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电影创作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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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工、演员与导演:多面影人的多面影坛生涯

当时有评论这样认为:“王雪厂的大哥，态度诚恳。看去确像一个孝子，但买了糖食，偷偷的孝敬老婆，老婆生气不要，便拿去孝敬老母。导演者固然心细如发，他表演得却也恰到好处。”［10］1927年，王次龙演出了《美人计》、《上海一舞女》、《马振华》等片，尤以卖座片《王氏四侠》最为成功。在《王氏四侠》中，王次龙扮演了一位蓬头垢面，面貌丑陋，但身怀绝技的侠客王五老。该片获得了成功也让王次龙声名鹊起。该片“在民十六风行全国，由大中华百合公司出版，王元龙导演，王伯龙定名，王元龙、王次龙，王乃东，王征信四个姓王的分任主演，‘拷贝’至十五次之多，盈余的预算够‘入超’两字”。［11］“《王氏四侠》的成功，我们也可以说是扮演王氏四侠的王氏四侠的成功。因为这四位姓王的，在这张片子上，突飞猛进，人人有特殊的进步，尤以次龙的王五老表演得好”。［12］《王氏四侠》、《美人计》中老年人形象和侠丐形象的成功，展现了王次龙表演领域的延伸及其表演的可塑性潜质。1928年，21岁的王次龙演而优则导，开始了自己的编导生涯。在这一年中，他编导了影片《上海一舞女》和《清宫秘史》。两部影片一古装、一时装，均由周文珠主演。《上海一舞女》讲述了一位上海女子因与恋人发生误会且被坏人操控，不幸沦为舞女并终被解救的故事。《清宫秘史》则是上海电影界较早制作的清代题材故事片之一，讲述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一对京剧伶人夫妻因被王爷垂涎、谋害而不幸离世的故事。在这部影片的创作中，王次龙比较注重细节真实，利用自己曾在北京生活与擅长美术设计的特长，营造了较为逼真的清代生活景观:“剧中人之服饰，均为旗式及翎顶袍褂，此等衣服，该公司系向一般遗老及古董铺商购而得，所费不赀”;“布景泰半为皇宫中，雕龙镂凤，富丽堂皇，并有天堂地狱等景，或则祥云环绕，或则阴气森严，为国制影片中前所未有，而革命军起义，与清军大战一场，连天炮火，血肉横飞，革命军作战之巧妙，及其勇敢之气概，可于此中见之。”［13］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多与其兄王元龙、女明星周文珠合作，形成了一个“金三角”的合作关系。周文珠的表演以细腻准确见长，且能饰演年龄跨度较大的角色，尤以演出《儿孙福》中年龄跨度数十年的母亲形象为人称道，是当时中国影坛广受称赞的演技派女明星。长期的合作，让王次龙与周文珠产生了爱情，并结为伉俪:“次龙每以单调生活为寂寞，公司众人，亦恒举以调笑，次龙心有所动，不无求偶之思，果尔去岁次龙已择定意中人周文珠，于心心相印中，宣告结合。”［14］王次龙在大中华百合公司的电影创作，经历了银海生涯最初的起步阶段，在电影美术、表演和导演领域均进行了尝试与探索，参与了大中华百合公司诸多名片的创作，涉猎了古装片、都市伦理片等领域，为日后的创作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联华时期:步入辉煌的导演与表演创作求索

上世纪20年代末，大中华百合公司因电影制作市场回报不佳等原因陷入顿困。1928年，王次龙与兄长王伯龙、王元龙组建三龙影片公司，拍摄了《续王氏四侠》等片。1929年，联华公司成立后，王次龙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与兄长王元龙的家庭公司式合作，选择加入联华:“以力重保守，愿惜羽毛，与元龙忤……改隶联华公司，自领一军，元龙亦另组龙马公司。”［1］在联华公司工作期间，是王次龙电影创作最成熟的时期，他独立导演了伦理片《义雁情鸳》(又名《逃情的哥哥》，1930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之后，他与孙瑜、史东山、蔡楚生等一起，联合编导完成了影片《共赴国难》，并担任演出片中的华翁一角。1936年王次龙独立执导了影片《孤城烈女》。该片被誉为“联华适应时代需要的革命巨片”。

此外，他还以演员身份，与阮玲玉、金焰合作演出无声片《一剪梅》(1937);与蔡楚生合作《联华交响曲》之《小五义》(1937)和《王老五》(1937)。除了在联华公司拍片之外，王次龙参与了其他公司出品的《还我河山》(1933)、《壮志凌云》(1936)的拍摄，这些影片在当时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王次龙此时的电影导演创作，较之以往有了一定进步。如他的电影比较注重演员表演和细节刻画，注重展现环境氛围，在特定的环境氛围和情境营造中突出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其时，有论者评论《义雁情鸳》时，便指出他的这一创作特点:“王次龙君拿他的特异的天才，丰富的经验，缜密的心思，聚精会神地导演这部影片。所有重要的剧情，他固能导使诸演员深刻地表现出来，尤其注意诸演员的小动作，一丝不苟，认真非常，精神始终饱满，真是难能之至，片中运用暗示法的地方很多。”［16］这一特点在王次龙导演的《孤城烈女》中也有突出体现，陈燕燕、郑君里、洪警铃、殷秀岑等人在片中的表演各具特色，且细节刻画丰富。如片中村民乘船逃难时，殷秀岑饰演的胖少爷饥饿难当，发现地上有一个吃剩的玉米棒，想吃又不好意思直接捡起，先用脚钩住玉米，然后慢慢移动，最后迫不及待捡起，一系列细节非常形象生动。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涌现的男演员群体中，不乏像王次龙这样多才多艺的青年才俊。如吴永刚、马徐维邦等人都曾客串或主演过电影。但当他们成为导演后，大多专注于导演工作，本人很少再涉猎表演领域。但王次龙却不同，即便成为知名导演后，他对电影表演仍保有浓厚兴趣，并以具有个人风格的表演立足影坛。这种对电影表演的兴趣和追求，使王次龙十余年始终坚守表演领域，并成为抗战爆发前中国影坛一位别具特色的知名男演员。影星陶金在谈到解放前中国影坛的表演状况时，曾这样认为:“解放前，我们的影片在这方面很注意，演员的气质和形象不重样，不雷同，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演员也是带着各自的生活经历、性格特点走进银幕来的。……男演员中，有风度潇洒的金焰，有壮如雄狮的张冀，有以气势功架见长的金山，有修饰精细的袁牧之，有快乐聪明的赵丹，有不温不火，似坏又好的王献斋，有工农型的魏鹤龄，有北京味儿的石挥，有厚诚老实的蓝马。还有像韩兰根、殷秀岑、章志直、王桂林、尚冠武、李君磐、王次龙、关宏达等各具特点的演员，……老少高矮肥瘦各有千秋，配在不同的影片里，正如汤里的胡椒，药里的甘草，增加趣味，丰富色彩。”［17］王次龙就是这样似胡椒、如甘草的演员。他的外形不属英俊偶像小生之列，但外形上的特点，也使他较少偶像明星个人形象的顾忌，为他提供了较大的表演探索空间，这种丰富的可塑性，让他在30年代的中国银幕上留下了众多难忘的形象。《一剪梅》(1931)中王次龙扮演片中的白乐德一角。与金焰饰演的角色英武帅气刚正不阿的性格特质不同，王次龙扮演的白乐德系喜欢追风逐蝶的脂粉将军。在演绎这个角色时，王次龙赋予这个角色较丰富的形体动作，展现人物的性格基调。如白乐德在陆军学校宿舍中登场亮相和白乐德初次拜访胡家并发现胡丽珠跳舞时，王次龙均用丰富的面部表情，展现了他对女性的陶醉姿态，呈现了白乐德的脂粉本色。王次龙在吴永刚导演的《壮志凌云》中扮演了一位伪装成卖药的汉奸，这个反派人物的表演也很有特色，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王次龙为这一角色设计了适合人物身份的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片中汉奸出场，在广场大力吆喝卖药的段落，王次龙运用手势和身体的形体动作，准确地展现了江湖贩卖药的吆喝、招揽生意的情境。在夜晚汉奸试图煽动诱惑田德厚做内奸段落中，王次龙设计了丰富的形体和面部表情展现人物挑拨离间的过程，以不乏设计的表情和手势，富有层次地展现出一个汉奸的阴险嘴脸，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影片公映后，有人这样评价他在片中的表演:“经过那沉着老练的演技，把奸险刁毒的汉奸姿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看了真会觉得他就是坏蛋。”

1937年拍摄的《王老五》是王次龙与蔡楚生、蓝苹、韩兰根、殷秀岑等人合作的作品，无疑是王次龙此时银幕表演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王次龙一改此前在《壮志凌云》、《小五义》中的反派角色形象，扮演了一位善良、辛劳又不脱一定愚昧色彩的旧上海底层脚夫。《王老五》集中展现了王次龙银幕表演的特色。如他表演注重细节和形体表现力这一特色，在片中得到了充分发挥。王次龙饰演的王老五注重展现王老五善良、天真、滑稽的总体性格基调。如片中前半段王老五因35岁还没有娶老婆而哭泣的表演，具有滑稽的喜剧效果。王老五建好新房并准备摇篮后的害羞、被李姑娘用水泼出后照镜子哭泣的内容，展现他天真质朴的一面。李姑娘父亲去世后，王老五将房子让给李姑娘时的表演，突出了其善良的一面。正因为王次龙对人物性格的出色刻画，让这个人物亲切自然，鲜活立体，获得观众的理解与认同。也为影片后半部分控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展现王老五一家贫苦生活与悲惨命运打下了基础，让观众为王老五一家屡受生活重压的悲惨遭遇一掬同情泪。

三、民族主义电影创作旨趣、追求与国族观念的公众传播

如果说王次龙多面创作涉猎广泛是其显著特色，那么，民族主义电影创作旨趣和追求则是其另一突出特色，这一思想观念贯穿了王次龙的从影生涯。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电影界关于民族主义的探讨与关注日趋热烈。叶秋原写作了《电影上的民族主义》一文，1930年4月，《电影》杂志由卢梦殊组织编辑了“民族主义运动专辑”，发表了《中国需要有民族特征的影片》、《民族主义电影底建设》、《电影之民族性》、《中国应有底新兴电影》、《民族主义与中国电影》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电影应该承担的积极发扬民族精神的使命进行了探讨。①如卢梦殊在《民族主义与中国电影》一文中认为:“电影……是民族主义唯一的出路。因为，它不特在史实上，在个性上可以给人见到一国民族的特征，并且，在个性的方面的展露上，也可以给人见到一个民族精神的表露。”［19］秋苑在《电影上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文化的或艺术的民族主义底特征不仅是为政治的民族主义作宣传;同时，它还映演民族的风趣，民族的生活，及民族的心灵。”

作为导演，王次龙的电影创作体现出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怀。其兄王伯龙在谈及王次龙弃学从影的动机时，特别指出王次龙对电影所具有的传播民族思想与民族精神的认同:“慨于国内人民毫无民族思想，较之上古‘公家有难，国中罢市辍耕以共赴之’，不及远甚，(次龙)遂弃其读书生涯。”［1］王次龙本人论及自己电影创作观念的文献也印证了上述说法，他说:“平常的玩意儿尽多都是只有一时的娱乐性，至于影戏就不同了。我们看了影戏，对于戏中的善恶因果于不知不觉中，会受着很大的感动。有时候，竟可以改变个人的行为和习惯，所以，影戏对于多数人，当然更发生关系了，因此影戏在人群社会国家里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制造影戏者当然负有指导人群、改良社会、发扬国光的责任和使命。”

王次龙还认为:“我们四千年来遗传着的，勤俭忠实礼义仁侠的天性，确可以造成不少慷慨激昂的戏剧。多少伟人，英雄的传史，美人、侠女的遗事，其精神的崇美，大可作世界的表率，成人类的典型。这些有价值影片的材料，十年廿年也用不光，又何必定仿效外国影片的内容呢?……各国都想明白中国的情形，我们影界中人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赶快制造发扬民族精神的影片，教他们认识我们这个忠实和平的民族，现在我可以下一句断语，如果国片照上述努力的前进，必定能使世界各国人士注意，更能在世界影片的销场中占据一个地位。”［22］正是秉持上述观念的缘故，王次龙的电影创作中不乏民族主义意识的表达。正如王次龙的兄长王伯龙所言:“王次龙的导演影片，是以民族主义粗线条的立场著称在银坛上。”［23］“试观次龙历经大中华、三龙、联华、联合、大长城诸公司，所导、演诸片，如《清宫秘史》、《王氏四侠》、《自由魂》、《还我河山》，当可推知其对于宣传民族思想之努力。”［24］王次龙早在导演处女作《清宫秘史》的制作和宣传中，便展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气质。该片广告如是称:“电影虽为游艺，但是不可不有主义……恐满清的恶浊景象，能在新中国人民的眼睛里，要发生一种不快的感想，故而把炮轰王宫革命成功的一段奋斗爱国精神插进去。名称上虽是好像描写清宫中的秘密秽德，其实主义是在惩恶除暴。把中华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整个的描写出来，而且又假阴曹来惩罚奸恶的情形，用电影艺术描写得活龙活现”

王次龙、王伯龙、王元龙三兄弟创办的大长城公司拍摄的《还我河山》，突出体现了王次龙的民族主义意识。《还我河山》展现了在夷寇蚕食鲸吞中国资源的背景下，白蕉岛土民在黄金龙、玉龙兄弟带领下，经受夷寇金钱美女等考验，合力御侮，不怕牺牲，终将夷寇驱逐海外，还我河山的故事。影片中多次表现岛民奋不顾身奋力抗击外侮的场景。片尾，片中的抗敌英雄黄金龙，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弟弟，自己也失去了一足，但他在岛民祝捷宴上仍慷慨陈词:“予弟虽亡，而国土完整，予体虽残，而河山无恙，庸何伤乎?”该片的创作者如是认为:“一国的影片贵在能表现出一国的民族特性，《还我河山》的片名和内容，都带有‘不二价’的意义，这适足表现出我国不屈不挠的勇敢的民族性。”［26］为拍摄《还我河山》，王次龙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他说:“我为了要完成上述的宗旨，曾一度跑到东北，再跑到西南，费了七八个月工夫采取材料，现在倒能得到很好的成绩。在这国难期中，除了东北与强敌顽抗的义勇英雄们外，在国内各地，没有人注意到的，还有几百万强壮的健儿。……我在他们的周围，看见他们那样精壮神勇，团结爱护的精神，想到我们实在是个有希望，有力量的民族，真是使我精神百倍。所以我现在开摄的《还我河山》一片(原名《三勇士》)完全是在他们的地方实地取景。内容描写他们勇敢的民情，述一次他们受邻邦人士的侵略，他们的奋斗牺牲，可敬可佩的一段悲壮的故事。”［22］在致三哥王伯龙的信中，王次龙谈及自己在广东中山县白蕉岛拍片经历:“此次拍片最感困难者，即土人指挥不易，语言尤不通，所用临时演员千余人，忽来忽去，又加濒海天气，阴晴无定，比拍一普通片费时三倍以上，耗资更多矣。幸同人悉抱决心，为国难而奋斗，精神极愉快。”［27］1933年10月10日，《还我河山》在上海的北京大戏院、光华大戏院首映。该片在《申报》刊登的广告非常明确地传达了民族主义意识与爱国情怀:“发扬民族精神，提倡武力抵抗。”

“头可断，身可杀，志不可夺，国土更不可失。看片中一般热诚爱国的民主，为着保持国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冒着枪林弹雨，男女老幼，肩并肩沉稳地站在最前线上，与暴敌拼命，这种激昂慷慨悲壮热烈的情形，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28］“兽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张着爪牙杀向中国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将踏碎了我锦绣山河!日本帝国主义的钢刀将杀尽四万万的同胞!同胞们!我们就此引颈受戮么?不，不，不!中华民族有了大无畏的精神!中华同胞有了大牺牲的决心!……《自由魂》乃系中华民族破天荒的革命巨片，深愿上海的民众们!全国的同胞们!本《自由魂》的精神，打倒日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大光荣!”［28］这则电影广告，满怀激情，将该片主题做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凸显了王次龙民族主义电影创作的特色。抗战爆发前，有人总结王次龙的电影生涯时说:“把银坛‘宿将’的头衔放到王次龙的头上，该是不会错的。王次龙真是电影界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员，十几年来，他始终是在努力着自己的前程，绝不因为‘后生可畏’而稍馁。”［18］抗战爆发后，受制于时局与环境的影响，王次龙拍摄了诸如《中国泰山历险记》等商业片，并前往香港从事电影工作。在香港他与妻子周文珠离异。①家庭的变故，加上事业上不顺、个人嗜好等原因，王次龙在34岁时突然辞世，结束了其银幕生涯。王次龙匆匆又有些悲凉的人生谢幕，令人不胜唏嘘与感叹，为自己，也为中国电影留下了遗憾。在王次龙去世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他15年的从影职业历程，王次龙对中国电影美术、表演和导演发展做出的多向度的探索与努力，他的电影创作的民族主义情怀及其将民族精神通过电影传递给观众的努力，值得我们肯定与纪念。:

作者：徐文明单位：浙江万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