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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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的历史机遇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民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空前高涨。2009年底，外交部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标志着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种崭新形式。诚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所言：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以及大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志愿者，乃至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都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公共外交积极参与者。20多年来，历史赋予中国“对外传播”以特殊的使命，也同样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吸引了更多的学术人才共同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群策群力。

二、20年历史轨迹

近20多年，是中国对外传播学从起步到发展的奠基阶段；然而，若回溯其缘起，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又岂止20多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学直接孕育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也就无可避免地在时间上滞后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以“对外传播”和“对外宣传”为主题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其作者则大多是具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对外宣传工作者。1988年，历史即将迈入90年代，中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著作《对外传播学初探》问世，其作者正是新中国对外宣传的优秀实践者、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1999年，历史即将告别90年代，与前著遥相呼应，段连城的老同事与老邻居、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另一位老前辈——沈苏儒，出版了另一部奠基之作《对外传播学概要》。两位大家的学术结晶，滋养于他们几十年所经历的时事变迁和人生历练。尽管迟至90年代前后才诞生，但是追根溯源，两本著作的源头却远在半个世纪之前。彼时，中国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苦撑待变，与此同时，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过程中，也开始逐步走向世界。1945年7月，年仅19岁的段连城负笈美国，在久负盛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学位。几乎与此同时，刚刚大学毕业的沈苏儒也踌躇满志，在堂兄沈钧儒的介绍下，开始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并因此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中国籍同事——刘尊棋。抗战时期的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在中国进行对外宣传的专门机构，其负责人是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后来闻名世界的美国汉学翘楚——费正清。为了能够发出地道的中文稿件，费正清物色了一批中国籍记者，其中即包括了主持中文部工作的刘尊棋。直到1949年10月1日，刘尊棋被任命为新中国国际新闻局的常务副局长，已回到哈佛教书的费正清才恍然大悟——原来，刘尊棋是当年潜伏在美国新闻处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美国的财力物力，他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刊发了许多有利于抗日动员和民主运动的进步稿件。

借鉴当年在美国新闻处的工作经验，刘尊棋将国际新闻局打造为一个对外传播新中国的专业机构；与此同时，年富力强又精通外语的段连城和沈苏儒也深受其鼓舞，分别成为《人民中国》和《今日中国》两本对外刊物的骨干力量。历史是一条源远流长、永不停歇的大河。从1949年开始，段连城和沈苏儒亲历了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峥嵘岁月，段连城更曾奔赴朝鲜，亲身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报道与谈判工作。上世纪90年代前后，当两位老人的对外传播学著作问世之时，读者在纸面上看到的是他们洋洋洒洒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归纳，在纸面上看不到的却是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既勤习西学又扎根中国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悟。段连城与沈苏儒的学术著作和理论框架，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宗立派树立了以实践为导向的重要标杆。同一时期，一批类似的具有实践色彩的对外传播学著作还有不少。①1994年，由国务院新闻办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以探讨外宣理论和促进外宣业务为宗旨的专业期刊《对外大传播》（后更名为《对外传播》）问世，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与中国对外传播学的源起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等一些对外宣传的主管单位也编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史料档案。更为珍贵的是，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三任主任——朱穆之、曾建徽、赵启正，也分别出版了《风云激荡七十年》、《融冰•架桥•突围》和《向世界说明中国》，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必读书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学院派”队伍也在日益壮大。事实上，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本来就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衍生基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文局文化学院、新华社新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等相继举办了一系列的外宣干部培训班。正是在三尺讲台上，段连城与沈苏儒一面悉心讲授“对外传播学”课程，一面追踪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将实践升华为理论，最终在讲课提纲的基础上整理汇编成了两部中国对外传播学的经典著作。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日益频繁地被国际媒体关注和报道，一些高校学者也开始从学术角度研究并阐释中国的对外传播：从传播学视角借鉴西方的国际传播理论②；从外交学视角引介西方的公共外交理论③；从文本分析的视角论述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关系④；从历史分析的视角梳理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演变过程⑤。

与此同时，各类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对外传播学的论文更是多达上千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传播学研究的欣欣向荣；然而，若要实现对外传播学的真正繁荣，还有赖于各项研究的深化、细化与中国化。沈苏儒先生晚年即曾念兹在兹地指出：我们对外传播工作者已形成为一支人数众多、人才济济的队伍。过去互不通气，不能形成合力。现在应该组织起来，建立研究团体，开展各种科研活动，并使科研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去。近年来，一批以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为宗旨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如：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等。2008年10月，清华大学成立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致力于对外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2012年12月，根据十八大报告中“扎实推进公共外交”的中央要求，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成立，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当选为首任会长。目前，与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相关的职能机构分散于不同的外事和新闻单位，有鉴于此，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已计划开展一系列有政策导向性的研究课题，致力于整合各方力量以共同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三、20年历史经验

20多年的风雨兼程，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后来者的继续深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线索。

第一，在“术”的层面，要继续借鉴“西方经验”。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促使中国人反思和向往，与西方工商业文明“求同”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毋庸讳言，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工业文明的制高点时，其他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便不得不与之交流并向其学习。于是，借助经济优势，美国在国际舆论界也获得了“高人一等”的话语权，诚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共关系顾问迈克•麦德沃所言：在全球争取民心向背的角逐中，美国曾经占了上风，因为它支配着形象、偶像和信息的流动，更别提由于美国以及此前大英帝国的霸权，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于是，在一场西方业已掌握了“标准制定权”的形象竞赛中，在一个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空前提高的新媒体时代，为了与国际社会有效沟通，中国在对外传播时便不得不使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不得不学会更具说服力的表达技巧与传播创意。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向西方学习新技术以发展工业；今天，中国人还必须学习新媒体以讲好“中国故事”。这无疑也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方向设定了命题主旨。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已经蔚然成风。

第二，在“道”的层面，要努力实现“本土化”。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与“世界的话语”求同之时，对外传播学若想在中国扎根发展，还必须探索和总结“中国的话语”。不能用“中国的话语”解释中国问题，这才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根本困境。哈佛大学汉学翘楚费正清曾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对于中国而言，对外传播的本质使命即是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然而，倘若连自己都对“我是谁”不甚了了，那么不论传播技巧何等高明与先进，对外传播也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也是对外传播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所必须重视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某种程度上，比之“世界的话语”，中国学界现在对于“中国的话语”甚至更加陌生。如果永远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与引介阶段，如果不能以中国的视角去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这一代学人将注定无法在对外传播学的传承和发展中取得新的突破。正如云杉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中所言：吸收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只有通过转化再造，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第三，在“战略”的层面，要强化“国际视野”。过去20多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多以西方传播学为其研究框架；然而，展望未来，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必须重视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的战略研究。对外传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工作者必须兼具外事与新闻的长才；与此相应，对外传播学也绝非一门简单的学科，更非套用西方传播学的某某理论就能够有所突破。据上世纪50年代任职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曾多次批评参与对外宣传的新闻人们“不懂外交”：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国际的经验也是如此。1953年，美国新闻署建立，其工作任务是实施一系列借助大众传媒的国际交流项目，这些项目被冠以一个全新的名称——公共外交。曾在美国新闻署工作30多年的公共外交官阿兰•汉森，在其专著《电脑时代的公共外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我们这些资深的公共外交官心知肚明，纵观美国新闻署的发展历程，美国公共外交的根本使命，除了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传播与落实以外，别无其他。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主任曾建徽同志在回顾自己六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时，也曾就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本质做了如下总结：外宣就是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外宣有种独特作用，就是舆论先导的作用。今天，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机遇，我们要抓住历史的契机，将对外传播学与中国整体的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心力！（本文作者：姚遥单位：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