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传播研究现况与其走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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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作者创作、读者接受的文艺传播过程都在发生剧烈变动,文艺理论研究也不再局限在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当中,美学、语言学、人类学已成为研究者熟练运用的话语体系,只是这些高屋建瓴的话语体系在和本土的、具体的作品、文艺传播现象对接的过程中仍旧停留在“话语”而不是“实践”的层面上,更像是形而上的思辨,而缺少直观的操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科技和大众媒介扩充了文艺和文化消费的形式,文艺作品的创作、传播、解读或者消费形式变幻多端,研究者无法轻易地圈定某种易于限定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大众媒介与文艺作品的关系尚未定论,这不仅影响了研究者对文艺作品创作、传播和解读过程的关注视角,更导致研究者在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上无所适从,如何把当代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中成熟的经验研究(实证研究,即Empiricalresearch)和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哲(美)学、文学等形而上研究方法统合在一起成了文艺理论研究者们难于下手的关键问题。目前国内试图把文艺理论、媒介研究、传播学结合的文艺传播学研究人员并非来自文艺理论界,更多来自于媒介管理运营或媒介效果研究领域,这是文艺理论研究在传统人文主义范式当中徘徊不前的被动结果[1]。

本文在强调操作方法与实践效果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试图将经验研究和纯理论思辨结合起来,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将“媒介”作为关键节点,并链接媒介文化、媒介产业、媒介产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诸多概念,期望实现文艺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抽象与经验/操作层面的并行不悖。

一、研究对象:当代文艺作品与文化产品的关系

首先必须理清作品、产品与大众媒介的关系。文艺作品(works)伴随着报纸、电台、电视、电影和网络为代表的大众媒介逐一诞生而呈现出愈加明显的产品(product)属性,一方面,文艺作品经世致用、立德立言、表情达意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传播、交流、共享的特质,这是“作品”蜕变成为“产品”、“商品”的前提,文艺作品首先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另一方面,进一步说,大众媒介不仅在前工业、工业时代可以为文艺作品提供到达受众的管道,在网络化组织的今天,大众媒介还是文艺作品制作、销售发行、反馈与再加工、批量复制的最佳、甚至唯一方式。

第二,文艺传播正在形成一种媒介文化。自印刷技术出现之后,研究文艺必须关注媒介,关注包括精神交流与作品销售在内的文艺作品的“传播形式”。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Massmedia)兴起之后,不论高雅还是通俗文艺作品都难以离开媒介独立存在,报刊连载小说、长篇评书广播、小说改编电影、电视剧直至今天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脚本、舞台表演与艺术展览,甚至数字虚拟艺术,无不与大众媒介共生共荣,这种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与场所。”[2](P61)

第三,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一种创意产业。本文所使用的文化产业在外延上接近于阿多诺声称的“文化工业”,但在内涵上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丧失了“光晕”的、庸俗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产品及其产业,而是一种类似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审美日常化、传播商业化、流程标准化、产品批量化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产品及其产业。文艺作品就必须成为文化产品,“必须和社会的体验相共鸣,必须吸引大量的受众,”共鸣才能共赢,但共鸣需要技巧,文艺作品若试图在当时取得成功,便必须成为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要么“令人震惊”,要么“与各种惯例决裂”,要么“包含着社会批判”,或者表达进步的“当代观念”。[2](P32)

从实质上看,当代文化产业则是一种创意产业,后者包括却又不限于出版、影视、建筑设计、软件设计、表演艺术[3](序言P12)。创意产业结合了“创意艺术”和“文化工业”的概念,把“艺术(即文化)直接与传媒娱乐(即市场)等大规模产业联系了起来”[3](P5),也就是说,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甚至核心的创意产业既是一个理论与抽象层面的概念,也是一个经验与操作层面的概念:二者分别蕴含着面向文化艺术的人文价值范式,与面向产业市场的经济价值范式。

二、重提马克思: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

根据前述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范式,本文主张将传统的隶属于人文科学的文艺传播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转向综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重视角。首先,皮亚杰认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而“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4](P1),在学科的本体意义上,文艺传播研究既属于人文科学,也属于社会科学;其次,文艺传播研究应当把“各种强有力的研究方法”,包括经验研究、批判理论的视角结合起来,这样可能会“比单一视角中完成的分析更有透视力和更为有益”[2](P46),起码多重视角能激发出更多深知和洞察;第三,波德里亚提出的“内爆”概念在这里意味着学科间差异的消除,内爆后的经济由“文化、政治和其他一些领域构成”,艺术被“融入了政治和经济”[5](P12),而在文艺传播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上,作品和产品,艺术和商业,媒介和文学艺术,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均发生了内爆,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将发生内爆。

那么第一步,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可将文艺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即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范式,定位为结构与能动的关系,人文价值范式是历时性的,是结构化的,难以直接观察,适合运用批判或人文研究,而经济价值范式是共时性的,是功能化的,可以直接观察,适合运用经验研究。

第二步,文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应该包括文艺作品、文艺产品,也包括整个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界定,不仅将作者(制作发行方,即传播者)和读者(受众,即接受者)整合到一起,还把作品(产品,即传播物)和作品传播形式(销售渠道,即媒介)囊括了进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基础结构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由于文艺作品具备意识形态属性,传统文艺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主要集中在以反映论、政治附属、阶级表达的文艺社会学之中。但本文仍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只是把文艺传播学研究中的历时性研究归入文化层面上的上层建筑,而共时性研究归入经济层面上的基础结构,这样便可解决文艺传播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导向问题。所以本文所主张的文艺传播学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将前文所述的人文学科归入到社会学科之后(皮亚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第三步,媒介作为传播研究的核心,也因此而成为文艺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关键节点。第一,媒介研究与传播学研究中经验学派、批判学派视角的分野,暗合了文艺传播学研究中经济价值范式与人文价值范式的差异,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早在1941年提出传播学研究最初分为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个领域,但在当代,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文艺传播研究像媒介研究、传播学研究那样,“回归于一种对原有模式加以重构的理论”将十分有益[2](P89);第二,媒介研究追踪并反思新生事物的特点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文艺传播学研究沉溺于被建构的经典作品的视角呆板与理论迟滞。

三、基于人文与经济双重价值属性的研究范式

波德里亚认为现在的商品不仅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具有“符号价值”,这种象征着“风格、威信、豪华、权力”[5](P5)的标识已经是当代消费和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种符号价值“仍然依赖于物质客体的存在”,“依赖于物质性,依赖于交换、使用和指意过程之间的特殊联系”,所以本文所要阐述的,在研究对象上混合了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文艺传播学,正是基于这种看似两分,实则同一的[符号/物质]与[文化/经济]的双重性质的研究范式。

(一)人文价值与[符号/文化]范式

基于符号/文化的研究范式侧重于解释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当代文化与艺术传播在多媒体的语境下,已经进入了波德里亚所定义的“超真实”状态:“幻象和真实之间的区别,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别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都崩溃了”[5](P52),这种超真实的状态实际上是符号之间的互相指代,正如《指环王》、《哈里波特》同时发行电影、电脑(网络)游戏、书籍、DVD一样,文化产品不仅利用多媒体调动了尽可能多的受众器官,更是一种符号之间,产品之间相互指代、相互印证的“超真实”。

此外,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极度仿真氛围已经让受众变得真假难辨,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被大众媒介所建构,从信息采集到信息加工,从产品制作到产品,从信息反馈到信息重组,都是一种建构之后的结果,以网络文学为例,论坛发贴———网友回复———热贴精华———结集出版———市场反应———继续创作,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模式,优秀的奇幻冒险网络小说如《鬼吹灯》不仅可以出版,还可以改编拍摄电视剧甚至电影,而这个过程当中的原创素材收集,作品生产与,读者反馈,续集作品再发行本质上都是一种媒介化的,经过建构的,确实客观存在着的“超真实”。

那么,在文艺传播学话语实践中的“所指”指的便是当代文艺作品、文化产业背后所暗藏着的,具有潜意识意味的意识形态,即阿尔都塞的著名定义:个体与其实际生存条件间想象性关系的表征。如果说,意识形态这个“所指”通过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这个“能指”进行表达,那么,对于“所指”的揭示在本文看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二元论的阶级分析法是较为有效的把握方式。

布尔迪厄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斗争看作是以科学家、艺术家、教授、新闻记者以及著作家为代表的“新阶级”和以工业所有者、经理人、银行家、法官与贵族们为代表的“旧阶级”之间的斗争[6](P226)。而根据前文所述的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关系,创意阶层就“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教授和科学家”[3](P2)。所以说,研究文艺传播学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在于揭示创意者(作者)和资本家(产业)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对话、谈判、甚至斗争。

文艺理论发展到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文艺传播学也会参考文化研究———文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形态———的研究模式与实践方法。在文艺传播学的领域里,和文化研究类似,“文艺”被视为文化的实践,无法脱离艺术与日常生活与消费而存在。网络小说、影视艺术、舞台艺术、数字虚拟艺术等借助于现代媒介技术,并被“媒介化”的艺术形式都是文化在日常生活、日常消费中的物化或者符号化显现,在当代,它们在被关照的地位上和经典文学、经典造型(平面)艺术理应等同。

文化研究一方面“以实践性目的为准绳”,是“实用的、策略性的”,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打通文艺理论与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的界线”[7](前言P2)。文艺传播学研究在人文价值的层面上平行于文化研究中的话语、大众文化、历史、政策等研究,而在经济价值的层面上则向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看齐。第一,文化研究总体上看是反思性的,其理论来源“直接上溯于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8](P3),所以在人文价值的层面上,文艺传播学同样不会置身于这种思辨、形而上的旨归之外;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媒介生产在文化层面上实际上重演了社会的根本冲突,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对话、谈判、争夺的场所,媒介生产“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要么促进控制,要么赋予个人以抵制和斗争的力量”[2](P73)。所以在接下来即将讨论的经济价值的层面上,运用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让文艺传播学研究思路更加清晰。

(二)经济价值与[物质/经济]范式

参照文化研究,文艺传播学的研究同样可以是经验的、实用性的,非理性主义或者非形而上学的,它的哲学依据是实用主义,依托于多种理论,以期达到詹姆士所说的“有用”或者“起作用”,“实用主义使我们所有的理论都变活了,使它们柔和起来并使每一种理论起作用”[9](P32)。横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艺传播学研究,同样要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9],因此,对于经济的(Economy)、产业的(Industry)、市场的(Marketing)、微观操作层面的经验研究(Empiricalresearch)十分欢迎。

研究者需要关注文化产业、媒介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市场绩效,在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互相渗透过程中,一方面,媒介会通过“外部采购”的形式获取“文化产品”,在媒介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媒介会通过项目合同制的经济手段来控制整个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流程,比如国内一些具有雄厚资本背景的大型文学网站会与网络签约。而个人或者小团队也乐于通过项目合同方式来工作,“这种方式越来越多地为大型商业和公共企业所采纳”,“通过合同而不是控制手段来管理”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内“很多行业所遵循的历史标准”[3](P285)。

另一方面,媒介会运用产业经济学中纵向一体化的战略,即原材料采集、加工制作、销售推广全部自行承担:第一,大众媒介本身即文化艺术产品的制作方,比如BBC既生产幼教和科教节目,也生产纪录片,文化访谈节目;第二,大众媒介能够提供最初始的文艺作品创作素材,比如新闻、评论节目的文字与音视频素材库,这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加工提供了必要前提;第三,大众媒介本身即是文化艺术产品的推广与销售平台,电视购物、在线购物与书评、影评一起既可以促进销售,还可以利用自身的公信力具有背书性质的书籍或影视作品排行榜。仍以网络文学为例,媒介化与产业化的结果使文艺传播学研究者必须关注研究对象的最新动向:

·作者:从作者到、签约作家、职业编剧的转变;从独立创作,到团队创作、工作室创作的转变;由作者创作到作者、读者共同创作的转变。

·创作过程:从单部作品的线性创作到批量作品的并行生产;从手工制作,比如传统手工式的文献研究,到机械复制,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COPY文化;从整体作品的,到基于成本和市场反响考虑的片断作品的试探性。

·作品:从单部作品到作品集、类型作品的;从经典作品到准经典、类经典、畅销作品的转变。

·读者:从接受理论再回归到创作理论,读者和作者的角色正在动态地进行交换。

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在《开放性作品的诗学》中说道:“作者提供给演绎者、表演者、受众的作品是有待完成的作品”,这种开放性作品“因为处于运动之中,其特点是欢迎和作者一起创作作品”[3](P154~155),正因为文化产业的媒介化、媒介产业的创意化、创意产业的网络化,导致了文艺传播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也必须同步地“处于运动之中”。

诚然,当代文艺作品的媒介化、产业化结果,使许多批评家、理论家往往有意无意中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颇有微辞,但克罗齐早就说过,在文学艺术史的研究上,研究者们“首先要肯定他们(即作者和作品,引者注)所做到的事情,而不是他们不想或未能做到的事情,即要肯定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缺点”[10](P173),理论家、批评家们自然具备这种气魄。

四、文艺传播学研究展望

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甚至文化产业发生了转变,文艺传播学是一门创新中的、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必定能够吸引更多方家关注,以媒介为关键节点的文艺传播学将综合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链接媒介文化、媒介产业、媒介产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多重概念与多重视角,当代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在进行媒介研究时十分提倡多视角的方法,他认为“人们手头掌握的理论越多,其所能完成的研究,所能阐述的特定对象和主题就越多”[2](P36、47),文艺传播学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文艺理论和媒介研究的现有成果,必将在兼容性与创新性方面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典范。

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之所以在英美成就辉煌,离不开詹姆士、杜威等人所倡导的以观察、归纳为方法,以实用价值与当世效用为指导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文艺传播学既然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无法再拘泥于欧洲大陆哲学理性、思辨、批判的窠臼,即便是法国人、结构主义符号大师格雷马斯也认为,在研究“某一科学学科的历时性转换”时,“唯一真正的问题是该学科与覆盖同一科学学科领域的前科学认识的理论如何脱钩”,看它何时开始“有效能”并“影响现实”[11](P34),因此本文关注的是文艺传播学如何与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脱钩(但不是脱离),关注文艺传播学如何与社会科学研究建立对话,挣脱方法论的束缚。如此,文艺理论研究方可开创一片更加广阔的新天地。