从整体上培养学生廉洁观念的形成与廉政认知水平的提高,为其营造良好的廉政环境。第二,注重思政课实效性的路径探寻:话语表达方式的大众化。依托校园特色文化构建广阔的宣教平台,扩大师生认同的情感、精神基础,既要将法治精神、廉政思想充分融入课程体系建设,又要强化师生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公务伦理、教师伦理以及党内法规、法律治理的培训教育。道德与法治并举,课堂内外全面开展利于塑造廉政意识的人格教育与法制教育,突出教学的有用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内化与增加廉政文化的渗透性和话语感召力。第三,注重廉政网络载体的表达与完善:渠道、载体的多元化。高校廉政文化表达借助网络平台,不仅可以获得更多反腐线索,提升反腐概率,还可形成舆论压力,提高腐败被惩处的概率,进一步赢得群众支持,扩大廉政监督的主体,形成了全民反腐的格局。高校可利用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校园廉政教育网站,主动宣传廉政理念、积极传播廉政知识,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督机制和举报信息的排查梳理机制,拓宽高校廉政文化表达的舞台。第四,廉政话语表达的公开与创新:制度的有效保障。高校廉政制度文化建设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部分。[1]高校行政权力公开透明的运行可以促进高校廉政制度的表达与完善。高校公权力的行使,需要廉政文化主体秉承依法、高效、规范和透明的原则,明确权力使用的条件、程序和限制性规定,特别是要将自由裁量权和兜底性规则的使用尺度、运用结果等纳入党员领导干部的一系列综合考评体系。当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廉政文化制度表达与完善的公开性、创新性以及有效保障机制。综上,相较高校传统的廉政文化传播——话语表达而言,价值与技术互构的意义实现,不仅是形式、程序的系统化、妥当化,也更为注重客观上的效率或利益,这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依赖、综合考量的妥当性因应。根据高校发展实际和行业特征,参酌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容易发生腐败的风险点以及高校伦理失范的热点等,高校廉政文化传播应依托科学的廉政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和查找的风险发生概率、社会危害程度,高校、政府及其主管机构应联手从办学体制与行政机制、工作职能与流程、外部与内部环境等角度,确定风险等级,制定实施前预警、实施中防控、实施后期处理的具体措施和方案,依次提高话语表达的安定性和合规性。
3.高校廉政文化传播的价值理性——塑造法治与公共精神的话语场。高校的反腐历程和实践经验表明,高校反腐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之道,不能只停留在“实物”和“制度”层面,必须特别强调廉政文化“精神”和廉政价值观的宣传教育。[2]为此,高校要充分利用好公共话语场资源进行反腐倡廉,从理念到制度都应体现与法律、道德的相适应及融合。第一,高校廉政文化的传播要坚持公共性取向。廉政文化以培养公共性精神和利他价值为基本方向。高校党员干部坚持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央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部署和要求为行动指南,注意培养党员干部和师生群体的廉洁意识,确立廉洁为民、廉洁奉公和诚信守法的精神价值理念,即坚持“公共性”价值。第二,高校廉政文化传播以供给法治精神和廉洁理念为基础。目前,高校的反腐倡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律框架内行使的一种道德感的教育。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的特殊社会组织,依法办学,使其教育教学与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相一致。高校廉政文化的传播亦是借助廉政文化的选择、传承、创新等促进法治与人的相互作用、全面发展。第三,高校廉政文化传播以“让人民满意”为价值评价标准。廉政文化是一种关于廉洁、诚信的理念、信仰及规范的文化,于社会具有一种规范、引导属性。高校的功能特征及使命注定其需要成为社会所需的知识代表或权威,帮助他们识别判断、理解思考以及表达和行动,“让人民满意”为价值评价标准。
四、结语
高校廉政文化的传播,不仅益于塑造与维护主流价值和伦理精神,提升师生幸福感,也是“预防优于打击”高校反腐——依法治校和提升治理能力的良性互动。话语作为文化的表现和外衣,直接影响着高校廉政文化的传播质量和效果。高校廉政文化传播依托特殊场域,凭借稳固的校园文化系统与丰富的校园载体等系统与“符号”优势,以“反腐倡廉”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为主旨进行话语表达,从而自觉构建公平、正义、秩序的意识形态机制。从技术层面出发,话语表达依托伦理价值立场,在高校开展多渠道、多载体的廉政宣传,整合优化过往经验与现实,以“多元”“合规”“本土化”“特色化”的融合为表达形式,创新话语策略,增强内容和形式的吸引力、凝聚力、传播效应等,从根本上结束过往廉政文化传播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分割与疏离之状,自觉平衡、融通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话语表达主体之间“逐步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3],力图实现高校发展优势与话语理论优势、依法办学与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公约数。
参考文献:
[1]张国臣.浅谈高校廉洁文化体系的构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2]陈延庆.廉政教育生活化——“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J].学术论坛,2013,(10).
[3]杨晓培.法律文化在高校党员干部廉政教育中的价值及应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25).
作者:宋丽娟 杨晓培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