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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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将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对研发的投入，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Porter(1991)则认为环境规制不但不会增加企业成本，反而能够诱发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即“波特假说”。此后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研究样本、分析方法和变量设计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环境规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Denison(1981)。通过对美国1972-1975年生产率变化的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导致美国生产率下降了16%。江珂、卢现祥(2011)利用中国1997-2007年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三类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技术创新没有显著的正影响。王鹏、郭永芹(2013)运用1998-2009中部地区六省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抑制了该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二是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显著的促进技术创新。BermanandBui(2001)通过研究1982-1992年空气质量规制对美国洛杉矶地区石油冶炼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样本期间受规制企业的生产率上升幅度较大，同期未受规制企业的生产率则处于下降趋势。赵红(2007)运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1996-2004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激励作用。李强、聂锐(2009)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显著地促进技术创新。马海良、黄德春、姚惠泽利用1995-2008年长三角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生的正向效应超过了成本增加引起的负向效应，且在即期和滞后期都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三是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Jaffe&Palmer(1997)对美国企业的整体研发活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整体研发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因此环境规制政策所引致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沈能、刘凤朝(2011)利用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和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而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原因是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得到支持。

从环境规制工具分类视角对环境规制政策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国外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是Weitzman(1974)，他从理论上证明了当预期边际减污成本曲线比预期边际减污收益曲线陡峭时，采用税收手段比单纯采用命令与控制的手段更有利于企业。Magat(1978)、Milliman&Prince(1989)经过研究发现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如排污收费或可交易许可等，相较于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比规制者规定一个固定的排污量，更能刺激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马富萍、郭晓川、茶娜(2011)通过对201家资源型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经济绩效和生态绩效的正向影响都不显著，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经济绩效和生态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王岭(2012)的研究表明环境信访对工业三废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贾瑞跃、魏玖长、赵定涛等(2013)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的生产技术进步指数，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生产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和以环境信息披露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生产技术进步具有显著地推动作用。原毅军、刘柳(2013)将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通过对2004-2010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而投资型环境规制显著推进经济增长。综上所述，目前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大多研究是将环境规制视为一个整体，以一个综合变量笼统地代表环境规制强度，而对环境规制类型进行区分并对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二是对环境规制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即集中于显性的环境规制，忽略了隐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文章从环境规制工具的视角出发，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隐性环境规制，以此分析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给出相应地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1）技术创新的度量专利授权量能够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和综合科技能力，且在各种研究开发中，专利的数据较为全面，具有可得性，本文选择专利授权量作为技术创新产出(I)的衡量指标。

（2）技术创新投入的度量技术创新投入主要包括两个指标：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本投入(K)和劳动力投入(L)。资本投入用研究和开发机构研究及实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劳动力投入用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以1999年为基期，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研究和开发机构研究及实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总额进行平减。

（3）环境规制的度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国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直接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规范和干预。在诸多环境政策中，三同时制度是中国首创的环境规制制度，要求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是中国目前提高环境准入门槛、防止新污染源产生的有力手段，同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文章将西部地区各省份历年三同时执行合格率(STS)作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指标来进行研究。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文章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首先使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证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考虑到面板数据中截面异方差问题，文章采用可以消除截面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性的“Cross-sectionSUR”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三同时制度和排污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74和0.1725，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t值的伴随概率均为0.0000），说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促进作用稍高于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一是由于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基本上是属于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导的环境规制模式类型；二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执行力度较高，表1中西部地区各省历年三同时执行合格率的均值为92.94%就是证明；三是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效果。总体来说，西部地区的显性环境规制工具是有效的，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弥补因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上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反映了西部开发以来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环境信访的回归系数为-0.0171，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t值的伴随概率为0.0019），说明西部地区的隐性环境规制不仅没有促进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一是由于西部地区地处偏远、相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落后、都市化水平低、教育水平落后、环境普及教育程度低等导致公众环保意识水平低；二是由于西部地区以环保为主要活动领域的核心型民间环保组织的数量少、专业化程度很低，从而导致隐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排污行为没有约束力，使企业失去了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三是由于西部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长期以来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物质环境下形成的特定民族文化中，缺乏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环保意识薄弱。技术创新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078和0.3646，，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t值的伴随概率均为0.0000），说明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地推动作用，且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高于资本投入。这与丹尼森的研究结果一致，他认为技术进步中60%来自于教育的发展，而教育是劳动投入的主要途径。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最为薄弱，教育发展最为落后，导致地方政府在技术创新资本投入方面远远少于东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匮乏，因此未来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加大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促进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推进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利用1999-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隐性环境规制工具等视角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隐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

一是要适度提高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标准。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别管理”的特点，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能源、资源开发项目的环境准入条件明显比较低，但结果却是西部各地区单位GDP能耗指标值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适度提高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标准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提高西部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二是要调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尽可能选择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建立基于技术驱动型标准，并加强对特定科技创新的后果评价，以促进技术创新能力。三要加强西部地方政府尤其是环保行政部门的能力建设，给地方政府必要的经费、人员和其他物质保障，命令控制型工具才能具有有效实施的物质基础，政府才能全面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刺激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2.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般来说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相比，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具有明显的信息节省优势，执行成本低，对政府的监管水平要求不高，同时可以不断给企业提供强烈的刺激，让排污者去发明或采用更为经济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术，并从发明和采用更低减污成本的污染控制技术中获益，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比较慢，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制约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弱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因此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市场法律法规，是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重要条件。

3.提高西部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隐性环境规制的作用

针对西部地区隐性环境规制发展相对落后的现状，今后首先应强化以学校、社区、家庭、组织、民族教育等途径的社会环境教育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其次，地方政府要通过进一步的环境立法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具体化，确保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完善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激励机制设计，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条件，为隐性环境规制发挥作用奠定基础。最后，积极的建立和发展民间环保组织，通过经费支持等途径加强环保组织的能力建设，提高其专业化程度，鼓励其参与政府的环境决策，刺激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

4.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受制于软硬件条件的制约，市场化水平较低，缺乏吸引资本和优秀人才流入的环境，因此需要国家在技术创新投入方面给与更多的政策倾斜。一是西部地区应建立技术创新投入专项基金，稳定资金来源，形成以中央统筹为基础、东、中部地区为补充、西部地区自力更生的资金投入模式；二是建立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继续完善对口支援等政策，通过全面提高西部地区人口素质来促进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本文来自于《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王小宁周晓唯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青海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