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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片中的一幕很具代表性地体现
科特从克里斯蒂娜那里得知自己其实已经死亡,而在下一瞬间便被拉回围城的时空,并且被告知他很安全。围城无限制地赐予科特生命,从而使他的劳动得到无限再生产。这样一来,被赐予的生命就掩饰了作为缓慢死亡的劳动,使科特“生活在长期还债的义务中”。并且只有在执行的任务即“劳动”中,科特才是自由的或者有价值的。就如戈德温所说,对于科特而言,围城赋予他的任务之外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毋宁说科特是生存在被掏空了死亡的死亡结构里。然而更应看到的是,这种剥削性质的对死亡的悬置根植于比这种悬置更为彻底的对死亡和生命的分离。波德里亚认为:“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一种巨大的努力,目的只是分离生命和死亡”,权力就建立在这种分离上。这种分离则是对死亡和死人的客体化及排斥。在影片中,围城的科学家们对生命和死亡有严格的分离,源代码便充当了分界线。拉特里奇解释源代码时说:“它能让我们进入与现实平行的世界”,并告诉科特:“你怎样对他们(车上的遇难者)都无所谓,反正他们都死了。”后来戈德温说:“我只参与过源代码的指挥工作。我不适合这项任务……这里才是真实世界。”这些话的潜台词应当是:“活人和死人的世界有严格的分界线。我不能去那里,因为我没有死。”相对于比喻性的缓慢的死亡,围城也把科特及源代码中的遇难者放在了实际的死亡位置上。拉特里奇与戈德温强调列车上的一切只存在于源代码的八分钟内,也就是强调在他们所谓的“真实世界”里“死人停止了存在”,“不能再分到场所和时空”。在这种对生死的分离中,活人对死人有绝对的操控权。如拉特里奇对科特所说:“你就是时钟上的指针。我们给你上了发条,你就开始转动……你的作用就体现在此。”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围城可以对科特的死亡进行无限制的悬置正是因为他已经死了。或者可以说,科特以及源代码中的遇难者也只有在拯救“外面两千万美国人”的生命的意义上还活着,即还有用。那么,撇开对死人的漠视不谈,围城提倡的对生命的拯救是否能理解为一种善行?影片中的角色都在不断表明一种正义的立场:应当珍视和拯救生命。这也是该影片被称颂最多的地方。拉特里奇曾对科特说:“你天生就是英雄……你最擅长的就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但是这种生命至上的理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波德里亚对此作过批判:“让每个人都有生命的权利”是“社会裁判权向死亡的扩展”。人道主义把生命作为“绝对价值”的同时,也“把死亡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恶”。在围城对“外面两千万美国人”生命的珍视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目的:“巩固对生命和死亡的全部控制”。当戈德温告诉科特他很安全时,言外之意则是他被“钉在”生命维持系统中,“不再冒死亡的风险,因为他已经死了”。波德里亚讽刺这样的“安全”道:“为了不让你死,用一口棺材围住你”。在围城宣扬的道德中,“‘生’成为最大的单向价值和隐秘的基础”,而在这同时,以围城为代表的“整个技术文化”实际上“创造了一种人为的死亡环境”。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围城所呈现的正是波德里亚说的“计算机室”,是“消除了一切人类噪音的无尘空间”,“一切都在运转,都在为某种东西服务”。
二、按照人道主义的观点,与科特这一拯救世界的英雄角色相对
罪犯德里克是代表纯恶的恐怖分子,也就是影片末尾拉特里奇所说的“危机”的代表,应当被清除。然而如前所述,围城实际上可以看作当代社会权力系统的原型。在这一视角下,“危机”就应得到一种新的诠释,即被赋予波德里亚所说的象征性死亡的意义。象征性死亡也就是非正常死亡。波德里亚指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社会关系”。说非正常死亡具有象征性,是因为它不能被“记录在规则中”,“摆脱了国家的垄断”,摆脱了“可兑换性”。他进一步指出,面对象征性死亡时,权力系统“必须通过自杀来回应”,而这也就是挑战权力系统的“惟一机会”。在这种意义上,德里克制造的列车爆炸案就具有了挑战权力系统的象征意义。可以看到,在影片中爆炸案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即使在最后,德里克的行踪暴露之后,他本身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事实上,把“芝加哥中心”预定为下一目标这一情况应该也是德里克本人故意透露的。所以他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引起死亡,不如说是用非正常死亡来引起关注和恐慌。波德里亚认为,“‘自然’死亡没有意义,因为群体完全没有参与”,这种死亡是个人的“单向的死亡,是生物学过程的终结,是债务的清算”,而非正常死亡“会造成人为的激情,这同时也是牺牲的激情”。当代的文化秩序对待死亡的态度是逃避,千方百计不让死亡降临,在这种文化里,“真正的英雄是拒绝死亡的”。这也许就是拉特里奇说科特“天生就是英雄”的潜台词。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英雄式的人物。当科特问他为什么这么制造爆炸案时,他说:“因为这世界简直是地狱。但我们可以从废墟中创造一个新世界。前提是,先把它夷为平地。”所谓“夷为平地”实际上是扰乱“现代的线性死亡”。而在影片中虽然出现过德里克的证件,他的真实身份其实一直是个谜,有理由被解读为一种比喻意义上的恐怖力量,或者是“象征交换原则”的“显灵”。科特最后要求戈德温关闭生命维持系统这一类似自杀的行为对权力系统也有同样的挑战和颠覆作用。相对于他之前经历的缓慢死亡,这一行为便是即时死亡。在戈德温按下关闭按钮的一瞬间,科特也就交还了围城赐予他的“生命”,即消除了围城对其死亡的悬置。波德里亚表明,在当今社会,自杀行为也具有象征性,它在权力系统内打开了“无法补赎的缺口”,逃脱了“系统的合理性”,足以造成系统“全面的失败”。影片最后,科特打破了源代码只能保持八分钟的极限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的自杀扰乱了系统。在这方面,波德里亚的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虽有其局限性,却给予当代人一种对权力控制的警觉以及自我救赎的可能。
作者:顾舜若单位:南京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