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传播趋向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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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人对社会的义务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兴趣也日益降低。但更多的研究认为，是现代经济限制了老年人社会角色的发挥和社会活动的参与，从而形成社会对老年人的疏离。特别是强制退休制度，更是以牺牲老年人社会劳动的权利为代价，以提高生产效率。与此相比，早期“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更接近常人的认识，似乎公允一些。这个“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老年人同样有活动和参与的愿望，只是参与活动的速度变缓、节奏放慢而已。“活动理论”与“生命持续理论”、“年龄分层理论”、“角色理论”和“发展理论”一脉相承。

中国老年人也面临一些特殊问题。传统社会的消失与当代制度的变迁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失范”现象突出，“尊老”的传统日益消亡。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4-2-1”家庭结构，也造成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亦是全部压力集于一身）”的脆弱社会心理，又催生新的社会问题。在各种矛盾同时出现的今日中国，代际冲突与社会谈判将成为普遍现象，沟通（亦即传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老龄化与传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老年人与传播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据研究者调查，中国大陆关于老年人与传播关系的研究数量少、深度浅，集中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和个别刊物，研究方法多以感想式的评论为主，很不均衡。老龄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关系密切。在现代大众社会，老年人与社会生活的主要联系是非职业性的，是需要借助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大众媒介却往往忽略对老年生活的反映，对老年人群的形象建构很多是负面的，也存在隐性歧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众传媒都在有意无意地灌输一种悲惨和无助的“自然”年龄观：变老，意味着日益丑陋的容貌和日益无助的身体，意味着对社会的经济负担和对家庭的无益浪费。虽然从生理学和经济学上看，这些说法不是没有根据，但这种消极的观点导致了深重的焦虑心理，无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有害于老年人（事实上也包括全体人，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的精神健康。“日益年老”的现实与“永远活在当下”的理想之间的不匹配性与日益后现代化的视觉文化明显相关。而老年人正是视觉媒介（主要是电视）的基本受众。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及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老年人仍然习惯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电视是老年人中最常使用的媒介，其次是报纸、手机，而接触网络的老年人在当时只占很低的比例。有研究认为，价格是阻碍老年人使用新科技产品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技术困难。可见，只有经济水平和接受能力都较高的老年人才有可能接触并采纳新媒体，因此，老年人普遍把“会上网”看做一种正面标签，视为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数据显示，一周7天内老年人几乎每天都会收看电视，而每周约有一半的时间会选择看报纸，上网的天数平均每周仅有1天。可见，电视是充实老年人群体晚年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媒介形式，起重要的“伴随”作用。另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老年人群已成为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见图1。

从收视时间看，2012年65岁以上老年人日均电视收视时间是269分钟，也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55至64岁是255分钟，位列第二，两类群体日均收看电视均超过4个小时，属于伯格纳所谓的“重度”观众。显然，老年人赋闲在家，有更多的时间收看电视；同时，电视帮助老年人扩大了信息经验，降低了他们的信息贫困程度。老年人与电子媒介：传播研究的一些取向“老龄化与传播”的关系主要涉及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为老年人口提供的服务和老年人接触和采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问题。“老龄化与传播”研究则是在承认老龄化现实的前提下，力图寻求个人健康与社会和谐的纠偏除弊。现有的“老龄化（或者老年人）与电子传播”的关系有一些特定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为老年人与传统媒介的关系及他们与新传播媒介的关系。对老年人与传统媒介的关系，由于电视与观众的研究文献丰富，有一些分年龄段的研究成果涉及老年人与电视的关系。

各国经验普遍显示，电视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等人提出的电视教养理论（cultivationtheory，台湾译称涵化理论）及其文化指标研究的发现④，美国老年人是电视的“重度”接受者（界定为每天看电视超过4小时的接受者），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易受电视对世界的描绘所影响，甚至被其主导；电视暴力节目（包括其他一些负面报道）对重度电视观众尤其是老年人具有“吓退作用”。的确，中国的老年人对“邪恶的”现实世界（灾难、事故、犯罪案件、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包括大量针对老年人的欺诈现象）也往往会有不安全、不可信的负面印象，并逐步退缩于个人的狭小世界。此外，老年群体、老年生活与老年形象在电视中的反映也是很不充分的，因为鸡皮鹤发的老人与观众对青春靓丽形象的期待南辕北辙，而观众的这种审美偏好也是商业电视长期培育出来的。即使有《金色池塘》等有数的几部影视作品从正面的视角反映了老年人的问题，但以老年人为主角的视觉文化总体偏少。而在中国电视剧库存中，老年人早早退出了古代宫廷以外的权力场域；在家庭剧种中出现的，也多是可怜可笑的形象。尽管老年人已成为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可真正做给老年人看的电视节目却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台办了18年深受老年观众喜爱的栏目《夕阳红》于2010年告别荧屏；虽然后来在央视十套“复出”，但受关注度已大为降低。广播本来是老年人非常喜爱的媒体，近几年更多向年轻听众播放流行音乐，也使老年广播市场不断萎缩。相比之下，一直被我们误认为“不敬老爱老”的西方媒体，却很重视为老年人服务（当然，他们大多是出于开发和经营市场的需要）。美国有800多家老年广播电台；法国也有专门电台通过热线电话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服务。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者，它们对老人形象的贬低和对老年节目的忽视也可能导致社会对敬老、爱老传统的淡忘。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老年人与新媒介接触的状况已经大大增加。据《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的数据，近几年来，60岁以上老年群体接触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人数有所增长，从2000年的283.5万迅速升至2012年的902万，增幅为218.2%。然而，尽管老年网民的总体数量在不断上升，但由于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更快，相比之下，互联网在老年人中的普及率近年并未明显提升，与非老年人群的网络普及率快速蹿升形成鲜明对比（图2）。可见，享受互联网及其所带来的便利，只是少数老年人的“特权”，绝大多数老年人仍属于信息社会“边缘人群”。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可能并没有缩小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数字鸿沟”，甚至可能扩大了“代沟”，加重了代际隔阂。新媒体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仍是不熟悉的新鲜事物，使用互联网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则属于“锦上添花”的部分。因为需要投入较多的注意力和体力到海量的网络中“主动”获取讯息，相比于电视提供的不假思索即可完成的“被动式娱乐”，老年人对网络并没有形成很强的“依赖性”。

老年人在体验到“信息孤岛”的孤独感，认识到网络提高晚年生活品质和社会适应性等诸多好处后，也并不缺乏使用新媒体的意愿，但他们面临的障碍使他们望而生畏。包括老年人对社会环境和虚拟空间的疑惧，对技术的恐惧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使老年人对新媒体的采纳过程类似于由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的“移民”。而老年人最依赖的家人往往充当了他们向信息社会“移民”的“顾问”和“人”：家人通过提供物质支持、技术反哺、情感激励和心理支持等方式，成为促进新媒体在老年人群中普及的关键角色。使用新媒体（尤其是网上视频）可以弥合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减少社会分隔，帮助老年人“重新社会化”。晚辈对老年人进行新媒介素养“技术反哺”并通过虚拟空间的互动进行“精神赡养”，正成为现代中国人尽孝的一种方式。从社会效益角度看，新媒体催生的远距离工作方式，可能成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掘年长者潜力的辅助形式，为那些被退休制度划分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发挥作用的平台，让老年人从社会的“消极人口”变为事实上的“积极人口”。（本文作者：郭镇之、孟伦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