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名族儿童电影创作的演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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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七年”时期——政治宣教的“传话筒”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反革命残余威胁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这种情形下，将文艺创作纳入到政治宣教的行列，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歌曲、舞蹈，还是电影，都充满了对人民政权的歌颂、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旧生活、旧制度的鞭笞，以此增强人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并期望将这种热情转化为建设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十七年”时期，尽管只有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儿童电影——《五彩路》，但却很好地履行了这种政治和社会职责。《五彩路》这一名字本身就给人以希望之感。影片中曲拉、丹珠、桑顿等儿童不仅指代新中国成立后“翻身”的人民，更寄予了编导对幸福、理想的追求，以及对中国新生力量的赞颂。同时，影片传递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为百姓服务、替人民办事的革命队伍。这一信息不仅仅是传递给藏族儿童的，也是传递给藏族成人的，更是传递给在当时对人民军队和社会主义政权并不十分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成人和儿童的，具有鲜明的“政治普及”意义。此外，影片中农奴主的形象，是旧势力、旧制度的代表。“新”、“旧”之间的对比，使观众产生了对封建农奴制的痛恨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部影片中，于洋、张平、赵子岳、黄素影等著名演员甘当配角；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时乐蒙为主题歌《飞向东方》谱曲，体现出他们对少数民族电影、儿童电影事业的满腔热爱与关怀。

二、改革开放后至新世纪前——题材选择

多样化、创作思路“儿童化”、价值表达多元化“”十年，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遭到了重大破坏。《沙漠的春天》、《草原儿女》和《阿夏河的秘密》是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其中《阿夏河的秘密》为儿童影片。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引导下，影片塑造了三位小“红卫兵”的形象。《阿夏河的秘密》中的儿童形象，是当时成人形象的化身。不过，影片中表现出的三位不同民族（汉、藏、回）少年间的深情厚谊，值得推崇。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深入到了云南丽江地区拍摄，创作者们身上体现出的革命热情和勇气，是值得当今的人们纪念和学习的。”粉碎“”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文艺创作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势——更加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的创作也是如此。笔者归结为三点，即题材选择的多样化、创作思路的“儿童化”和价值表达的多元化众多表现儿童与自然（动物）亲近的影片，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儿童电影创作思路“儿童化”的体现。对自然好奇、与动物亲近，是儿童的天性。这一时期的电影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以此表现儿童的天性。让动物“演员”与小演员“对戏”，不但可以增强少年儿童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还可以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因此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儿童的天性在影片中完美呈现，使儿童成为儿童电影的主要收视群，是儿童电影成功的最低标准，但也可以说是最高标准。因为儿童电影理应表现儿童、表现儿童的天性；儿童电影也正是拍给儿童看的。但现实情形并不令人满意：电影中尽管有儿童演员，但儿童的“身份”是缺失的，童真和童趣是稀薄的，这样的儿童电影难以博得儿童观众的喜爱。但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编导尽可能站在儿童的视角上，想儿童之所想，并充分挖掘儿童的天性，拍摄出儿童真正爱看的电影。正如《红象》的导演们所言：“在儿童影片中，最成功的杜绝说教的方法就是突出影片的形象性、动作性，我们所说的寓教于美，就是尽量让孩子们看到”。而土家族电影学者饶曙光也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民族电影的题材扩展，突出表现在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可以说，创作思路的儿童化是这一时期包括少数民族儿童电影在内的儿童电影（包括1983年的《小刺猬奏鸣曲》、1989年的《普莱维梯彻公司》等）的核心，也是最大的贡献。

三、新世纪——乡土情、民族梦；小视野、大世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不再单向地将目光投向海外，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人惊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目光。他们带着好奇来到中国，沉醉于中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文化中，感受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但在“欣赏”、“感受”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文化交流。而这种交流，是增进共识、打破隔阂、走向和谐的基础与前提。中华悠久灿烂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原因，少数民族的生活境遇、风土人情，长久以来并不被人发觉，因此形成了具有神秘、原生特质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不但对于“老外”，就是对中国人而言，也充满了未知和吸引。但是，只有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强大后，文化才有可能被挖掘、被认同。2000年的《扬起你的笑脸》，是对这一背景最好的诠释。影片表现出的中外儿童的友谊，是中华文化的升华；深入苗家腹地进行拍摄，将苗文化发扬光大，既是苗文化的呈现，也是中华文明的彰显。而当这一切由孩子“担当”时，使人更加欣慰、震撼。同时，影片中涉及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兄妹之间的感情，呈现出一种人本力量和人伦关怀，为整部影片增添了一抹温情色彩。《扬起你的笑脸》，可以说开创了一种少数民族儿童电影创作的新思路——“民风+亲情”，之后的《俄玛之子》和《滚拉拉的枪》等，均沿袭这一思路。与《扬起你的笑脸》相比，这两部影片在“气质”上更加文艺，并带有一丝淡淡的惆怅。《俄玛之子》的导演李松霖本身就是一位哈尼族人，故事讲述的就是自己的童年经历。影片在红河州取景，使用当地演员，方言占据了绝大多数对话……对于导演而言，这是一种对往事的追忆、对故土的眷恋。因此，哀伤是难免的。而由宁敬武执导的《滚拉拉的枪》，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唯一的带枪部落。该片既是对这一群体生产、生活、风土人情的描摹，也是对一种“消逝现象”的记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很多曾经的事物和现象被现代文明抹灭，暂且不论是对是错，但“逝去”，毕竟是一种遗憾。所以，无论是《俄玛之子》，还是《滚拉拉的枪》，既是虚构的，又是真实的。虚构的是某些故事情节，但哈尼族和苗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是真实的。因此，这两部影片也是对文化现象的活态记录，具有一定的文化参考价值。

四、结语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电影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电影从无到有，数量从少到多，取材更加宽泛，制作更加精良，为中国电影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也离不开一批又一批电影人的贡献：葛存壮、谢飞、郑洞天、张建亚、田壮壮、宁浩……这些知名的电影人，都参与过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的拍摄，体现出他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儿童电影的关爱。从国家的层面来说，重视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的拍摄，既是为儿童烹制精神食粮的需要，也是增进民族团结、友谊的客观要求，因此使命重大。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的少数民族儿童电影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作者：岳瀚徐潇珍颜文娟单位：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