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产生的传播学路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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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与新词语的产生

媒体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线性过程: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因为媒介的性质和特点不同，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和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功能有所不同，新词语的传播也因之有所不同。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和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之间也存在着互推互抬的现象，所以纯粹的传统媒体和纯粹的网络媒体是不存在的，很多情况下，是以某一种媒体为主导，另一种媒体起到助推补充的作用。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网络媒体背景下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与新词语产生网络媒体背景下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表现为以传统媒体为主导，以网络媒体为补充，现以“世博”报道的媒体议程设置为例进行说明。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首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核心主题，上海世博会第一个正式提出了“低碳世博”的理念。媒体自世博会开始前的2010年3月份始，通过对世博“低碳”、“环保”这些议题进行集中的、反复的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引导民众把关注焦点集中在这些议题上。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中央重点新闻单位为主的平面传统媒体最早发起对这些议题的主导性报道，网络媒体报道紧随其后，除光明日报网络版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易网、创业商机网等商业性网站也涉及到了“低碳”议题进行了补充性报道。传统媒体主导、网络新媒体推动，使以“低碳”为关键词的环保节能话题提上了中国民众的议事日程，第一次深入地渗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当中，并由此产生了一批新词语。围绕传统媒体“低碳”、环保的议程设置，2010年共产生14个相关新词语，包括低碳爱情、低碳达人、低碳哥、低碳谷、低碳交通卡、低碳客、低碳旅游、低碳人家、低碳信用卡、环保妹、低碳风、低碳日、低碳装、低碳名片等。

(二)网络媒体议程设置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互推互抬与新词语传播1．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实现的三种方式。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编辑主导的新闻网站中新闻专题的议程设置功能。关于网络新闻专题，《网络新闻编辑教程》有如下阐述:“网络新闻专题是以网络为平台，运用各种媒体手段对特定的主题或事件进行组合或连续报道的形式。它是网络新闻整合的一种重要方式。”［1］《网络新闻编辑学》中表述为:“网络新闻专题是指基于网络技术支持，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段，展现某个特定主题或事件的一组相关新闻信息总汇。”［2］网络新闻专题利用涉及视觉和听觉的视频、音频、文字与图片等多种媒体的结合提高新闻效果，以信息集纳产生的报道数量提高某一单一事件的报道频率与强度。以互动来调整报道节奏和内容，主动设置相应议题，安排议程，发挥议程设置的功能。二是编辑主导的网络新闻和评论的议程设置功能。这些新闻报道或评论数量的多少、版面位置的排列，都可以影响网民对某一事件的感知和理解。三是网站平台的操控者主导的微博、博客、网络论坛等自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在网络传播中，某一受众可以通过网络自我个人议程，或者对网络信息进行加工、修改和重组形成个人议程。如果个人议程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的关注，进而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一议程也可能影响媒体议程。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在这些“小众传播”环境里并没有被消解。它们的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通过议程设置安排微博、博客首页页面的内容，以引起网名的关注和转发，或者将网络论坛中的帖子置顶，引发网名的关注和跟贴。2．以媒体对监狱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报道为例。在媒体对监狱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成为报道的两大主流，二者在议程设置中互推互抬、相互影响，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引导力，影响着新词语的产生。从2009年2月的“躲猫猫”事件到2010年11月的“盖被死”，监狱非正常死亡事件借助网络流行语成为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媒体议程，并进而形成网络媒体议程和传统媒体议程互推互抬的典型。这从由相关事件产生的新词语中可以看出。2009新词语(2个):躲猫猫、做梦死。2010新词语(9个):喝水死、骷髅死、如厕死、睡觉死、洗脸死、盖被死、冲凉死(事件发生于2008年)、发狂死(事件发生于2009年)、针刺死(事件发生于2009年)。还有监狱非正常死亡事件名称共24个。这24个词包括了自2007年始发生的所有监狱非正常死亡事件。在这24个名称中，除了发生于2007“呼吸死”和2008“睡梦死”未收入新词语外，其余22个中有9个收入2009年汉语新词语，另有13个作为这些新词语的相关词语附录其后。这些新词语的产生有其独特的一面:它们都与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和传统媒体议程设置有关，是二者互推互抬的产物。在传播模式上，绝大多数事件发生后死者家属最先求助于互联网，在网上发帖申冤而将事件曝光于各贴吧、博客、网络论坛，热心网民通过跟帖、转发微博等方式，使事件引发强烈的网络热议，经由前文提到的网络议程设置功能实现的第三种方式形成网络媒体议程:网站平台的操控者主导的微博、博客、网络论坛等自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安排微博、博客首页的内容，以引起网名的关注和转发，或者将网络论坛中的帖子置顶，引发网名的关注和跟贴。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引起了传统媒体的持续关注，传统媒体中的报纸、广播通过版面的设置等引入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介入有关事件的报道。如《云南信息报》是最早介入对“躲猫猫”事件报道的传统媒体，又如《中国之声》(广播)是最早介入“从床上摔下死”事件的传统媒体。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介入，加深了这一事件对受众的影响和相关新词语的流行。传统媒体的介入进一步推动了网络媒体的热炒。网络媒体通过前文提到的网络议程设置功能实现的第二种方式即编辑主导的网络新闻和评论。这些新闻报道或评论数量的多少、版面位置的排列，进一步影响网民对某一事件的感知和理解。如媒体对2010年此事件相关词语“跳车死、摔跤死、自然死、递纸死、妊娠死、激动死、撞墙死、扯野菜死、螺丝钉死、从床上摔下死、睡姿不对死、鞋带自缢死、证据不足死”的报道就采用了这种议程设置功能。除了第二种方式实现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以外，对有些影响特别巨大的事件如“躲猫猫、做梦死、喝水死、骷髅死、如厕死、睡觉死、洗脸死、盖被死”等新词语，网络媒体通过前文提到的网络议程设置功能实现的第一种方式即编辑主导的新闻网站中新闻专题的设置，将来自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中的有关视觉、听觉的历时的、共时的全部内容汇集起来，并将之与受众进行及时的互动。这些使事件迅速扩大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关涉多方利益的公共事件。网络媒体的第二、三种媒体议程设置一方面进一步推动了网络热议，另一方面又更进一步推动了传统媒体的继续、深入、持久的报道，不止报纸、广播介入相关事件进行议程设置，电视最终也会介入有关事件的报道。如央视《新闻1+1》在对“躲猫猫”事件媒体报道数量高峰时期借用了平面媒体提供的材料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评论，呼吁揭开男子看守所玩“躲猫猫”撞死真相。这一传播途径大致如下: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广播、报纸)→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广播、报纸、电视)→网络媒体。这种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和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互推互抬，最终形成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对事件的反复报道，由此催生了新词语和相关词语的产生。在媒体共同的推动作用下，伴随新闻事件的“躲猫猫”新词语也同时扩散、流行。

(三)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对新词语产生的影响1．从舆论导向看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对新词语产生的影响。根据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议程设置功能考察的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3］“议程设置”理论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对详细考察媒体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不仅传统媒体需要进行议程设置实施舆论导向功能，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同样需要进行议程设置实施舆论导向功能。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会影响新词语的产生，舆论导向同样可以影响新词语的产生。因为媒体对事件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媒体通过提供给公众议程来左右人们对某些事件的关注并引导舆论。正如媒体2010对监狱非正常死亡事件进行议程设置，在新词语的表现上就是2009年和2010年相继产生11个相关新词语。这说明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对新词语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舆论导向对新词语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2．从传播效果看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对新词语产生的影响。“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的阶段。”“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3］根据议程设置功能的效果理论:媒体中的新闻是否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次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的判断。媒体中的新闻是否报道某个议题，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次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这些都会影响到相关新词语的产生。

(四)三字词新词语占多数的传播学原因1．语词长从二字词占多数到三字词占多数的历时变化。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媒体对监狱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报道中，2009年和2010年共产生11个新词语。这些新词语均为三字词，没有一个四字词或五字词。2010年共产生13个相关词语，其中包括7个三字词、2个四字词、4个五字词。2010年词长统计数据:据《2010汉语新词语》调查，“对626条新词语统计结果显示，数量排前的依次为三字词、四字词、二字词。三字词语约占54%，是全部年度新词语的一半多，且几年来一直走高。四字词语占22%，二字词语占18%。平均词长为3．20个字。三字词语比例占优势，与近几年多用热门格式造词有关。”［4］新词语的词长变化可以从历时来考察:以下对新词语的统计数据中，除1989年出自《新词新语词典》以外，其余出自2006－2010《汉语新词语》。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出几点结论:(1)在2006年，二字词新词语最多，其次为三字词，再其次为四字词;但从2007年开始，三字词新词语最多，其次为四字词，再其次为二字词。(2)从2006年开始，三字词占新词语总数比例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四字词和二字词占新词语总数比例基本呈现逐年递减趋势。(3)从2009年开始，三字词占新词语总数比例约为50%及以上。2．语词长从二字词占多数到三字词占多数变化的传播学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与热门格式造词有关以外，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传播学因素:三音词多是口语形式，带有诙谐的含义和效应。根据冯胜利的研究，三字词从韵律上说属于悬差律。悬差律“是指如果轻重的比差过于悬殊，其音律结构则赋有诙谐的含意”［5］。三音词就是一种轻重的比差过于悬殊的形式。所以三音词多是口语形式，带有诙谐的含义和效应，和众多网络词汇一样带有较强的戏谑意味。从韵律上分析2009年的新词语和2010年的新词语中的三字词，多为1+2，或2+1，轻重悬殊，节奏显得轻快诱人，含义显得幽默诙谐，富有口语的味道。通过“躲猫猫”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已成为公民表达意见、参与社会管理最便捷的方式。公民的网络话语权和影响力都日益趋重。越来越多的民意奔涌在网络上，这种技术带来的变化，也促使新词语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网络当中，网民往往不使用正规的、严肃的书面正式体词语，而是用“躲猫猫”这种带有点儿戏，甚至带有点反讽的口语非正式体。这与新词语的娱情功能心理有关。近年的新词语往往产生于网络，属于个人或民间创造，主要以非官方的特点在某些群体中出现，接着被人广为仿效流行开来，进而为社会所知。流行语中的字、词、语、句等，通常总是表现为非规范用法，与官方词语和普通话的主流语汇保持一定的距离。

二、微博自媒体与新词语的产生

随着自媒体的产生，围绕自媒体产生的新词语越来越普遍。例如，随着微博的产生，也相应产生了很多新词语。2009年，“微博”开始出现，但是“微博”并没有成为新词语，“围脖”替代“微博”成了年度新词语，“微博”只是出现在“围脖”的相关词语中。“微”的意义为“小”的新词语总数为2个，“微”的意义为“微博”的新词语总数为4个。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围绕“微博”产生的新词语井喷，“微”的意义为“小”的新词语总数为8个，“微”的意义为“微博”的新词语总数为24个。2011年，围绕“微博”产生的新词语是2010年的两倍，“微”的意义为“小”的新词语总数为11个，“微”的意义为“微博”的新词语总数为52个。这反映出微博对人们日益深远的影响。

(一)围绕“微博”产生的新词语逐年增多随着微博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围绕“微博”产生的新词语逐年增多。但是，2009年的“围脖”作为“微博”的谐音成为年度新词语，但2010和2011年人们却鲜少使用“围脖”而改作“微博”。“围脖”与“微博”的改变体现着传播学的巨大影响。由“微博”而谐音“围脖”(2009年)，更富视觉感的具体可感的“围脖”取代意义抽象的“微博”，体现的是视觉传播文化对词语的影响。由“围脖”而回归“微博”(2010年和2011年)，视觉传播文化对词语的影响依然存在且影响巨大，但是新词语中数量众多的以“微博”开头的新词语，让“微博”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渐渐取代谐音“围脖”而回归“微博”。“微博”在刚开始出现的2009年，是一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事物，用视觉化的“围脖”便于人们接受这一新词语并宜于传播。而到2010、2011年，抽象的“微博”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不再存在传播障碍，同时随着以“微博”开头的新词语的增多，“围脖”渐渐被人们所抛弃。

(二)微博”的流行带动了以“微”为语素的新词语的流行随着“微博”一词的流行，“微博”中“微”的基本义“小”的意义也开始流行，并开始构成新词语。这种现象始自2009年新词语:微付、微阅读。2010年和2011年，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以“微”的基本义“小”为语素的新词语越来越多。可以说，这种现象是伴随着“微博”这一新媒体而产生的。

(三)微博自媒体意见领袖与新词语的产生自2010年始，微博的影响力日渐增大，比如2011年新词语“潘币、任币、丹丹体”就是围绕微博意见领袖而产生的。根据2012年3月9日的国内第一份《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中国微博意见领袖排行第一的是潘石屹。他的微博粉丝众多，网络影响力很大。围绕他的微博，仅2011年就产生了三个新词语:“丹丹体”、“潘币”、“任币”。三个新词语都与潘石屹的微博有关，也与他的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第一人有关。不过，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新词语总数并不多。

三、探究新词语产生的传播学路径的认知社会语言学意义

新词语产生的传播学路径主要经由以上三种，当然不是所有的网络公共事件都易于产生新语汇，只有那些包含了社会共享价值的公共事件，比如涉及社会公正问题、底线道德问题等价值冲突事件，才有可能经媒体(或网络媒体)曝光，将属于个人的问题或不幸遭遇转化为公共问题，成为公众的共同体验，进而催生网民智慧性的话语表达。认知词汇语义学着重于从认知原型理论出发研究词汇的意义范畴，但却忽略了词汇语义的社会动态性和变异性;传统词汇学着重于静态的(即词典的、固定的)词的定义和词义分析，而对词汇的动态的、社会的，尤其是传播的词义分析较少涉及。新词语产生的传播学路径把社会语言学的词汇变异研究同传播学相结合，通过考察特定的语言变项词汇在传播学中的传播来描写特定社会群体的语言特征，在词汇同外部社会因素之间对立对应关系，为新媒体话语策略与社会文化生态建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作者：马晓红 李凌燕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