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电影对文化走出去的启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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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是民族乃至国家向世界展现其形象、传播其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达方式。捷克电影自诞生起，在国际舞台上就拥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并且在多年的积累中成功地将捷克本国文化推向世界舞台，为世界各地电影爱好者所熟知。相较之下，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声音则并不强烈。文章通过浅析不同时代背景下一些著名的捷克电影中文化传播方法与切入点，为中国文化借助电影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提出可行的方法与建议。

关键词：电影；捷克电影；中国文化；文化传播

二战结束后，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诸多东欧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并开始在战争的废墟中重建家园、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拥有良好文化底蕴的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复兴。歌剧院、图书馆与大学的重开，让这个古老国度的文化重焕生机。在这股浪潮中，捷克电影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受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与国内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双重影响，60年代初捷克电影佳作频出，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1962年至1967年间，一批新锐捷克电影人以大胆创新的拍摄手法和多变的题材内容使得捷克电影在60年代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发展，电影的数量与质量令人震惊，形成了捷克电影史上最重要的新浪潮运动。[1]在这一时期捷克电影《大街上的商店》与《严密监视的列车》曾两次斩获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为捷克电影及捷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打出了一片天。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仅有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曾获此殊荣，其他优秀国产影片在国际范围内则知者甚少，也就无法达到跨文化领域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用。而捷克电影的两个重要节点，即处于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捷克电影新浪潮与政治体制变革后寻求再次加入西方阵营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也正是借助这些以捷克文化作为内核的捷克电影，得以让不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了解捷克。在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以电影作为跨文化传播媒介，同时也留下如此多佳作的例子，纵观整个东欧乃至整个世界，也仅有捷克与捷克文化而已。

一、从女性视角看社会

捷克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而薇拉·齐蒂洛娃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捷克共产主义社会中诞生的导演，她的作品不仅表达了对社会与战争的批判，同时也填补了世界电影史上以女性作为主视角的电影的缺失。同时，她以女性为主视角，拍摄了一系列为女性发声及争取权利的电影。她的电影不乏对于男权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的批判，同时也着重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中一些问题的思考，有时更是表达出了对于当时苏联模式下捷克共产主义社会现状的批判与反思。作为一名极富思想性的导演，薇拉·齐蒂洛娃的电影富有价值并值得借鉴。在电影《野雏菊》中，薇拉·齐蒂洛娃通过两个放荡不羁而随心所欲的女孩的一系列行为，把对于女性本身的重视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电影中，这两个身份背景都未知的女孩们做出了一系列不合逻辑的举动，再结合她们夸张的面部表情、古怪的肢体动作与无拘无束的思想，在对观众的视觉与心理造成一定的冲击的同时，正与导演想要表达出的“受压迫女性的解放”的思想相得益彰。导演从两个没有身份与背景且无拘无束的女孩的行为出发，为战后那些生活压抑、渴望自由的女性呐喊。在常人的眼中，女孩应该是温顺而乖巧的，可导演却偏偏赋予了两个女孩叛逆且无视社会秩序的性格，让她们以自己的行为来对抗这个循规蹈矩的社会。导演对自由思想与对女性权利的强调，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在当时的捷克国内得到积极的响应，但在西方社会却得到了普遍认同。将文化推广传播乃至“走出去”的第一步便是被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关注记住，让他们对于一部电影、一位导演乃至一个国家有大体的了解与认识。两个女孩和各色男人们的约会也体现出导演对女性权力的追求以及对固有的男权社会秩序挑战。两个女孩与不同的男人约会，各取所需而丝毫不在意男人们的目光。在约会时，她们不按常规出牌，以跳脱的行为方式来戏耍男性，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并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蝴蝶标本下女孩的裸体，更是揭露了男性为色不为情的虚伪。而每当分别之时，又以火车上的道别来结束一段“约会”带来的享受，进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对于这两位女孩来说，她们并不需要男人的认同，只是纯粹的做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而行动。二战结束，冷战即将到来的前夕，身处东西方阵营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生活在压抑之中。导演以女性视角，探秘这种被压抑的内心中真正的、极致的对于自由的渴求，恰恰符合了当时同样渴求自由的观众们的心理。通过约会中男性的行为对男权社会与男性思维中丑陋的一面进行批判，是另一种特殊的为女性发声的方式。虽然不被官方认可，但是这种露骨出格地批判却格外深刻，值得思考。而一部电影的灵魂，除开剧情、配乐与摄影，恰恰与文学等传统艺术形式相同，那就是值得观众思考。但是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两位女孩无止境的放纵自我终究会迎来惩罚。薇拉·齐蒂洛娃想要借这种物极必反的行为表达的另一个主题对于放纵自我的批判。影片的高潮与影片的升华部分就此来临。两个女孩在华美的大厅里享受宴席，她们无所顾忌地暴食、浪费、享乐和破坏。影片以女性视角切入，在带领观众探究因自由受到压抑的女孩们内心渴望的种种行为的过程中，渐渐地让观众感到不适，从而引出对于无止境地自由乃至放纵自我的批判。果不其然，两位女孩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无法无天的二人落入水中。她们拼命抓住船桨奋力呼叫救援，之后衣着狼狈地收拾自己造成的混乱场面。薇拉·齐蒂洛娃并不吝惜自己对女性追求自由时付诸行动的赞美，而同样她也不宽恕极度自由下的无止境地自我放纵。物极必反，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多项改革举措正在逐步进行，然而最终却以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结束。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领导人们渴望进一步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方面面，却因为偏离苏联设想的道路而被迫中止。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局势与电影中两位女孩因过度自由而导致的自我放纵，最终酿成苦果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纵观整部充满了薇拉·齐蒂洛娃强烈的个人色彩的电影，其中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地方颇多。在二战后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发出与主流社会不同的女性声音，同时又通过女性视角来针砭时弊，可以说是《野雏菊》在国际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作者，薇拉·齐蒂洛娃将自己的思想融入了电影中，传递给了观众。除去先锋性的剪辑与拍摄手法，《野雏菊》的内核深刻但是易于观众理解与吸收。相较于极具艺术性与文化内涵但是不易于观众理解的中国电影，如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札撒》，薇拉·齐蒂洛娃影片中采取深刻且易于观众理解形式来诉说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对于传播中国文化还是对于讲述中国故事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样，《野雏菊》里优秀的女性视角，在当今电影市场中并不占少数，而在中国电影中却为数不多。作为女性权利的发源地，西方乃至世界都希望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女性视角。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较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父系氏族社会下女性的内心不受重视。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描写了传统中国文化下女性的不幸遭遇与痛苦磨难。在多数女性依然处于弱势的今天，通过女性独有的视角来观察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不同于社会主流但是同样值得观众思考的观点，是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新思路。

二、改编自经典文学的佳作

在漫长而辉煌的捷克文学史中，有一个名字一定会被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所铭记——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赫拉巴尔对于捷克文化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贡献在于，他将平凡的捷克人们的生活与这些生活中看似琐碎却宝贵的日常，通过纸笔讲述给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们。可以说，一位优秀的作家一定是一位优秀的文化传播者。而将赫拉巴尔伟大的笔墨借着胶片投映在荧幕上的工作，则要归功成名于新浪潮时期的导演伊利·曼佐。从处女作《底层的珍珠》开始，他与赫拉巴尔的小说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此后的一系列改编与合作，包括《严密监视的列车》《失翼灵雀》《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严密监视的列车》中，赫拉巴尔与伊利·曼佐通过主角米洛什这样的小人物的独特视角，讲述了二战期间捷克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故事。作者与导演着眼于这个主题，对于饱受二战与纳粹德国摧残的欧洲诸国，这样的题材无论是在民间还是上层社会，都有很高的接受度，呈现一种雅俗共赏的态势，在选材时就抓住了欧洲观众的心。同时，电影还继承了赫拉巴尔小说中一贯独特的“捷克式幽默”。这种幽默与黑色幽默略有区别，稍稍带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也是面对悲惨时代捷克人特有的乐观心态。电影中米洛从一个因为性能力不足而苦恼想要自杀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抵抗纳粹德国侵略的年轻英雄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米洛个人困惑与懦弱等诸多问题的解决。而恰恰是米洛这一青年人的形象所特有的困惑与懦弱，生动地表现了在一战战火后重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中的处境。而最终米洛解决了自己的生理问题，也成功地为反抗纳粹德国做出了贡献，达成了个人层面上的两种成功——成为一个男人，成为一个英雄。导演不仅仅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从一战到二战一路走来的比喻，更是让这种苦难时期捷克平民乐观而坚毅、同时又敢于为了国家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形象传达给了每一位荧幕前的观众。米洛是战争英雄，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捷克平民。二战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像米洛这样的人，他们不起眼，在战争后也许解甲归田，也许继续保家卫国，迎接紧随其后的冷战。而《严密监视的列车》则恰恰将捷克国内这样的一个具有捷克特色的普通人米洛呈现在观众面前。反战的情绪、战争带来的创伤与战争中每个人的成长与选择，都是展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主题。纵观现当代中国优秀的战争电影，如《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均是主旋律电影。其中对中国军人的种种品质加以颂扬，而忽略了普通的中国平民在战争中的贡献。虽然将中国的形象和中国军人的精神展现给了世界，但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则贡献甚微。相较于《严密监视的列车》，《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则拍摄于捷克政治体制变革之后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影片以出狱后老年的简·迪特的视角切入，讲述了他身边二十几年来捷克社会的种种变化。像所有年轻的学徒一样，迪特最初的目标都是想成为百万富翁，或者说，是时代洪流中的一个平凡人对被社会认可的追求。他从不讳言自己的胆怯与懦弱，也不掩饰自己谦卑的个性，相反，他对位高权重的人充满了顺从与赞美。他其实是一面镜子，一面与每个平凡人产生心灵交汇的镜子。从这个平凡的捷克人身上，观众们不同程度的共鸣都会加深他们对于电影与文化的理解。顺着时间的推移与自身的智慧，迪特在战争前夕挣到了越来越多的钱，换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最终在领班斯克希凡卡手下当学徒。在这里，迪特听到了那句著名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领班精通包括德语在内的多国语言，却在战时被要求服侍纳粹军官时却说自己不懂德语，又用反过来以俄语和捷克语回击纳粹军官的侮辱。相较于领班强烈的民族尊严感，迪特则迎娶了一位德国姑娘。通过两人的对比，平凡人们在历史洪流面前的选择也清晰地呈现在观众的眼中。捷克文化不仅仅有面对苦难时的乐观，也拥有面对存亡危难时强大的民族气节与强烈的民族自尊，这正是导演想要借助对比与反讽诉说给观众的另一种捷克文化。而在战后，靠着亡妻在华沙找到的邮票，迪特成功买下了自己曾工作过的大酒店。然而好景不长，即将达成梦想的他却面临着没收财与牢狱之灾的双重困境。这仿佛是命运和他开的一个黑色玩笑。借助迪特的眼睛，观众们却看到那些落难入狱的富翁们聚在一起吹棉花时有说有笑的场景。面对苦难，这些曾经的富翁现在一无所有，只是普通的、甚至是有罪的平凡人。而恰恰是在这样的苦难中，却能再次体现出捷克文化中特有的面对苦难时的乐观精神。出狱后的迪特在边陲小镇清整林间小屋，把原本已经荒无人烟的木头建筑改造成为一家酒馆。他舍弃了阿比西尼亚国王赐给的荣誉，舍弃了那些本可以重新带给他财富的邮票，与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坐下来，在午后一起品尝新鲜的啤酒。这是导演传达给观众的回归平静的价值观，也同样暗示历经时间洪流中冲刷的捷克文化在经历沉淀后的睿智与豁达，让观众留下对于捷克文化的印象。不难看出，通过优秀文学改编而来的优秀电影，不仅跨越了语种翻译间的鸿沟，让原本的语言与表意变得可视化与清晰化，更能通过荧幕上各个人物细微的动作与语言特点，以幽默的方式来让观众更加清晰地了其中的文化特点。伊利·曼佐对赫拉巴尔小说的改编，更是将这种模式的优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赫拉巴尔对于捷克普通人的细致描写与伊利·曼佐对于动作与表情变化的精准捕捉，从两方面层次上体现出捷克普通人所表现的喜怒哀乐，更易于与观众产生共鸣，进而将捷克文化传递给观众。

三、政体改革后的佳作

如果说伊利·曼佐与赫拉巴尔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因其形式而或多或少存在缺陷那么兹丹涅克·斯维拉克及其子扬·斯维拉克的电影则能将其很好弥补。同赫拉巴尔一样，兹丹涅克·斯维拉克也是一位作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名誉与声望，在中国则被誉为“捷克汪曾祺”。其子扬·斯维拉克则是政治体制变革后捷克的重要导演，与成名于新浪潮时期的伊利·曼佐不同，他显然拥有比前辈更宽裕的创作环境与题材。显然，编剧的剧本创作在故事性等方面要优于单纯的文学作品改编，这也是斯维拉克父子电影更受欢迎的原因。在斯维拉克父子的电影中，《青青校树》与《给我一个爸》这两部优秀的电影则是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相较于《严密监视的列车》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观众可以明显从斯维拉克父子的电影中感受到导演与编剧的配合精妙，更不用说编剧本人在两部电影中分别出演了配角与主角，亲自诠释剧本中的角色。这和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让子弹飞》等电影中姜文导演亲自出演其中角色一样，令了解电影灵魂的主创亲自参与到电影中，将电影全方位地展现给观众。《青青校树》故事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从纳粹法西斯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到苏联政府带来新的意识形态之前这段时间。导演为本片选用橙色这种明快、温馨的颜色为主色调，为影片整体带来了舒适的气氛，同时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民族特色。影片中接手混乱班级的新老师尼兹多，曾经是一名游击队员。他为这个混乱的班级带来了铁一样的纪律，在征服孩子们内心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穿插着他对于孩子们价值观形成的教育。他为孩子们讲述扬·胡斯的故事，甚至成了孩子们此时此刻为人处世的信条，并驱使着艾达和他的伙伴归还此前偷走的魔术道具——即使他们也像扬·胡斯一样没有得到善意。导演借助尼兹多之口，不仅是对艾达与他的同学们讲述自古以来捷克的伟人故事与他们优秀的价值观，同样也是把这份传统的捷克文化传递给观众，使其对捷克文化具有初步的认识与一定的印象。捷克人对自己的音乐是骄傲与自豪的。捷克是音乐之国，曾经诞生了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等享誉世界的音乐家。正如影片中艾达的父亲，同样也是编剧的兹丹涅克·斯维拉克说的那样“捷克人靠音乐征服世界”。一开始，艾达的种种行为可以让观众看出，他并不喜欢小提琴。但当尼兹多在课堂上表演小提琴时，艾达却被深深地吸引了。他希望尼兹多辅导自己拉小提琴，而尼兹多也欣然接受艾达的邀请。对于捷克人与捷克文化来说，音乐是不可或缺的。从艾达父亲的询问中，观众可以很清晰地了解音乐对于捷克家庭乃至捷克文化的意义。斯维拉克父子则将捷克文化中音乐的重要性由电影中艾达的转变及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传递给观众，立体地塑造了捷克文化中音乐的重要性，使其被观众所了解。斯维拉克父子电影也鲜明地体现了捷克文化中的相信人性本善、反战情绪及对不同民族包容的思想。借助叛逆的德裔少年罗森海姆从目无尊长到遵守秩序的转变，导演以尼兹多的视角向观众讲述了捷克文化中相信人性本善这一思想。曾为对抗纳粹法西斯一员的尼兹多，并没有对罗森海姆有任何的偏见与歧视，相反他相信罗森海姆，这正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体现。尼兹多不仅让罗森海姆在球场上担任重要角色，也让他加入了自己编排的反法西斯毕业话剧中。而罗森海姆主动扮演纳粹军人，显然他是知道但不抵触自己这一身份的。究其愿意，正是罗森海姆内心深处的反战情绪让他付诸行动，这正是捷克文化中反战情绪的体现。不仅罗森海姆，尼兹多对班上的吉普赛孩子也一视同仁。他告诉孩子，吉普赛人中也有为战胜法西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英雄。这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他能够自信地抹掉眼泪。很显然，斯维拉克父子想将捷克文化中对不同民族包容的思想以影像的形式传递给观众，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少数族裔的观众了解到捷克文化中对不同民族的包容性。相较于《青青校树》，《给我一个爸》的政治背景就略显沉重了。编剧将时间背景设定在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到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体制变革完成这段时间内。在本片中，编剧兹丹涅克·斯维拉克扮演一位失意的大提琴家卢卡。卢卡生活清贫，仰仗自己的能力打一些零工，在还债的同时过着清贫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因为钱而与苏联女子娜杰日达假婚，打破人生信条的他最终吞下苦果，不得不与苏联小孩歌利亚生活在一起。一开始，卢卡与歌利亚的相处不是很愉快。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大军占领捷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双方语言不通。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卢卡与歌利亚间的羁绊也越来越深，歌利亚已经深深地扎进了卢卡的生活当中，二者相依为命，形影不离。而在国内政治局势平稳而歌利亚却不得不离开时，他们这对“父子”都露出了不舍的神情。虽然捷克此时处于苏联占领时期，但是对于一个苏联孩子，卢卡还是展现了自己内心最柔软的一面。他接受了歌利亚，在送走歌利亚后也接受了婚姻与属于自己的新生命。与《青青校树》一样，卢卡同样也表现出了捷克文化中的包容与博爱的价值观。从歌利亚与卢卡之间羁绊的建立这条主线上的很多细节中，斯维拉克父子都想要传达给观众一种正向、积极且乐观的捷克价值观。面对高筑的债台与母亲房子修缮必需的钱，卢卡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违背自己恪守了一辈子的信条来直面眼前的困难，甚至和老相好克拉拉的关系都逐渐跌至冰点。这是导演借一个失意的大龄单身演奏家传递给观众的，以乐观与积极为主导的捷克文化。而当卢卡必须面对来自警察的审查压力时，他也淡然处之，甚至对歌利亚打趣“再多来几次你的捷克语水平就更好了”，这也是卢卡乐观的体现。纵观《青青校树》与《我有一个爸》这两部优秀的电影，不难看出其中斯维拉克父子在进行电影制作时的特点。两部影片都以孩童为主题切入，以一个纯真的形象来抓住观众的眼球，同时通过艾达与歌利亚身边角色的言语动作与行为，使观众立体地、多方面地了解捷克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同时，值得捷克人骄傲的音乐也被斯维拉克父子穿插在电影中，以不同的方式介绍给观众，已达到传播捷克文化的目的。

四、结论

现阶段的中国文化，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很好地传播给世界，让世界听到优美的中国故事。除去外部干扰的因素，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传播的途径中，自身亦存在诸多不足。现阶段中国文化传播，以CGTN等官方网络平台的主，少有个人创作者主动进行文化传播。在如皮影、中国戏剧及传统音乐等传统中国艺术因文化背景带来的理解差异上所存在的问题无法很好地起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难以达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的当下，捷克电影对捷克文化传播的例子给中国电影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所带来的启示可谓益处良多。薇拉·齐蒂洛娃电影中的女性视角看社会与对社会不公现象犀利的批判；赫拉巴尔与伊利·曼佐的改编电影中独具捷克式幽默，同时又兼具战争时鲜明特点的平民百姓的故事；以及斯维拉克父子电影中以孩童为切入点展开的对捷克文化方方面面的介绍，都是值得中国电影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加以学习的范例。纵观取得国际声誉的大陆电影，如《天注定》《白日焰火》《大象席地而坐》《地久天长》等，都在不同程度与捷克电影中值得借鉴的点相同。而港台地区的知名电影，如《喋血双雄》《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也都或多或少通过与捷克电影类似的方式进行电影的展开，甚至在影片质量上更胜一筹。无论是在何地拍摄的中国电影，其内涵终究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同时，也会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呈现给世界各地的观众。相信在从捷克电影传播捷克文化的种种方式中汲取养分后，不论艺术形式的新旧，中国文化也能够借助其“走出去”，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让世界听到真实而优美的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王意.浅析政治体制变革下当代捷克电影的变化与发展[D].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

作者：张大衍 黄丝佳 康爽 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