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理论现况与推进之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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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学的理论现状及其学科特性探析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传播学自20世纪上半叶诞生以来,一直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路径上发展。时至今日,传播学已成长为一门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综合学科,其研究对象之丰富、研究视野之宽泛、研究方法之多样,使其学科特性必然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面貌。然而,由于人类传播实践的发展异常迅猛,传播学的理论构建一直处于一种疲于追赶的状态之中,试图通过在概念、模型和范式上不断推陈出新来尽可能地跟上传播实践的前进步伐———就像一个拼命赶路的人,一门心思地朝前奔,却无暇停下来回望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因此,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传播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开拓有余而沉淀不足,前沿理论层出不穷、花样繁多,但某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却被长期搁置,甚至无人问津。

如果用“浮躁”来形容传播学的理论现状,那么在此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就连“传播学的学科特性”这样关涉学科建设方向的前提性问题都尚未得到认真的探究。国内外的诸多传播学教材及专著在介绍这一学科的历史和现状时,往往对其学科特性问题一笔带过,少有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归纳。这样一来,下至学习传播学的学生,上至专门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似乎都很难讲清“传播学”究竟为何物。在谈到传播学时,我们也许能够随口说出一大堆有关传播的概念和理论,但对于这些概念和理论所归属的这个学科本身该作何理解,我们却是一头雾水。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发展都不能脱离该学科的生成轨迹,都须以明确该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框架为基础。如果我们连什么是“传播学”都解释不清,如果我们连传播学的学科特性都把握不准,我们还怎么去从事传播学的专业研究呢?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更深入地探析传播学的学科特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二、传播学的学科特性

1.新兴性兼有传承性

一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大学里的一个科目、一个专业的传播学的形成,是在施拉姆1943年于美国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创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后才正式开始的。而在此之前,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等人为传播学的奠基所做的拓荒工作,最早也不过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因此,传播学乃是一门非常典型的新兴学科———这一点显而易见。

然而,尽管传播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史,但它在人类学术体系中的脱颖而出却并非一蹴而就。换言之,随着各种大众媒介及其相关行业的兴起而在当代社会新课题的刺激下成长为一门显学之前,它早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知识积累过程。如果说传播是人类的一种信息传递与交流活动,而传播学则是考察和研究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与交流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和意义的科学,那么事实上,在传播学这门学科出现之前,人们对于传播问题的探讨早已有之。在我国,仅在有关“劝服传播”的问题上,古人的精辟见解就可谓层出不穷:孔子总结有“谲谏”、“戆谏”、“降谏”、“直谏”、“风谏”五种谏诤之法;荀子提出谏说之道有“谏”、“诤”、“辅”、“拂”之分;吕祖谦认为“戒之以祸”、“谕之以理”、“悟之以心”是三条基本的进谏途径;吕坤则强调“审人”、“审己”、“审事”、“审时”这些必予注意的“进言四难”……

而在西方,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由于将“诡辩术”完善为“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学问,一向被视为传播学在古希腊时代的远祖之一,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先师苏格拉底在依靠反复对话引导学生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精神助产术”,则更早地触及了人际传播与教育传播的各种技巧和原则。而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身处口语时代转向书写时代之历史关口的苏格拉底,更是通过批判文字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歧义丛生等方面的缺陷,表达了对“自由而真切的对话”的强烈渴望和对媒介在人际关系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刻思考。正如彼得斯所言:“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和20世纪末人们对电脑的担心、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各种方式对人们亲临现场机会的剥夺,一直是人们对‘交流’观念进行反思的一个起点。”[1]———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斯甚至认为有史以来,《斐多篇》乃是“第一篇传播学论文”,而苏格拉底则是“第一位传播理论家”。

事实上,在今天看来,上述有关传播问题的思想和言论,由于受到当时相对低下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制约,仍是十分零散和肤浅的,缺乏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学科所必须具备的自觉性、一般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等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古人对于传播问题提出过多少真知灼见,都始终无法将当时的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门传播学。但即便如此,这些非学科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仍然包含了人类在有关传播的认识领域内的许多重要观念的萌芽,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思想源头,同时也说明人们对于传播问题的“侧面”研究由来已久,以至几乎有着与人类的传播实践相等长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虽然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却传承了人类知识发展的诸多成果,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积淀丰厚,源远根深。它在20世纪上半叶的最终形成,从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宏观层面来看,乃是一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必然。

2.交叉性兼有独立性

我们知道,传播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多学科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四大先驱”不约而同地转向传播研究时,他们基于各自的理论和方法,分别在“宣传研究”、“民意研究”、“行为动力研究”和“劝服研究”等领域中找到了传播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结合点,由此构建了传播学最初的研究框架。

事实上,传播学的知识来源除上述学科外,还包括哲学、文学、新闻学,以及自然科学和信息科学等诸多领域。因此,作为一种学科交叉的产物,传播学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在其他学科的边缘地带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尽管到目前为止,专门的传播学院系已在世界各国大学里普遍建立,但正如小约翰所说,这些院系所提供的课程五花八门,涉及大量传播学以外的专业知识,而与传播相关的课程也同时在其他许多院系中开设,其结果就是“当人们告诉你他们是传播专家时,他们几乎没说什么。他们的主要兴趣可能在科学、艺术、数学、文学、生物学或政治上”。[2]8对此,施拉姆似乎早有预感。他在创立传播学之初就已将这门学科称为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和“租界”,并指出:“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3]1这也就是说,传播本身的广泛性决定了传播研究的繁杂性———由于传播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此传播学横断于各门学科之间而与之形成大量交叉亦便成为必然。在这里,学科边界已变得模糊,学科合作则被视为理解传播现象的一条基本途径。

显然,上述状况的尴尬之处在于,传播学的知识资源多元杂陈、流无定所,其学科体系与框架总归难臻严密和完整。那么,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依据又何在呢?笔者认为,尽管传播学的外延在学科交叉的推动下不断扩大,但其内核的固定不变却保证了它的学科地位的合法性。这个内核,与其说是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视角、一种理念:从传播的角度透视社会,将传播看作人类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传播作为人类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社会活动,当然会为有关人类活动的任何研究所触及,但它一旦被从与人类其他活动的交织中抽取出来,我们就能够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清醒意识来梳理并反思“来自于各个学科的学者是怎样描述和解释这一普遍的人类经验的”。[2]3换言之,把传播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系统研究,这既是传播学自创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任何学科的根本原因。

小约翰曾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归纳为“信息的发展”、“阐释和意义的生成”、“信息结构”、“相互作用动力学”、“机构和社会动力学”等,并认为这些理论虽然背景复杂、衍化多端,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研究主题———传播。如果说传播概念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划分,那么传播学在进行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的同时,也以“传播”的名义将那些来源各异的相关知识统摄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自足的研究领域,使自身在学科间的频繁交叉中仍能保持其独立性。

3.应用性兼有理论性

众所周知,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曾受到20世纪上半叶若干重大事件的推动———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历史契机则直接促成了最早一批传播研究的开展。无论是拉斯韦尔对于“珍珠港事件”前后各大报纸宣传口径的“内容分析”、勒温对于家庭主妇看待胰脏食品的态度的“实地调查”,还是霍夫兰对于军训教育影片《我们为何而战》的劝服效果的“控制实验”,无一不是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直接策动下进行的,其目的即是面对特殊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和方案,以供决策者参考。诚如麦奎尔所言:“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紧急期间,国家的物质支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向有关传播的社会影响的研究。这一时期,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科学人才的总动员,其最为深远的结果之一便是创造了新的传播学科。”[3]376

事实上,除国家导向外,各种企业财团、私人机构和民间组织对于美国传播研究的早期发展也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譬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四大先驱”和施拉姆都保持过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它的资助下,包括在传播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播研讨班”在内的各种传播研究机构纷纷得以创建起来,以致罗杰斯说:“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早期传播学就不可能繁荣起来。这个领域就建立在一个由石油所提供的基础之上。”[3]150如果说从无资金资助到由利益集团资助研究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普遍转变,那么作为这一变迁的某项结果,传播学的问世本身就是满足“大众传播业、涉及广告业和面向公众的市场消费品的公司、工会和美国政府”[3]330之需要的产物。可以说,正是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密切联系,决定了美国的传播研究必然追求自身作为一种工具而服务于社会的实用价值———此即拉扎斯菲尔德所谓的“行政主义传播研究”的特点,也是传播学与生俱来的应用性的根源。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传播学具有高度的应用性,但它终究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应用而与理论无涉的学科。事实上,建立传播学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从理论的高度审视、反思和引导我们的传播实践。在这里,批判学派所体现出的欧洲传播研究的理论化取向自不待言,即便是美国实证学派的学者在传播理论的构筑上亦有所建树,无论他们的理论探索多么遵循为现实服务的宗旨。从拉斯韦尔的“5W”到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从勒温的“把关人”到霍夫兰的“一面理与两面理”,理论成果的积累既为传播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也展现出该学科所带有的某种超越于具体实务层面之上的“抽象之思”。从这个意义上讲,相较于传播学这门关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的总规律的科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等———都不过是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在各种不同的传播领域中的具体实现而已。因此,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传播学的实用功能,恐怕就会对其理论抽象的精神实质造成伤害。正如陈力丹所指出的:“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是只看重为具体的利益服务,轻视传播理论的研究;没有系统研究的理念;化约为简单的宣传学,即使是舆论学,也变成了舆论引导研究。现在需要强调:不宜用‘理论联系实际’来规范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危险在于:将传播学研究变成‘实用、管用、易用’的课题。”[4]

4.科学性兼有人文性

艾林曾经谈道:“传播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是以科学分析为特点的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产物。由于把科学实验的调查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前人所未曾探索的社会现象,这就产生了传播研究。”[5]2如果说传播学的问世不乏深厚的学科背景,那么社会科学五大学科(即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在上世纪初叶的形成,的确对像传播学这样的新兴学科产生过支配性的影响,以致后者从一开始就完全承袭了行为主义的研究传统———视“传播”为人类的一种基本行为,并将过去用以研究人类社会行为、心理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和文化行为(这五种行为分别是社会科学五大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各种经验实证的科学方法,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有关人类传播行为的研究中。就此而论,传播学的科学性,显然有其与生俱来的先天基因,根本上是由孕育它的社会科学母体所赋予的:“今日的传播学学科……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早期传播研究中自然地发展出来。这些领域是由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的模仿所构成,其动机是渴望获得科学的尊敬。”[3]517

既然传播学的科学性源自整个社会科学对于科学性的强烈“渴望”,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呢?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居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学科集群,本身就与后两者纠葛不清,由此在因左右逢源而勃然兴起的同时,也面临着无可回避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更是一种社会进程,其所弘扬的实证精神极大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程序和效率的追求,最终在现实的认可中壮大成为规定知识生产逻辑和解释方法范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出于对这种话语霸权的臣服,社会科学在不断趋向“客观”与“精确”的过程里,也试图将自身视作一种“社会算术”,认为“原则上能够通过计算来掌握自然和社会的所有事物”。[6]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归根结底是一个包括研究者本身在内的“人”的集合,而人恰恰是最不可被“计算”的因素,因此作为既受到干扰又起着干扰作用、既为社会所创造又参与创造社会的观察者,社会科学家们不仅无法确保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难以通过将社会科学置于合乎数学规律的因果决定论框架中而证成其精确性。可以说,上述悖论的存在,决定了社会科学无论怎样去争取科学性,都无力挽救其科学性的巨大局限———与自然科学相比,它不过是具有某种科学外形的“准科学”而已。

施拉姆有言:“传播学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们之间的分享信息的关系:谋求信息、劝说、指导、娱乐;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他人和享受到娱乐。”[5]1的确,如果说“传播”的本质乃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构建,那么考察“传播”这一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考察“人”本身,必然涉及人的情感、欲望、习俗、信仰、道德、志趣等等复杂的人文因素。因此,与社会科学诸学科一样,传播学虽号称“科学”,但其实兼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既要探究人类传播的技法和规律,也要追问这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基于以上认识,美国多所大学的传播学院在授予传播学专业学生理学学位的同时,均强调力求让学生在人文领域具有坚实的教育背景;而《传播理论》一书在列举九大传播理论时,甚至将人文理论(包括“符号和语言理论”、“话语理论”、“符号相互作用理论、戏剧主义理论和叙述理论”、“社会和文化现实理论”、“经验和阐释理论”、“批评理论”)的权重提高到了科学理论(包括“系统理论”、“讯息产生理论”、“讯息接收和处理理论”)之上。对此,小约翰的解释是:“传播包括对人怎样创造、交换和解释信息的行为的理解。因此,传播探求把科学和人文方法结合起来。……人文的和科学的理论都必须包括在我们对人类传播知识的无止境的探索中。”[2]17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思维与人文关怀、科学精神与人文理想之间的辩证张力,不仅是传播研究的内在要求,恐怕更是促进传播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

三、在认清学科特性的基础上推进传播学的理论建设

传播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年轻而又古老、变动而又稳定、立足应用而又趋向理论、崇尚科学而又关乎人文。对于这些长短互见、得失相依的复杂学科特性,我们褒贬无益,只能坦然面对。事实上,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对传播学的学科特性问题加以剖析和论证,其目的并不在于要对这些学科特性作出价值判断,而在于澄清这些学科特性之所是。从根本上讲,任何学科的形成都有其特殊的基础和背景,都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其学科特性的生成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作为某个学科的研究者,只能去适应它,而不可能去改变它。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者而言,该学科的学科特性都是预先被给予的———它作为一种规引学科发展方向的先在框架,早已圈定了该学科研究的活动范围。因此,要有效推进某一学科的理论建设,必须首先在该学科的学科特性问题上求得明确的认识。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诸如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积淀深厚的传统学科,无不对本学科的学科特性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对之作出过多方探讨,其表述之丰富令人叹服。相比之下,传播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的后起之秀,对于上述问题既认识不够,也解决不力,不仅无法追步其他兄弟学科,并且还导致了自身在学科认知上的混乱局面,从而阻碍了本科学理论建设的有序发展。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于传播学学科特性的澄清,有助于将该学科的理论建设导入均衡、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此基础上,如何根据传播学自身的运行规律,因势利导,以长济短、化弱为强,有的放矢地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