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译制片创作及赏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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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实践，不仅造就了众多的技艺精湛的电影艺术家，而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外国译制片。然而，与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实践相比，有关译制片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却少之又少，甚至出现了一种“重实践、轻研究；重感觉、轻理论”的现象。纵观为数不多的有关电影译制片的文献，理论研究的内容和观点主要集中在电影译制的作品、鉴赏批评、创作随想、理论探索和史料总结等方面。

[关键词]电影译制片；理论现状

提起电影译制片，人们的脑海中总能出现那些说着地道标准的汉语普通话的外国人在银幕上演绎的或曲折离奇，或感天动地的美丽故事。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译制片也走过了近60年的光辉历程。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普通一兵》开始，到当下进口的译制大片，电影译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也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实践。不仅造就了众多的技艺精湛的电影艺术家，而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外国译制片。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朗朗上口的经典配音至今仍然在观众心目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然而，与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实践相比，有关译制片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却少之又少，甚至出现了一种“重实践、轻研究重感觉、轻理论”的现象。纵观为数不多的有关电影译制片的文献，理论研究的内容和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影译制片作品集锦

以《译制片剧本精选》(1998年，张子扬主编)《译制片剧本精选卷二》(张子扬主编，2000年)《外国新影片翻译与研究》(顾铁军著，2006年)等为代表的一批著作还只是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外国电影的剧本翻译和台本选择上，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将视听内容转换成可阅读的文本。另外，大量的录音、录像制品如《邱岳峰配音》(录音制品)、外国电影对白精选(录音制品)以及译制片的录像制品等等基本上也属于电影译制片作品的集锦范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译制片作品集锦——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音像制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于电影译制片的欣赏需求，直接或者间接地起到了对电影译制片的推广和普及的作用，这也为译制片理论研究和探索提供了一定的理论阵地和群众基础。

二、电影译制片鉴赏批评

电影译制片评论主要是就某一部或者某一类外国译制片而展开的电影鉴赏和电影批评文论。如《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传承——评美国电影<烈火雄心>》(顾铁军)、《科学幻想背后的哲学——谈美国系列电影<星球大战>》(顾铁军)、《一部文化内涵丰富的译制片》(赵春梅)等。除了专业的影视期刊以外，各类纸媒体、广播电视以及各大网站推出的影视论坛也成为译制片评论的重要“阵地”。与其他电影评论一样，有关这一类的电影译制片评论主要还是结合外国电影自身特点，并从文化、艺术、美学、哲学意义等层面加以论述，与电影译制片创作理论缺少必要的关联。

三、电影译制片创作随想

创作总结和实践体悟的文献资料在电影译制片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从事译制片创作的导演、配音演员、录音师等撰写了大量的实践体验文章。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著名配音演员、导演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苏秀著，2005年)一书中，对自己从事多年的译制片创作进行了回顾，不仅趣谈往事，回忆前辈、伙伴，而且还总结了译制导演的艺术创作经验。《远去的回响》(曹雷著，2006年)一书，记录了著名配音演员、译制导演曹雷曾经参与创作的六十部译制片的配音笔记，并指出“译制配音艺术属于表演艺术范畴，包括了内部体验和外部表现。不论体验和表现，都需要在实践中去学习、掌握、磨砺，脱离实践，很难用单纯的理论去教会什么人”。

其他的创作随想，如中国传媒大学教师王明军撰写的《带着镣铐的舞蹈——论影视配音艺术创作的制约性与适应性》、《未成曲调先有情——析影视剧人物配音创作中心理依据的获得》、《“还魂”译制片配音中人物的贴合》等论文，都是从他自身的译制创作实践出发，生动而理性地阐释了译制片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随想文章，既是创作体验，更是理论总结，对业界和创作一线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四、电影译制片理论探索

对于什么是译制片?如何界定电影译制片的概念?理论界的看法也颇有争议。多年来的创作实践逐渐丰富了译制片的理论内涵，与之相关的概念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如《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这样的定义：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这项工作要由懂得母语和影片将要译成那个国家的语言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来做译制的下一个阶段——文学翻译将逐字逐句的译本按照画面进行修改。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在这个阶段，通常是两个人在工作：文学翻译和演员(影片台词的<包装工>)。这个阶段的工作要借助逐字逐句的译本进行。在进行语言润色的时候，导演、录音师和预先挑选好的演员创造出一种新版的影片语言录音带，以达到最充分和最准确地再现原版片中演员的表演。然后进行重录——把原版片的音响和音乐音带与新的语言录音带合并在一部胶片上，以便下一步按预定的数量制作译制片。”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界定：“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其制作方法是：先将原版影片的对白，译成另一种所需要的语言，再由配音演员按照原版画面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用逼肖的语调、口型，录成一条翻译的对白带，然后和原片的音乐、音响效果声带混录在一起，成为一条完整的译制声带，用以印制供放映用的译制片拷贝。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

而系统地探讨和研究电影译制片理论的著作当属《译制片探讨与研究》(赵化勇主编，2000年)和《影视译制概论》(麻争旗著，2005年)。前者通过展示近年来译制界理论研究的崭新视角和理念，帮助译制工作者开拓视野，启发创作思路和引导鉴赏方向。“日益丰富的译制实践，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译制队伍，创作出了众多艺术构思、表现、类型、样式、风格、流派异彩纷呈的译制佳作。同时，与这些成功译制实践相适应的理论研究也朝着系统化迈进。这些理论思维又为实践开辟了新途径、确立了新目标”；后者则“立足于我国译制片的生存与发展”，“对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译制过程各个环节以及有关译制片的观念和认识等方面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试图说明译制片存在的哲学依据、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等等，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

其他有关译制片的文论创作近年来也较为活跃，比如《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影视配音艺术风格》(侯丽红，1998年)、《影视译制片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意义》(杨芝顺、张洪，1999年)、《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柴梅萍，2001年)、《影视译制配音中的技术美学》(张联，2007年)等等，大多从译制片的艺术、美学、传播、哲学价值等方面加以阐释，给译制片的理论探索带来了清新的风气，也使得译制片的理论创作呈现出蓬勃上升的趋势。新晨

五、电影译制片史料总结

对于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的研究历来鲜有总结。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主要出现在《影视译制概论》(麻争旗著，2005年>中的《附录——<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外国新影片翻译与研究》(顾铁军著，2006年>中的《译制片研究——<中国译制片历史研究>》。作为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之一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中，课题研究者提出，“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是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前1949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的大发展时期。”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论述还仅仅局限在一般性史实的梳理和呈现上，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点作品还缺乏深刻的挖掘与提炼。

其他的一些史论文章，如《忆我国早期的译制片生产》(琥岩，2003年>回忆了上世纪50年代，我国译制片创作、对外交流、生产流程以及技术工艺等等史实《轨迹中国影视译制片》(2004年，何永胜>阐述了作为世纪的见证，译制片的兴盛繁荣以及背后所隐藏的危机等《我的配音生涯中的伙伴》(苏秀，2006年>、《远去的回响》(曹雷，2006年>分别从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的角度出发，回忆过去。还原历史，翔实地记录了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中的重要人物史实和经典译制作品诞生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史料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